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歌谣: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话语
摘 要：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是中国共产党人宣传革命、进行斗争的武器，反映了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公正平等、共同富裕的共同体生活。革命歌谣包含的“正义”与“善”彰显中国共产党与各族人民价值共识的信仰力量。根据地的革命歌谣运动始终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积极运用传统民间歌谣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资源，开创民间文艺大众化的新局面。革命歌谣继承民间歌谣通俗易懂、晓畅明了、朗朗上口的传统特质，将革命生活融入其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理念融入其中，实现革命歌谣服务人民、服务革命斗争、服务共同奋斗目标。革命歌谣承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体现求得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理想，在革命斗争中培育、滋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革命歌谣
作者：王 丹 中央民族大学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引领的共同体建构之源。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2]，也是共同体建构的有机力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广大军民创作和传唱了数量丰富、风格明快、曲调激昂、寓理于歌的革命歌谣。通过唱述中国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通过塑造朴实睿智的英雄形象，通过易于传唱、易于接受的方式传播革命理论，这些歌谣成为进步事业的有力推手，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促使社会大多数的农民为了自身解放，为了国家强盛，紧紧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听党话、跟党走。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人民的文艺”——民间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借助民间文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感染民众，教育民众，追求人类解放事业，达到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针对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明确指出“革命歌谣简直没有”[4]744，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4]747，并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过教材，作为鼓舞革命斗志、播撒革命火种的工具。当时，在红军里有专门编创歌谣的文艺队，彭湃、方志敏、韦拔群等革命领导人都曾借鉴传统民间歌谣编写革命歌谣。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依凭丰厚的地方歌唱传统，适应革命需要，不断创新的时代产物。这些革命歌谣继承民间歌谣大众化的形式，全面、真实、鲜活地反映革命生活、革命精神，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凝聚成更为强大、更有粘性的共同体。
一、共同体的文化土壤：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歌谣传统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于1927年开始创建，包括今洪湖、监利、沔阳（仙桃）、鹤峰、桑植、巴东、秭归、兴山、房县、均县、保康、襄阳、枣阳、宣城、荆门、当阳、远安、枝江、宜都、华容、南县等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1934年前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它以湖南大庸、永顺、龙山、桑植为中心，包括湖南保靖、慈利，湖北宣恩、咸丰，重庆酉阳、秀山，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等地区。两个根据地所在区域内武陵山、大巴山连绵起伏，长江、澧水、酉水、清江、乌江等河流贯穿其间，山高水深，交通闭塞，具有开展革命斗争的优势，利于工农红军的生息发展。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居住着土家族、苗族、汉族、白族、侗族、瑶族等各族人民，乡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当时“那里经济上的特点，大部分是自然经济。在反动统治之下，受着极残酷的剥削，甚至是农奴式的剥削，群众过着极苦的生活，甚至不吃油盐”[5]，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无法得到保障。恶劣的自然条件、深重的阶级压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山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世代生活极为穷困。正如《苦人泡在苦水里》唱道：“高山岭上一窝棚，房上几个穿风洞，遇上几天连阴雨，娃娃大小顶簸箕，苦人泡在苦水里。”[6]6
工农红军是一支穷人的军队，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其目标就是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全新社会，让劳苦大众当家作主。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坚守家园，从事山地农耕兼及采集渔猎的经济生产，共同创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文艺。他们尤爱唱歌、传歌、作歌。上山运输有背脚歌，下田劳动有栽秧歌，坡上放牛有放牛歌，河里架排有船工歌，山间采茶有采茶歌，林中砍柴有砍柴歌，生子有花鼓歌，婚配有婚嫁歌，丧葬有丧鼓歌，盖房有建房歌……相同或相似的生活在共创的歌唱传统中呈现和传承。“栽秧插禾满村啼，正是栽秧插禾时。口唱秧歌骑秧马，晚来还带鲊包归”[7]，清新自然地展现农耕生产的景象。“薅歌六月满山岗，锣鼓声中抑复扬。莫道山中无礼数，男男女女各分行”[8]，生动传神地表现薅草护苗的情形。还有《栽秧歌》《丰收调》《剥苞谷》等反映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生产阶段。这些歌谣有的曲调高亢，粗犷豪放；有的文辞古朴，含蓄悠扬；有的词曲工整，明白晓畅。歌谣中蕴含和展示着各民族久远的历史和丰沛的情感，彰显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创造力。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传统民间歌谣以小调和山歌为主。小调多唱述生产生活、爱情婚姻、历史故事等，常用四季、五更、十二月等形式连缀为多段分节歌，结构规整匀称，长短不拘，短则几句，长则数百句不等，以偶数句居多，曲调旋律性强，节奏较规范，行腔较细腻，艺术表现手法多元。山歌主要有五句子、四句子等歌体形式。为了说唱的顺畅和倾听的悦耳，民间歌谣在通俗的口语化表达中讲求大体上的押韵，一方面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规则，另一方面也可即兴编创。人们善于抓住身边熟悉的人、事、物，长于观察，精于提炼，将事物的典型特征和生活的趣味现象进行有效的归纳和搭配，极富表现的张力。历史上，武陵山区、大巴山区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保持着频繁的交流互动，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博采众长，团结协作，不同时期迁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也带来了包括民歌在内的多彩文化，进一步丰富了该地区的歌唱内容和歌唱技巧。《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孟姜女》等长篇叙事歌谣的传唱就是汉族迁入的结果。各族人民耳熟能详、种类繁多的传统民间歌谣为革命歌谣的诞生和普及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滋养和培育了多民族生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主张建设平民的、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歌谣小曲就是歌谣小曲，把你们嘴里的中国人话练练熟，唱出来，念出来，写出来使大家懂得”[9]，因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10]。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不断壮大自身力量，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进行艰苦武装斗争的同时，以文化建设为抓手，指导妇委会、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等组织，深入开展唱歌、演戏、写标语、办墙报、出版刊物、办游艺会等活动，宣扬共产党倡导的文艺审美和价值观念。其中，颇具特色的是根据地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道，利用和吸收当地民歌、小调，配上新词，歌颂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也在地方花鼓戏、三棒鼓、打莲湘、道情、渔鼓、龙灯等民间文艺基础上，编唱俚歌俗曲，宣传革命精神，扩大政治影响，提高群众参加革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唤醒了群众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意识。
二、生活实践的共鸣：革命歌谣记录的军民同心画卷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文艺介入现实的实践性和改变世界的能动性，褒扬在进步斗争中产生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文艺作品。在恩格斯看来，爱尔兰民歌就是反抗英国殖民压迫的直接体现，民族备受欺压与奋起抗争的情状决定了这些歌谣的形式、内容及风格。“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1]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作为特定时代的记忆，记述了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工农红军英勇、机智地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情形，反映了各族人民钦佩、爱戴并视他们为救星的情感表达和精神寄托。
桑植出了贺云卿，专门打富又济贫，两把菜刀闹革命，五湖四海都闻名。
久闻桑植多奇峰，不出真龙出贺龙。贺龙湘鄂边境闹革命，革命花开满山红。
钢钎不怕硬岩头，斧头不怕烂柴蔸，贺龙不怕对头硬，专和官家做对头。
贺龙扎桑植，吓死罗效之，打死朱疤子，拖死周矮子，怄死田驼子。[12]216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加大了对百姓的盘剥和压榨。桑植县芭茅溪镇盐局由税警把持，是反动政府镇压百姓的帮凶。贺龙为策应蔡锷反袁护国，同陈图南、韦敬斋等人举行起义，用“两把菜刀”趁夜攻陷盐局，缴获枪支，将仓库囤积的盐巴和粮食分给了贫苦群众，也开启了他组建“桑植讨袁民军”与反动武装作战的革命征程。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1]贺龙先后五次进驻湖北长阳，领导长阳人民举行了西湾起义和茅坪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六军，这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军为建制的第一支红色武装部队。红六军分兵在资丘、麻池、马连、城五河、卜岭、水竹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改革。长阳人民用歌谣表达对贺龙的崇敬和对革命的热情，“太阳出来满天红，红军里头出贺龙，贺龙跟着共产党，共产党一心为工农”[6]4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武装革命,给人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途径，描绘了生活的蓝图和未来。《工农歌》唱道：
我们工农革命军，团结成一心，个个肯牺牲，拿起枪炮和斧镰，临阵总在先。打倒那军阀土豪和劣绅，所有反动派不得漏一人，没收地方豪绅大资本，分配给贫民。推翻旧社会，建设苏维埃，一切权利归劳动者所有，创造大世界。劳苦群众们，大家团结起，武装大暴动，举起赤色旗，努力奋斗，最后胜利都是我们的。[6]32-33
该歌谣赞美了红军为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红军意志坚定，纪律严明，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红军的事迹、红军的作风和红军的精神感染并感召着人民，他们热切地讴歌红军的斗志与力量。
要吃辣椒嘞，不怕辣呀，要当红军（哥哥儿啥）不哇怕杀（啦衣儿哟）。
刀子架在嘞，颈子上啊，砍掉脑壳只有啥碗大个疤（啦衣儿哟）。[13]444
这首《要当红军不怕杀》是在土家族传统情歌《要恋情妹不怕杀》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要恋情妹不怕杀》原有两节歌词，《要当红军不怕杀》只保留了后面一节，并将“要恋情妹不怕杀”改为“要当红军不怕杀”，歌唱的主题由忠于爱情转变为忠于革命。另一版本的后一句歌词为“刀子架在颈根上，眉毛不动眼不眨”[14]，依旧表现红军的坚强不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流传着相同名称的歌谣，歌词前两句也是“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随后唱出红军队伍的性质——“红军跟着共产党，专给穷人打天下”[15]，亦表明群众参加革命的决心和勇气。
（男）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三五两年我不回来，你个儿移花别处栽。
（女）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一年等，两年不回两年待，钥匙不到锁不开。[12]235
丈夫参军离家，给妻子写诀别信，劝她改嫁，除了是疼惜妻子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已坚定了为革命献身的斗志和决心。歌谣用“马桑树儿搭灯台”起兴，以灯台树枝缠绕马桑树，进而两相依偎为意象，表现男女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意。在革命斗争中，无数丈夫舍小家为大家，毅然决然入伍保家卫国，他们的妻子给予的回应同样坚毅。这种将个人、家庭融入革命共同体的行动，在革命年代十分普遍，也是当时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惯常形态。
据史料记载，明朝抗倭时期，《马桑树儿搭灯台》就已经在土家族地区广为流行。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寇为患，朝廷征调千万土家儿郎前往抗倭，其中就包括桑植土司率领的土家族将士。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再次唱响这首歌谣，使之成为一首歌颂红军斗志、表现坚贞爱情的红色革命歌谣。相传这首歌谣的改编传唱是由湘鄂边革命武装创建人贺锦斋完成的，歌唱的内容正是他和妻子戴桂香爱情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马桑树儿搭灯台》已然升华为斗志昂扬的革命激情歌，在演绎着那段波澜壮阔的红军历史。
根据地的女性一方面积极支持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另一方面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革命意愿，进行革命实践。
姐姐妹妹口把心儿问，男和女、女和男本当是平等，为什么妇女脚，裹得紧又紧，三步难走一尺远，就喊脚疼。
三尺裹脚用手来扯断，把封建的旧枷锁砸得稀巴烂，快穿上文明鞋，走上革命路，争平等求自由，大步向前。
姐姐妹妹快加入妇女会，打土豪，分田地努力支前，反压迫反剥削，坚决革命，定将那共产主义，彻底实现。[13]439
《桑植起义》记载，这首《妇女歌》是1928年3月时任红军特委书记的周逸群在当地民歌基础上创作的。歌中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女性冲破封建枷锁，放脚闹革命，加入妇女会，支前反压迫。就连根据地的少年儿童也加入了革命队伍，《儿童团》《少先队之歌》《共青团员歌》等都是彰显他们革命热情的歌谣。
睡到半夜过，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
不要茶水喝，又不喊百姓。只听脚板响，不见人做声。
你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红军多辛苦，全是为百姓。
媳妇你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见大路上，同志好行军。[12]239
这首《门口挂盏灯》用白描手法描摹了红军行军途径村镇时，普通百姓的心理、动作和言语。“只听脚板响，不见人做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红军的辛劳、匆忙与镇定，反映了他们纪律严明，“全是为百姓”的作风。大多数歌谣背后都有着真实的故事。1929年6月13日，贺龙带领红四军从湖北鹤峰出发，挺进桑植县城，经过一天行军，深夜到达洪家关。有一个贺氏家庭，家中父亲和儿子都去参军了，家中只有婆婆和媳妇。这天夜里，婆婆听到脚步声，便告诉了媳妇，媳妇打开门，发现是红军经过，婆婆便叫媳妇在门口挂上一盏灯，为红军照明，深切体现了军民鱼水情。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流传着与这首《门口挂盏灯》极为相似的歌谣《门口点盏灯》，内容同样是表现贺龙部队军纪严正，其最后一句是“消灭狗地主，穷人得太平”[16]。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工农红军第三军于1934年6月1日占领沿河县城，沿河、秀山、保靖、永顺、桑植等地连成一片，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等共同生活的家园。《门口挂盏灯》在这片土地上经久传唱，演绎成多种版本，唯一不变的是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爱戴。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充分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价值理念引领下各族人民的共同革命生活实践，这种实践以赓续区域性的歌唱传统为基础，将革命生活熔铸其间，持续凝聚共识与力量，成为革命时代共同体建构并扩大的重要方式。
三、同频共进的咏唱：“旧瓶装新酒”的歌谣生产路径
提倡革命文艺的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中直言：“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17]民间文艺是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不仅重视对民间文艺的吸收和利用，而且根据革命形势对文艺创作的思想、主题、题材、风格等进行符合人民诉求的再造，进而创建了以中国共产党价值理念为引导的全新的文艺生产机制和美学标准。
1929年，鄂西特委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学方面的宣传，多有仿用十二月、十二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六字句等有韵文。在许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可以听见农民把这些歌调提起喉咙高唱。”[18]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真实地来源于根据地的斗争经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方针。各族人民受到革命的感召，得到革命的浸润，收获革命的果实，他们通过对生活的歌唱，发出内心的声音，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对家园故土、对国家民族的满腔热爱和无限深情，不断激发和强化其国家共同体意识。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位于大山腹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们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委派前来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就需要获得各族人民的支持，唤起他们的觉醒，促使他们意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植入他们的心中，革命歌谣就承担着清扫封建文化和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要使命。李大钊曾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19]101，“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19]162。贺锦斋、周逸群等人带头创作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理念，全面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暴动歌》唱道：“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地主。农村大革命，打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现共产制，人类进大同。无产阶级最革命，最后得成功。”[20]这首歌谣表明革命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消灭恶地主”，而且是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最终实现“人类进大同”目标。革命风暴席卷，革命歌声激荡，中国共产党切实开展的根据地建设将理想家园的愿景和努力抗争的途径展现在广大劳苦大众面前，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和士兵”进行革命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放在革命的首要地位。1930年，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并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土地革命法令》等。《翻身谣》唱道：“穷人苦了多少年，地主剥削血汗钱，今天翻身算老账，血债要用血来还。东方升起红太阳，穷人今天掌政权，地主恶霸打倒了，千年土地又还原。”[21]公平正义的土地革命运动使世代没有土地的穷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让根据地各族人民亲身感受到革命的意义，他们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主动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
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是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下产生的，其主题鲜明、内容向上、类型多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革命宗旨、原则和任务等通过易于传唱、易于接受的歌谣形式传达给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使他们受到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教育。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革命的军队就必须严肃军纪，强大武装。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一师师长的段德昌，在洪湖革命根据地编写了《红军纪律歌》，其歌词写道：“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党的教导记心上。行动听指挥，团结又友爱；官兵同甘苦，互帮又互助；吃苦抢在前，享受在后头。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党的教导记心上。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要公平；一针和一线，不损半毫分。”[22]这首歌谣不仅整肃了红军队伍，树立了红军形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有章可循的，是平等互助的，因此，革命歌谣的知识生产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的诉求。
红军文艺队和人民群众一道，创作了大量反映革命生活的歌谣，红军集会时唱纪律歌，行军时唱行军歌，训练时唱射击歌、冲锋歌，还把战斗的胜利场面写进了歌谣。《包围龙山城》既描画了中堡战斗的紧迫局面，也凸显了红军势如破竹的声威。革命歌谣一方面激发各族人民的革命情愫，另一方面成为分化瓦解敌军的思想武器。《白军官兵要听清》唱道：“白军官兵要听清，切莫上当打红军；你们也是爷娘生，何必穷人打穷人。白军官兵要听清，欢迎你们投红军；投向红军待遇好，红军个个像亲人。”[23]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与各族人民肩并肩、心连心，建构革命共同体，同时也利用革命歌谣从情感上动摇敌人的心理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国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力量必须是各族人民，革命道理的传播和思想修养的提升需要借助地方文化传统，以符合民众审美习惯的方式推进，口耳相传的民间歌谣便是最生动、最有效的工具。“年年欠账没有钱，餐餐吃饭没有盐，自从有了苏维埃，打了土豪分了田，过的日子比蜜甜。”[24]139通俗平易的歌唱，对比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描绘了“好日子”，收获了“人民心”。根据地各族人民“可为革命当红军，妹在家里种阳春。一年不回一年等，十年不回等十春，同生共死一条心”[24]139。这些自编自唱的五句子歌以“旧曲填新词”，反映生产生活的实际，也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发挥着革命播种机的作用，亦延续着民间歌谣建构共同体的作用。如《送儿当红军》唱道：“不怕绹来不怕捆，不怕杀头和判刑；昨天送儿坐班房，当今送儿当红军；苗家生的好儿郎，天生本是硬骨头；当得红军打天下，砸烂官府你家门。”[25]歌中的“绹”指绳子，“捆”是绑的意思，“班房”即牢房，方言词汇的运用使革命歌谣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民间歌谣是根据地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其语言浅显、节奏明快、段落句式灵活，表现手法多元，又被赋予了新的革命内容和生活实践，自然符合当时的革命需要和形势要求。革命歌谣的创作和传唱反过来也承继并创新了传统歌谣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把革命话语及革命道理融入歌中，使之获得时代精神的滋养，彰显民间歌谣共创共享的特质，凝聚建构共同体的力量，传承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26]也就是说，在价值共识的前提下，挖掘和利用传统民间歌谣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一大批“旧瓶装新酒”的优秀革命歌谣成为革命时代最经典的集体记忆，也在革命歌谣编创中绘就出军民团结一家人、各族人民一家亲的壮阔图景。
综上所述，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进行革命宣传，以文艺形式开展斗争的武器。根据地的革命歌谣运动始终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积极运用传统民间歌谣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资源，全面反映当时的斗争生活和真实情感，旗帜鲜明地担当起服务政治、服务社会的重任，开辟了歌谣史上的新篇章，开创了民间文艺大众化的新局面，推进了革命歌谣赓续民间歌唱传统的行动实践。“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26]革命歌谣充分彰显了“善”的价值，“正义是与善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善之外的”[27]。革命歌谣中“正义”与“善”的关系，成为凸显中国共产党引领各族人民同塑价值共识信仰力量的表达，对进步正义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对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建设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持续为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14）：4-14.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
[3]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1-11-12（1）.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 湖南省财政厅.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G].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633.
[6] 萧国松.长阳老区歌谣[G].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老区建设促进会、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扶贫办公室，2005.
[7] 杨发兴，陈金祥.彭秋潭诗注[M].宜昌：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184.
[8] 土家族地区竹枝词三百首[M]. 沈阳,选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56.
[9] 瞿秋白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915.
[10] 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纪念[N].人民日报，1950-06-18（5）.
[1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35.
[12]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湖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G].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9.
[13] 钟以轩.桑植民歌[G].长沙：岳麓书社，2000.
[14] 贾芝.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民间文学集：上集[G].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478.
[15] 政协正宁县委员会.正宁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G].正宁：正宁县文化教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2007：367.
[16] 《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编辑组.湘鄂川黔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57.
[17] 瞿秋白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963.
[18]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化汇集[G].武汉:湖北省新华印刷厂，1987：135.
[19] 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0] 永顺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湖南卷·永顺县资料本[G].保靖：湖南省保靖印刷厂印刷，1987：23.
[21] 龙山县修志办公室.龙山县志[M].龙山：龙山县印刷厂，1985：593.
[22] 湖北省监利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扛起梭标跟贺龙[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137-138.
[23] 钱贵成.苏区文化新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252.
[24] 湘鄂西湖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编委会.湘鄂西湖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1927-1934）[G].石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印刷厂，1992.
[25] 湘西歌谣大观编委会.湘西歌谣大观[G].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75.
[26]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15（2）.
[27] 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
(责任编辑 哈正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