文化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摘  要：文化记忆能够塑造集体认同，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形成情感凝聚力。文化记忆的核心问题包括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通过文化记忆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能够更清晰地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本质、生成机理以及认同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本质上就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重构，文化记忆的对象是蕴含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符号，文化记忆的实践是通过符号文本的媒介叙述完成的，当今互联网和数字媒介蓬勃发展的时代，尤其需要注重通过媒介仪式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和传播，将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内核通过故事化叙述嵌入到象征符号系统中，通过媒介文本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叙事。

关键词：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冯月季  王丽雅，燕山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下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一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概念、价值内涵、构成要素、实践路径等进行了多维阐释。然而，在诸多研究理论框架中，似尚未见到有人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对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最热门的研究理论之一，文化记忆理论关注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文化记忆理论的这种研究旨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具有高度一致的理论脉络，也从理论角度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的观点。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或许更能够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本质、生成机理以及认同逻辑。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三个：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本文尝试以文化记忆理论的这三个核心问题为线索，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

一、谁在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理论研究历史久远，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传统到18-19世纪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丰硕。然而，直到20世纪初，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才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记忆的这种社会整合功能只有置于群体当中才是可能的，尽管实际当中进行记忆的是个体，但是个体的记忆实践只有植根于群体情境中才能再现或记忆过去。例如，以自传记忆和历史记忆作为对比，历史记忆能够通过节日、庆典和纪念活动等仪式存续下来，而自传记忆如果没有与具有共同经历的人相互交流，记忆就有可能丧失。归根结底，其社会学记忆研究取向所持有的观点是：“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40

上述对集体记忆的社会学阐释指出：正是集体记忆通过象征的形式将人类群体聚合到一起，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具有连续性和稳定结构。为了寻求身份归属感，社会个体必然将自己设想为与他人隶属于同样的群体。也正如鲍曼所说：只有在社群中，社会个体才会感到温暖与爱护，不必遭受外面的风霜冷雨，从而感受到心灵的慰藉^[2]。

因此，集体记忆所获得的身份归属感是产生群体认同的必然逻辑。从时间范畴上来说，集体记忆总是贯穿于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一序列中，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尽管不可能全部重现过去历史的所有细节，但是，那些对于群体成员具有普遍共享意义的事物就会成为全体成员的集体记忆，以至于沉淀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是人类的个体意识之外的“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3]。由对过去的集体记忆而升华的集体无意识，为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历史共在性，相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依靠集体记忆不断在当下再现，并指向对未来美好前景的憧憬和期盼。

依靠集体记忆，群体成员的思维意识被串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时间结构中，从而建构了群体成员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由此，“集体记忆是一个创生、建构、发展、变化、维护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和集体在此来认知、评价、共鸣、认同的过程，形成群体认同感的个体会在认知、评价、态度、情感和行为等方面发生着与群体发展基本一致的走向，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维护表现出相当大的积极主动性，会在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发现其成员思想和态度的整体倾向和特征。……重复激活着群体成员的共享情感，集体记忆由此成为群体认同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有效策略”^[4]。

集体记忆建构的群体成员文化身份认同关涉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这三个问题正好关联着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在历史时空的绵延中，民族群体成员使用共通的语言，具有大致相似的思维方式，共享同一套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看作是一种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某种程度上指的是民族群体成员的思维意识具有超越个体存在之上的“我们”观念，也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民族群体成员的文化身份归属与认知，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民族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在其自我成长、发展的历程中与其他成员之间通过不断交流互动，生成自我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由自我意识到社会意识，民族群体成员自我与他者的世界融为一体生成具有“我们感”的共同体意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存在必须建立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之上，民族群体成员在社会记忆的过程中会将社会秩序和结构引入到内心世界中，并且将社会个体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

学界普遍认为，集体记忆在民族回溯性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下性-社会建构’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特征。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力的民族对过去的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记忆。同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又是在面对现实情境下发生的，为了恰当地处理现实问题时而进行的对过去经验的集体性重构或重新编码。”^[6]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共同的历史经验塑造了具有同一性的民族文化身份。一般认为，民族文化身份包括两个层面：外在的民族形象以及内在的民族价值观。这两个层面都植根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建构并维系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

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其外在的民族形象是在各种历史文本中被叙述出来的，如“龙的传人”“华夏儿女”等具有历史文化蕴含的称谓。“这些象征性的身份表述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和拣选文化符码，并经由历史参与成为人们记忆系统中的‘回忆’‘想象’‘积淀’，成为‘我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7]当然，历史文本中的中华民族外在形象表述并不总是正面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列强的殖民和侵略背景下，中华民族被西方称之为“东亚病夫”“东方睡狮”等。其中，那些具有污名化的外在民族形象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一方面，这种具有污名化的民族形象是对民族自尊的伤害，但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反思与抗争，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有凝聚力。总之，民族集体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了文化根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历史基础与现实依据。

二、记忆什么：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记忆理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记忆什么”指的是记忆的材料和内容，即留存于记忆主体心理意识中的文本是由什么构成的。这实际上论及的是记忆的本体论问题，我们的记忆到底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对象的“记住”，还是心理意识范畴内的一种“回忆”？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335从哈布瓦赫的论述来看，他认为记忆的对象分为两个层面：物质客体与象征符号。

与哈布瓦赫观点稍有不同，也有学者依据身心二元论将记忆的对象分为材料与精神，“精神与材料的区别在于，精神（即使与材料结合）是一种记忆。换句话说，精神是过去与当前针对未来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体当中，精神浓缩了这个材料的各个瞬间，以便应用它们”^[8]。这种观点试图超越传统的身心二元论，认为记忆的材料是形象的集合，是介于“物体”和“表现”之间的存在物。言下之意，记忆的材料并非是纯粹的物质客体，而是被赋予精神含义的象征符号。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记忆的对象既包括物质实体也包括象征符号，而后者更倾向于包含精神含义的象征符号。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根据符号载体的物质性与意义的关系，符号可以分为三种：自然物或事物、人工制造物事物以及人工制造的“纯符号”^[9]。物与符号之间能够相互转化，不管是自然物还是人工制造物，当其被人的意识赋予某种特定的意义之后就转化成了象征符号，例如瓷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

因此，从记忆的本体论来看，无论记忆的对象是物质客体还是象征符号，最终它们能够被人们所记忆，都是因为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即物质客体不再作为纯粹的“物”而存在。从记忆的文化实践来看，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无数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显然并不能全部进入人的意识领域而被记忆，换言之，集体记忆是一个选择和扬弃的过程。从个体记忆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10]当人类群体面对纷繁杂乱的记忆材料时，某些无法产生意义的材料就会被忽视和遗忘，只有那些对人类群体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材料才能被提取和记忆，并且被人类群体意识符号化，而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总是在现实情境中对过去进行回忆、想象和重新塑造，这个意识再现的过程只有通过符号才会发生，因此，“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是记忆研究中的根基性问题，其本质就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予意义的符号”^[11]。

物质形态终究具有不稳定性，可能随时消失，也可能随时被人们遗忘，只有其被符号化之后携带了特定的意义感知才能长久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不但个人记忆需要符号，群体的记忆更依赖于有意义的符号，尤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会创造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这些事物由于历史的记载、传说、文学艺术的描述而变得重要，成为人们集体记忆的象征。雄伟的长城、壮美的三峡、威严的古都长安，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2]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人类就是生活在符号编织的意义之网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思维意识必须以符号为媒介，因此，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符号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符号的形成及其意义体系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根基，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中华文明历史底蕴深厚，所创造的文化符号如璀璨星河，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记忆场”。“‘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使生活在这个传统中的个体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即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之一员的潜力，并在这个群体中学习、记忆、共享一种文化。”^[13]“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的思维意识存在只有借助符号表意才是可能的，符号“对于特定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成员具有共享的意义”^[14]。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认同空间。

中华文化符号按照大的类别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就是我们熟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语言文字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符号系统之一，通过语言文字的沟通和交流，人类的文明得以创造和延续。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符号系统，几千年来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和交流的工具符号，而且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强烈的同质性。从仓颉造字传说可以感知到中华民族先民对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观照以及亲近自然、追求向善、重视人伦礼仪的精神。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质和智慧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渗透在汉字结构中，以汉字为媒介，将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通过文献记载流传下来，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在日常使用和书写表达中一次又一次地将民族群体的思维意识带入到过去真实的历史和经验空间中，不断唤起我们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除了语言符号之外，中华文化系统中的非语言符号对于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建构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如地理空间符号中的长城、长江、黄河，神话传说符号中的盘古、黄帝、大禹，政治象征符号中的秦始皇、唐太宗、孙中山，历史名人符号中的孔子、孟子、庄子，节日仪式符号中的清明、中秋、春节等，这些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以及意义表征将中华民族各群体牢牢凝聚在一起。文化符号就是中华文化认同的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存在的意义根基，“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15]。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中，正是具有共享意义的文化符号充当了维系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必须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根基。

三、如何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符号与媒介叙述

社会学家曾提出这样的追问：“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16]若联系上文得出的结论，这个问题应当这样提出：民族群体创造的文化符号如何被记忆？事物被符号化并不是在瞬间或某个时间点完成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集体记忆同时在两个方向运作，向后和向前。集体记忆不仅重构过去，它又对现在和未来的经验进行组织。”^[17]在这一理论看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只是从共时性角度研究记忆生成的社会基础，而欠缺从历时性角度探讨记忆建构的文化身份连续性。文化记忆不仅具有共时性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具有历时性的历史传承性，“文化记忆建立在过去历史中某个特定的焦点事件上，通过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而凝结成了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因此，它是依靠文化符号来传承的。文化符号既保证了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又使文化连续性的特征在文化记忆中体现出来”^[18]。

换言之，文化记忆的实践是通过符号的存储、重构和再现完成的，这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这一符号化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记忆从存储到重建，是一股潜流，它在我们的头脑和意识中悄然发生；其二，记忆从心理实在到经验活动，又是逐渐呈现和演示的，它只有借助‘被言说’或‘被表述’才能成为一种确定的形式，从而才能为我们所认识……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过程。”^[19]因此，记忆的符号化过程就是记忆的文本化以及记忆文本通过媒介叙述的过程，这一理论将文化记忆称之为“交流记忆”，意思是记忆只有通过群体成员的思想交流才能得以维系和延续，这恰恰印证了符号只有通过媒介传播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凸显其意义的本质。

文化记忆的符号化探讨的就是记忆文本媒介叙述性，叙述之于人类社会而言极为重要：叙述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某种故事的叙述性^[20]。甚至有学者认为人类认知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叙述，“正是通过叙述让我们得以接近作为道德根源的善”^[21]。与个体叙述相比，群体认同更依赖文化记忆符号的叙述，“民族和国家通过叙述这一凝聚性结构把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文化共同体”^[22]。民族共同体有了身份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意义根基，共同体成员能够在文化符号叙述，框架内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力由此得到提升。

符号叙述并不完全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正如文化记忆一样，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以长城文化符号为例，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象征符号，长城的价值蕴含经由媒介的叙述从古至今不断发生流变。长城修建之初被用作抵御北方胡人南下侵袭的军事防御工事，凸显的是其作为保卫华夏中原的军事价值。但军事对抗也无法隔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除军事防御功能之外，长城也成为维系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联结的纽带，不同文化形态之间交流融合，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得到强化，长城内外是故乡，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萌生了最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国之后，随着现代民族观念开始兴起，长城成为护佑华夏的屏障，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充满智慧的象征。抗日战争中，长城的这种文化符号意义得到空前的强化和渲染，在各种媒介文本叙述中，长城被赋予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精诚团结、捍卫家园的形象，尤其是“血肉长城”的称谓更使得长城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符号。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长城文化符号蕴含的价值依然得到不断的叙述和意义阐释，成为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重要象征。

文化记忆借助文本、意象、仪式等文化符号叙述离不开媒介的传播，也就是说，文化记忆必须首先以媒介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才能为人们接受，“文化记忆的内容只有借助媒介才能过渡和转换成文化层面的集体记忆，为个体所分享，并发挥其作用”^[23]。同样以长城文化符号为例，抗日战争时期“长城抗战”的事迹通过报纸、广播、宣传画等媒介传播为全国人民熟知，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激发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决心和意志；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望长城》《长城：中国的故事》等优秀纪录片，从更为宏观的视野和深邃的历史视角追溯了长城在华夏文明延续和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记忆理论曾着重论述了媒介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媒介和记忆的隐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系。”^[24]文字、图像、图书馆、博物馆、身体、地点等都是文化记忆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在当今互联网和数字媒介蓬勃发展的时代，尤其需要注重通过媒介仪式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和传播，将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内核通过故事化叙述嵌入到象征符号系统中，通过媒介文本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叙事。

通过符号叙述建构的文化记忆就不再是停留在客观表象的描述，而主要体现为一种情感认同和凝聚，“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25]。符号具有强烈的情绪唤起和情感渲染功能，“语言符号的真正意义不单单是去描述事物，而且同时是要唤起人类的情感”^[26]。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其历史基础还是现实情境，本真上都属于民族文化符号通过媒介文本的叙述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认同。“情感认同作为一种最真实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认知，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心理特质的彰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27]只有这种超越个体利益和情感维度基础之上的普遍的情感共鸣，才能形成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记忆框架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才具有稳定的情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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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