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地特色城镇转型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以湖南省湘西州浦市镇为例

摘  要：西南山地小城镇由于基础、资源、区位、人才等原因，发展相对滞后，无法走东南和华南小城镇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湘西泸溪县浦市镇在前工业社会时期，因便利的水路交通，成为沅水流域繁华的商业集镇。清末逐渐向现代工商市镇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曾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建设。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集镇企业由于资源枯竭、生态破坏、人口流动等原因纷纷倒闭，工业化城镇建设难以为继。21世纪，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发展推动下，浦市以历史文化名镇、旅游名镇为目标建设特色小城镇取得成效。西南山地小城镇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有利于探讨小城镇如何实现产业、人才、文化振兴，国家、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如何共建共治共享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小城镇，辐射带动乡村振兴。

关键词：西南山地; 特色小城镇; 转型; 发展; 启示

作者：李然 中南民族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小城镇介于都市与乡村之间，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大战略”成为国家推动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1]增强小城镇的服务功能，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小城镇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落实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与作用^[2]。乡村振兴不能单纯局限于农村，还要依托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辐射带动乡村振兴^[3]。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小城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小城镇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4]

费孝通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新开拓”“小城镇再探索”系列论述，“从理论上初步概括出了江南小城镇发展的模式，即‘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5]，以乡村工业化以及城镇化为路径，以“志在富民”为根本目标，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以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在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华北、中东南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各地涌现出“城市辐射型（京津冀、长三角）、乡镇企业推动型（苏南模式）、民营经济主导型（温州模式）、外资驱动型（珠三角地区）等多种经典小城镇发展模式”^[2]。但西南山地小城镇由于基础、资源、区位、人才等原因，发展相对滞后。有学者认为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发展理论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面临着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冲突的困境。“中西部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乡镇工业基础薄弱，农村的各种利益主体无力承担建设小城镇的目标”，“经典小城镇理论提倡的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小城镇化的模式不能适应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际,这些地区的农村现代化应该另寻出路”^[5]。一些学者立足田野调查，探讨西南地区小城镇特殊的发展路径。如民族地区要形成本地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因子，开辟国际化的特色发展道路^[7]；要以旅游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利用特色资源引导产业的发展，发展交通，形成集聚^[8]；要保护历史文化空间，传承民族文化，改善经济与民生，将民族特色古镇转化为现代化美丽城镇^[9]。

上述研究多是基于共时性分析，为西南山地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提供策略性建议。西南地区小城镇有着悠久的独特发展历程。通过长时段的考察，选择典型案例对西南地区小城镇转型与发展历程及路径的历史考察和经验总结，有利于探讨小城镇如何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小城镇，辐射带动乡村振兴。

浦市镇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东南部。明清时期，浦市是西南重要的商贸古镇，是周边以及云、贵、川毗邻地区农村土特产和京广杂货的集散转运地。浦市镇现辖24个行政村，4个社区居委会，14981户，6.8万人，常住人口4.2万人。浦市少数民族占总人口70%以上，历史底蕴厚重，民族文化特色鲜明，先后被评为湘西州级（2004年）、省级（2009年）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010年），湖南省级新型城镇化试点乡镇（2015年），湖南省美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2017年），湖南省“经典文化村镇”（2017年），湖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8年）。浦市镇是湖南省旅游重镇，国家AAAA级景区（2016年）。

二、浦市镇发展与转型的历程

（一）明清时期的传统商贸市镇

浦市占据沅水水运优势，有着悠久的商贸发展史。明清时期，沅水流域形成了以沅水为交通网络的铜仁、里耶、洪江、托口、茶峒、浦市、大江口、陬市等众多码头集市，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日渐成熟的流域集市体系^[10]。明清时期，浦市商业兴旺，水运发达，商品运往辰溪、溆浦、洪江乃至滇、黔边境，或由骡马挑夫行走驿道，运往凤凰、乾州、川黔边境，成为当年极为繁华的区域商贸中心^[11]。浦市交易商品种类繁多，为木材、桐油、丹砂、白蜡的主要集散地。浦市桐油、鞭炮、白蜡、柑桔、烟草、莲藕等特产享誉全国。清乾隆《泸溪县志》卷五《坊市》载：“据水陆之会，百资所集，四方商贾辐辏焉。街衢纵横，居民率弃本逐末……，上自洪江、下至常德府，浦市居中，为大镇矣。”清嘉庆时有商户数千家，仅客籍会馆就达48所^[12]。

清咸丰年间，浦市已开始向工商业产品基地发展。冶铁业尤其发达。据民国九年（1920年）廖名缙的《入云山复修水星阁记》载：浦市“以产铁闻名海内，峨舸巨艑，放洞庭，下长江，列夏口（汉口），灌输乎东南之大半。有市之人坑冶起家，蹛财导数十万者，踵相错也”^[13]。桐油在清末极盛，近销常德、汉口，远达上海^[14]179。商业繁荣带动了浦市城镇建设。明清至民国时期，古镇曾建有三条商贸古街、六座古戏楼、十三省会馆、二十多座货运码头、四十五条巷弄、七十二个寺庙、九十多个坊以及一千多栋窨子屋。浦市街区鼎盛时期总人口在七千人以上^[15]176。

（二）民国时期发达的工商业市镇

民国时期，湘西水陆交通改善，地处水陆交通要道的浦市繁荣程度超过了历史时期。浦市镇商业辐射面超过县境、省界，由最初的各种商品集散地发展成为沅江中游的小镇^[16]。集市上各种行业和手工业作坊应运而生，如冶铁、桐油加工、农具打制、造纸、印刷、酿酒、竹木器制作等行业就达64家^[15]188。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民众的涌入以及一些机关、学校、医院迁入和军队驻扎，浦市常住人口增加了三千多人（不包括无户籍的流动人口）。仅新开的茶馆、酒楼就有四十多家，各种作坊增加六十多家，还有戏院、澡堂、旅舍、客栈共三十余家。当时人们称浦市为“小南京”^[17]。

（三）新中国成立后工业重镇的兴盛与衰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沅水流域水电开发和湘西地区公路铁路的发展，沅水水运交通网络衰落，沅陵、泸溪、浦市、辰溪、洪江等集市的商业地位逐渐下降。但中心市场因其在集市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层级和更高的中心地类型特征，更容易实现转型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浦市镇这类中心集镇开始向综合性现代工业化城镇转型。政府先后改办和创办了浦市陶瓷厂和浦市电厂、浦市伞厂，成立浦市鞭炮合作社。20世纪50年代，全镇从事鞭炮业的商户达百余户，商店250多家。因浦市经济活跃，税收额大，县税务局设在浦市，税务所设在县城。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山区的各级各类集镇普遍朝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发展。这种转型与发展是商贸功能在当代的延续，一方面拓展了集市商品与服务对外流动的范围，另一方面工业化、规模化的商品及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也增强了对属地的辐射能力。改革开放后，浦市建起了全县最大的商场——浦市商场和浦市供销社。每逢赶场，万人云集，每场成交额达十多万元。20世纪80年代，浦市工业迅速崛起，发展成为泸溪县工业支柱。泸溪县在此办有浦市化工总厂、县氮肥厂、县耐火材料厂、县鞭炮厂、县皮件厂、电镀厂、磷酸氢钙厂等27家^[18]739。规模较大的有浦市化工总厂、泸溪县氮肥厂、泸溪县耐火材料厂等。龙头企业浦市化工总厂是以生产化工原料为主，兼有冶金、建材产品的综合性工业企业，各类产品16种，畅销国内外^[15]194-196。浦市镇成为沅水流域的工业重镇。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920万元，年税收约占全县总税收的1/3。20世纪90年代被评为全州乡镇企业总产值过亿元乡镇、全州乡镇企业十强乡镇。2001年，乡镇企业达1121个，从业人员2820人，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的58．2%^[18]739。城镇职能不断完善，有县直、镇直单位80多个，各类企业70多家，有中小学7所，医院2所，还有敬老院、电影院、文化馆、新华书店等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浦市化工总厂为代表的浦市工业逐渐走向衰落。浦市化工总厂快速发展期曾有职工五六千人，集镇大多数居民成为“浦化人”。1990年后，因国有企业改制、管理不善、矿产资源枯竭和环保标准提高，浦市化工总厂生产成本不断提高，难以为继，最终于2005年宣告破产。

（四）21世纪特色小城镇的探索

21世纪初，浦市开始把目光转向旅游业，发展模式也发生巨变。浦市镇历史文物丰富，2004、2009、2010年分别被评为州级、省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遗产保护成为浦市镇的重要发展目标。泸溪县政府划定了以浦市历史镇区为重点的保护范围，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整体风貌、山水空间格局进行整体保护。浦市实施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引导居民修复特色民居80余栋，新建房仿古改造100余栋，对太平街、上正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物改造26栋。集镇成为民族文化保护和开发的中心。浦市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浦市镇在游客中心设立非遗展示馆，踏虎凿花工作室、王记秤杆等非遗传习基地，另有万寿宫辰河高腔表演和李家祠堂傩戏等特色演艺产品。各种非遗传习所、传承基地建于集镇之中，成为了解、学习和展演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古镇发展目标定位于休闲慢生活民俗风情古镇。泸溪县政府在浦市镇成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古镇旅游发展。浦市镇与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师范大学合作，成立浦市历史文化研究院，挖掘古镇商贸文化、建筑文化和巫傩文化。在三大古街、吉家头、游客中心等地引导特色商品店铺、客栈及特色酒店50余家入驻。成功打造了河堤古城墙、万寿宫演艺基地、严如熤展示馆、太平街非遗展示区、吉家大院、万荷园生态观光公园、青莲世弟茶书院、湘西版画院、李家书院、大码头、周家大院、钱庄镖局、吉氏宗祠（国民党陆军监狱旧址）、浦市印象、李家祠堂喜宴文化展示馆等特色旅游景点。

浦市古镇旅游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浦市镇2015、2016、2017、2018年分别接待游客60、68．2、79．9、95．6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5000万元、9800万元、2.6亿元、2.64亿元。浦市镇2010年被评为湖南省旅游重镇，2016年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2017年获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第三届湖南省美丽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三、西南山地特色小城镇转型与发展的启示

（一）激活优势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增强小城镇发展内生动力

1.激活资源要素，形成优势产业。产业兴旺是特色小城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浦市镇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于因时而变，不断激活本身及其属地的交通、物产与文化资源，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明清时期，浦市镇利用沅水航运优势，大力发展商贸业。商贸网络沟通了武陵山区与长江中下游、岭南、东南沿海及云贵间的联系。云贵及湘西等西南地区的桐油、木材、铁矿等资源，经过浦市转运站经销到汉口、广州、杭州等重要通商口岸。布匹、京广杂货、工业产品、瓷器、白银等也通过浦市等集市转运进入西南地区。商业贸易激活了浦市物产资源的开发，形成特色优势产业。如浦市将云贵等地的蜡虫与本地的蜡结合，培育起白蜡产业^[15]178-179。浦市近郊产铁矿，明末清初浦市坑铁冶炼发展，获利数十万银的有几十家^[14]297-302。近现代以来，随着外来资本、技术和人口输入，浦市镇从传统商贸业向商业、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发展，成为沅水流域工业重镇。

21世纪，浦市水运优势消失、矿产资源枯竭、工业衰败后，又依靠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业转型。浦市旅游开发带动了个性化服务业发展，浦市镇人纷纷投入旅游业行列，开始从事服务业,如开旅馆、饭店、茶馆和农家乐以及从事旅游讲解等。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变成了文化资本，知识对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源泉^[19]。浦市人开始关注传统工艺开发，通过文化创意实现传统文化转型发展。如经营奇石、绘画和民间工艺（鳌山灯）的“艺木子工作室”；在李氏家族老宅院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新式茶馆青莲世弟茶书院；具有地方特色注重创意的和美“遇见”，新开溪山行、醉浦市等精品民宿，都是依托浦市镇老宅院传统风貌和文化底蕴，增加现代元素，带给游客舒适的体验。

旅游业正在经历从工业社会注重单一经济收益向后工业社会注重经济和文化双重效益转型。后工业时代，旅游业以互动、参与以及文化性强的旅游产品为特征,注重游客体验和感受，逐步向体验式旅游模式发展^[20]。另外，休闲经济在人们生活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1]。因此，西南地区小城镇的旅游业要充分挖掘商贸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资源，与独特的山水自然资源和农林特产资源相结合，通过文化创意，打造互动性强、参与面广的旅游商品和服务项目。如开展研学游、文化体验游、文化休闲游、康养休闲游等多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并通过旅游业带动传统农林产业向商业化、专业化转型。

2.汇聚人口，激活主体，促进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小城镇的功能在于汇聚与流通。人口增加既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动力。城镇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商人、匠人进入，并带来了资本、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浦市镇早期商贸业发展得益于四方移民及其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理念。如在浦市和辰州、沅州、安江、洪江等集市，江西移民聚集的街区被称为“江西街”。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商人群体的到来，推动了浦市各行各业蓬勃发展。他们先是开采铁矿卖往各地，后又做转口贸易，将上游的盐、木材、桐油、朱砂卖给下游，将下游的米粮、布匹、瓷器以及杂货卖给上游。当代旅游发展后，在外务工居民开始返乡，以开办民宿、酒吧、商店等不同形式参与旅游发展；很多外来企业、科教单位、商贩也参与其中。

前工业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经验和常识，工业社会注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后工业社会更加注重理论知识的应用。当前，西南山区小城镇应不断对自身资源再挖掘再认识，结合现代科技与理念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小城镇综合服务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同时，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小城镇建设，以人才汇聚推动和保障小城镇发展，增强小城镇的自我发展动力。

3.城乡要素互动，促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小城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有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交换，才能促进城乡产业良性互动。明清时期，浦市工商业促进了周边农业发展和市场兴旺，市面上呈现“千猪百羊万担米，水泄不通犁头嘴（集镇中心交易区）”的繁荣景象。浦市都歧苗寨生产的鞭炮纸、烧纸、火煤纸、草纸、写字的老帘纸、衬糊油篓的皮纸等成为集市重要商品。浦市鞭炮业兴盛，邻近农民闲时也投入这一行业。浦市甜橙清代已远销省内外。清道光、咸丰年间，浦市养猪业培育出的优良品种铁壳猪远销湘西各县^[15]179。

小城镇通过集市贸易发展促进基层市场社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使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形成一个以集市为中心的产业共同体和市场共同体。在当前小城镇化快速发展与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应进一步增强其辐射带动农村的能力，重塑城乡关系，以镇带村、以村促镇，推动镇村产业联动发展。

4.拓宽市场，建立稳定通达的商贸网络。每一个经济区域都有其自身的经济结构。根据施坚雅的区域系统中心地层级分析，城市层级依次为一般集镇、中等集镇、中心集镇、地方级城市、区域性城市和全国性大城市。每个中心地或市场、城市都有自己所辐射的范围：基层市场区域、中间市场区域、中心市场区域、城市贸易区域、地区贸易区域^[22]。浦市在沅水流域属于中心集镇，清代在湘西范围内，陆路西可通乾州厅、凤凰厅，至沅陵、辰溪，水路、陆路均可；至泸溪县水路、陆路亦可，有沅江水路及大小两条陆路；南至怀化洪江等商城也有三条陆路^[16]16。浦市与苗疆腹地的凤凰厅、乾州厅等厅县域乡村建立了稳固的商品流通通道。浦市依托中国中部地区“黄金通道”“赣江-长江-洞庭-沅水”水道与里耶、茶峒、王村等集镇一道，沟通了武陵山区和洞庭湖、长江中下游各大城镇以及岭南的联系，成为湘西、黔东北和鄂西南的区域商业中心。

近现代，浦市也通过英、美、日在汉口、岳州、长沙等设立的商行与炼油厂，建立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湘西的洪江、浦市、泸溪、所里、乾州、沅陵、王村、永顺、保靖等集镇成为武陵山区重要的桐油出口基地。湘西地区桐油经由沅、澧水转运至汉口并售与外商加工提炼，然后销往欧美日国际市场。

新中国成立后，浦市化工总厂、氮肥厂、耐火材料厂、民族皮件厂的工业产品不仅行销湘鄂川黔四省，还远销全国各地，并在海口、广州设立办事处办理进出口业务。新世纪，在交通优势丧失和传统商贸网络萎缩的背景下，浦市人利用互联网拓展商业网络。如中正街邓婆糍粑铺平均每天卖出三千多个糍粑，线上订单从附近省市扩大到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新疆等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集镇贸易面临着巨大挑战。交通条件改变使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处于市场边缘地位，无力与大城市和互联网商业竞争。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了集镇与乡村的空心化。因此，迫切需要利用现代科技和组织形式积极引导集市转型和发展，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当下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背景下，西南地区小城镇应准确定位自身在区域经济体系和城镇体系中的层级与位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小城镇，培育特色商贸小镇。

（二）文化铸魂凝神，增强小城镇发展底蕴

1.文化是城镇的灵魂。区域间、城乡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不仅增添了城镇文化魅力，也是小城镇发展不竭的动力。浦市镇会馆、寺庙林立，多元文化汇聚，有各地会馆10所、寺庙71座，土地堂72座^[15]183。会馆、庙宇等是多元地域文化、宗教文化、行业文化的汇集。浦市镇一年四季祭祀活动接连不断，大规模集体仪式活动有“三月抬黑龙”“七月盂兰会”“祭白帝天王”^[15]185。庙宇及其祭祀仪式活动既是文化景观，也是市镇社区内部秩序的表征，作为祭仪的民俗也是一种文化整合手段。

2.小城镇是乡村社会文明教化的中心。历来地方政府重视通过在集镇设立学校对民众进行教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泸溪县知县施启宇自捐俸金，在浦市设义学一所。民国时期，一些会馆和寺庙逐渐改做书院和办学校之用。如江西的金鸡会馆和豫章会馆，就分别办过金鸡书院和豫章小学；上方寺设立过“安江高等农业学校”和中心小学；文昌阁办过志仁中学等。新中国成立后，浦市留存的一些馆庙，有的办了学校，有的做了仓库，有的设了剧院^[23]。

小城镇通常也是文化娱乐中心。集市通过歌舞、戏曲的展演，文艺社团的组织，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在娱乐中达成对民众的教化。如泸溪浦市48本目连剧本（辰河戏），主要内容是忠、孝、节、仁、义，劝人行善。清同治版《湖南通志》载：“浦市产高腔，虽三岁孩童亦知曲词。”浦市传统的坐堂戏、扎故事十分流行。全镇开办有39家茶馆，天天爆满。浦市每年“龙船节”举行传统爬龙船活动，参与人数成千上万。

3.小城镇是跨越民族边界进行经济交流的主要场域，又是民族文化展演和融汇的舞台。各族民众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活动时，也有民族文化的互动。为了顺利完成交易活动，不同民族必须学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交易方式和文化观念。湘西“泸溪仡佬”经常入市交易，能娴熟地使用客话和苗语，以致于被视为“非苗非土，盖别为一种类也”^[24]。

4.国家将小城镇作为文化的集装箱，实现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整合。小城镇及其乡村组成的基层市场社区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最精妙的手段就是在集市通过宗教文化来整合。如会馆除了具有同乡或同业集会、食宿作用外，还兼作敬神之用，每座会馆都塑有神佛像。中国城市宇宙论是由取自“大传统”核心思想的要素所构成，并时时为假借于农村的“小传统”所丰富^[25]。浦市寺庙中，儒家、佛教、道教和地域民间信仰杂糅。政府官员往往高度重视寺庙的建立与节庆仪式的操持，将其作为宣扬国家权力和施行文化教化的重要契机。基于集市的民间信仰，民众也会组建一个关系网，开展互助。更多的时候，在集市场域中，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征用。在当代古镇文化品牌打造和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也通过对踏虎凿花、苗族数纱、菊花石雕、辰河高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新阐释以及开发利用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端午节、中元节等节庆活动，促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宜业宜居美好家园

1.政府引导集镇建设与管理。明清以来，浦市所属政府和官员都注重集镇建设，曾形成“泸（溪）沅（陵）交管”的局面。民国时期，泸溪县在浦市单独建立镇级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浦市成立工商业联合会，鼓励私商恢复开业，并提供贷款扶助工商业者，福顺、利民、大公等100多家商店积极开业^[14]352。商品物资的管理由县计划委员会负责。1951年3月成立工商科。1953年后，县工商科委托工商联和供销社协助管理市场、维护秩序。

当代小城镇建设和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在人居环境改善、城镇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资本优势，创建旅游名镇。浦市古镇旅游的开发与管理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政府投入巨资开发旅游。其中，县发改局浦市古镇旅游景点基础设施专项基金3000万元，对接配套贷款3亿元；浦市少数民族特色小镇专项建设基金7500万元；通过国家财政部PPP示范项目获总投资约20亿，获省旅游局奖补资金700万元，住建局棚改和保障房专项资金1亿元，民族事务局特色民居专项资金500万元，发改局专项资金1000万元，申报建行贷款1.5亿元。

2.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小城镇建设与治理。小城镇中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与阶层的人民以市场规制为基础，组成一个市场社区共同体。小城镇商贸运转和秩序维持，无不有赖于社区内部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合作。如清代浦市镇市场内江西帮的瓷器、沿海盐帮的盐庄、北方的羊皮羊毛帮、川黔的竹木帮等行帮自觉分区经营。浦市廉姓富孀婆媳二人捐资兴建码头后，各商号、客帮纷纷效法，合资或独资修建各自的码头。浦市拥有船货码头、官府“驿码头”、“渔业码头”、公共码头共计23座，形成沅水流域独一无二的“码头群”^[15]188。

当代古镇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也得益于古镇文化精英和普通居民的参与。一些文化精英挖掘整理传统文化,主动做免费导游讲解浦市镇历史文化。老年协会向古镇居民宣传相关知识，撰写有关于浦市的戏曲歌词。浦市镇居民自发地投入到浦市镇的旅游发展中。古镇吉家头居民牵头筹资成立了“泸溪县万荷园乡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众多专家学者、作家、摄影师等纷纷进入浦市，研究浦市镇的建筑风格、民俗、传统工艺。

小城镇社区也形成了自身的传统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组织和网络。会馆是古代商人联络乡谊的桥梁，沟通故乡情怀的纽带。城镇“各省和各地区间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互相帮助，共同抵御外来势力。而对乡土的眷恋和共同本土信仰的因素，使这种组织以会馆及相应的庙会形式出现”^[26]。清代浦市镇“十三省会馆林立”。会馆一是以“同乡”共同创办，二是以行业种类创建，与行政、军事衙门有着密切联系。会馆除了方便管理和商人们交流，每个会馆都有规约规范市场，调解纠纷。如江西会馆会首召集集镇商家和客户,成功地处理了“聂宝兴”和“益福兴”两个商号之间的贸易纠纷，在当地传为佳话。

浦市的江西会馆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联谊同乡、聚会议事、处理纠纷、沟通地方等方面为江西商人提供了一个社会支持网络。江西会馆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和公益活动，创办过义学、豫章学校。在抗战时期承担了安置内迁军民的任务，并在万寿宫内开办了教养院。会馆是联谊同乡的聚会场所，祭祀乡神的公共祠庙，共谋发展的商业组织，传播戏曲的文化阵地，甚至还是管理地方商民的自治机构。这种依地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曾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1936年秋，浦市商会会长熊百川根据人们的要求，征得地方乡绅及殷实富户的同意，由全镇大小商号、富户，按各自不同的经济状况，捐款集资，呈请泸溪县府和第九区行政专员公署批准，组建浦市地方自卫武装力量“浦市商团”^[27]。新世纪，在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中，浦市老年协会在古镇环境整治、维持摊点经营秩序、协调化解遗产保护开发和民居改造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浦市镇的发展经历了前工业社会的商贸古镇、工业社会的工业重镇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特色小城镇发展历程。明清时期，浦市镇凭借水运发展成为沅水流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发展为前工业社会时期湘西地区的商贸集镇。清末民初，浦市镇开始由传统商贸集镇向现代工商市镇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浦市镇大力发展工矿产业，成为湘西的工业重镇。从21世纪开始，随着传统工业开始衰落，浦市镇积极开展历史文化保护，大力发展民族旅游、文化产业，建设民族特色小城镇，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西南山地小城镇经历了传统商贸产业和工业化发展的兴盛与衰落。实践证明，当代西南地区小城镇应依托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生态资源，发展旅游、康养、休闲、文化等产业，超越传统工业化的城镇发展路径，走后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人们通常认为后工业社会只是在西方工业化高度发展后出现的一种城镇或社会发展趋势。浦市这样西南山地特色小城镇正在经历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也出现了一些类似后工业社会的变化或现象。后工业社会不仅是服务社会，还是一个公众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多元化不同^[28]。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社会治理中^[29]，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30]。因此，政府应通过引导和协调，为多种组织提供社会治理的环境，为这些组织提供支持，形成国家、市场和基层群众组织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促进小城镇及其镇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李寅峰、马惠娣.特色小镇”建设热中的冷思考——“特色小镇”建设中的文化汲取与传承[J].治理研究，2018（3）：113-121.

[2]  樊正强.加快小城镇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N].光明日报，2018-04-03(14).

[3]  朱建江.乡村振兴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2.

[4]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KG*2〗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EB/OL］．（2021-02-21）[2022-06-07].http://www.gov.cn/zhengce/2021-02/21/content_5588098.htm.

[5]   王星.经典小城镇理论的现实困境——重读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四记》[J].社会科学评论，2006（2）：18-24.

[6]  沈关宝.《小城镇 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4（1）：1-9+241.

[7]  房冠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J].民族研究，2015（1）：13-24+123-124.

[8]  黄柏权.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的三大路径选择[N].中国民族报，2012-05-11(5).

[9]  李然，魏晨曦.武陵山区民族特色古镇的保护与建设[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78-82.

[10]  廖家文.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辰溪[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6.

[11]  王贤辉.明清洪江商帮[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35．

[12]  廖报白.湘西简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131.

[13]  政协泸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泸溪县县志编纂办公室.泸溪历代大事记[M]//泸溪文史:第7辑.泸溪：[出版者不详]，1992：25.

[14]  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泸溪县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15]  政协湘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湘西文史资料：第22-23辑[M].吉首：[出版者不详]，1991.

[16]  孔觅.清代浦市城镇商业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13.

[17]  政协湘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湘西文史资料：第11辑[M].吉首：[出版者不详]，1988：126.

[18]  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泸溪县志（1986-2001）[M].北京：中国图书出版社，2005.

[19]  王善博.贝尔的中轴原理及其理论意义[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65-68.

[20]  谢维新，赵萍.后工业时代旅游业转型初探[J].当代经理人,2005(3)：210.

[21]  黄圳彬.后工业时代下中国休闲经济发展前瞻[J].现代营销,2015(11)：13-14.

[22]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

[23]  政协湘西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湘西文史资料：第4辑[M].保靖：[出版者不详]，1985：125.

[24]  严如熤.严如熤集：二[M].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长沙：岳麓书社，2013：576.

[25]  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论[M]//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38.

[26]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07.

[27]  泸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泸溪文史资料：第5辑[M].泸溪：[出版者不详]，1990：175-176.

[28]  张树杰.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及对中国“新型工业化社会”的启示[D].聊城：聊城大学，2010.

[29]  王锋.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J].行政论坛，2018（5）：66-72.

[30]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5-447.

(责任编辑  程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