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主线
摘 要：共同富裕是理想社会的价值指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马克思恩格斯把“共同富裕”标刻在思想理论的底层核心，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把“共同富裕”书写在初心使命的旗帜中心，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主题无疑就是“共同富裕”，它具体展现为逻辑自洽的三条主线：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主体承当，解决了共同富裕价值主体从“现实的人”上升到共同体的“为了谁”、创造主体从无产阶级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由谁推动”、受益主体从全体人民延展到世界人民的“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公平正义是共同富裕的权利基石，彻底消除贫困，保障个体的生存尊严；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的权利平等；按劳分配所得，确保全体的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的制度探索，推动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演进，促进了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变迁，从而建构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创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新时代具化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共同富裕；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优势
作者：解丽霞 王众威 华南理工大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22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共同富裕思想。在共同富裕思想演进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紧紧围绕人民主体、公平正义、制度构建三条核心主线，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推动着共同富裕从美好愿景走向奋斗实践再走向实质进展。在新发展阶段，系统梳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演进，对于发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规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人民群众：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的主体确证
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承载者，是价值主体、创造主体和受益主体的统一。价值主体指明共同富裕为了谁，创造主体明确共同富裕由谁推动，受益主体强调共同富裕由谁享有。共同富裕思想在演进历程中，价值主体从“现实的人”上升为共同体，创造主体实现了从无产阶级转换为人民群众，受益主体实现了从全体人民延展到世界人民。
1.价值主体：从“现实的人”到共同体。从“现实的人”转向无产阶级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承载主体的确证。与以往哲学家超脱鲜活的社会历史事实，对人进行抽象化和思辨化理解不同，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生活出发来理解人和把握人。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特性，也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147物质生产条件的形态决定了人的存在样态。在资本权力逻辑统摄下，尽管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资本家坐拥绝大部分生产资料，造成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愈发困窘，成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直接造成了两个阶级的对立。为了将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作为现实生活的映射，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照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无产阶级以共同体的形式走向共同富裕。
从无产阶级到劳动人民共同体，是列宁共同富裕价值主体的内在规定。在确立共同富裕价值主体时，列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用了“劳动者”“劳动人民”和“劳动群众”等概念。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明确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3]546在这里，列宁把劳动人民确立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的主体，实现了共同富裕价值主体的根本转向。
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价值主体的确证。周恩来指出：“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4]邓小平指出：“不管哪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要懂得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荣和幸福，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和祖国不可分离的。”[5]江泽民指出：“各族人民要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促进各族人民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6]各民族发展不平衡，但过上富裕幸福生活是各民族的共同期盼。胡锦涛指出：“各民族只有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7]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命力，而且推动着每个民族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证成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价值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8]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符合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只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才能共同走向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9]66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体现了共同富裕是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只有一个民族都不落下，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2.创造主体：从无产阶级到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首先需要无产阶级通过“联合行动”获得解放，在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后，以共同劳动创造为所有人共享的社会财富。“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419无产阶级通过联合行动，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打通迈向解放和富裕的制度通道。然后，“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308。由此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只有发挥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切中共同富裕的“共同”和“富裕”的理想目标。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要通过共同劳动来共享劳动成果。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和平等，而且展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作用。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实现共产主义，必须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劳动。列宁指出：“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将成为全民的财产，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和剥削手段。劳动者一定能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因为在他们身上蕴藏着革命、复兴和革新的尚未苏醒的伟大力量。”[10]292-293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全体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富，真正实现“作为生产的人”和“作为目的的人”的统一，使全体劳动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不断迈进。
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创造主体，必须在共建中为共享和共富提供动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党十分注重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内在潜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11]理想社会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路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2]142。先富与共富不是对立的，通过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让一部人先富，以对其他人民群众产生积极劳动的吸引和鼓舞作用。江泽民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把“先富带动后富”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大政策：“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大政策”[13]。进入新时期，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更加强调依靠人民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胡锦涛指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发展依靠人民”，就是依靠人民共同建设，人民群众共建的能力和水平越高，享有的成果就越多，幸福的程度就越高。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创造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5]共建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前提，共享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建，才能达到人人对社会财富的共享。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16]。新发展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发挥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提高致富创收的能力。
3.受益主体：从“所有人”到全世界人民。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共产主义社会时，明确强调所有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通过共同劳动一同享受社会发展财富。共产主义社会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这种物质财富在性质上以社会性超越了私人性，在分配上以共享性超越了独占性。作为彻底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308。生产决定分配，只有共同生产才能实现共同享有社会财富。
共同富裕是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劳动人民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列宁指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已完全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了，它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工厂里建立了工人监督，通过工人的社会主义组织掌握了银行，从而为人民开辟了亲自管理资本家所聚敛的前所未闻的大量财富的途径，以便利用这种财富来发展全体劳动者的福利和提高他们的文化，而不是利用它来压迫劳动者。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要实现的使命。”[10]304苏维埃共和国为全体劳动者共同享受社会财富建立了新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财富创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全体劳动者，通过让全体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
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11的导向，在带领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同时，也谋求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富裕。1955年底，毛泽东在会见工商界代表人物时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17]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人民通过共同劳动，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也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2]17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目的。江泽民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人类解放为最高宗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幸福为建设的根本目的。”[18]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各项政策措施必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这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着眼点。“我们的各项政策措施都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19]必须从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鲜明主题和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6]全体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它不是指代一部人或少数人，而是要求不落一人，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才能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共同富裕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以宽广的胸襟为世界人民谋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富裕、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始终如一的追求，必须实现各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同富裕，“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21]。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将共同富裕置于世界视野中进行思考，倡议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共谋发展，共同繁荣，实现各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22]273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只有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才能夯实实现实现各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利益基础；只有秉持人类利益至上，反对把一己之利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人类才能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
共同富裕就其“共同”的“全部、所有和整体”意指，是全人类的理想追求。马克思建构所有人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付诸实践，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以世界胸怀和崇高使命肩负起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实现了共同富裕受益主体从中国人民向世界人民的延展。
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思想演进的权利基石
公平正义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过程，还是财富的分配方式和财富的最终占有，都关涉着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是共享发展的富裕，要求全体人民按照公平正义原则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生活，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造成的劳动与财富之间对立的超越。因此，共同富裕本身内含着公平正义的诉求。
1.彻底消除贫困：保障个体生存尊严。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无产阶级的苦难状态进行了生动描述。他认为，贫困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生产出来的。这种贫困对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贫困不仅仅表现为物质短缺导致的身体苦难，还会引起精神的苦恼，导致了人的主体性匮乏。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时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状态，“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23]。工人感知不到劳动的积极意义，“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54，工人的贫困状态与其“非人化”一致。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私有制度，从而消除贫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革命，始终都是在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遵循的就是社会财富和个人发展辨证统一的实践路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才能为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基础，“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2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更加重视促进个人和家庭财富的增长。正是因为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财富，也促进了个体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到“精准扶贫”，“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努力做到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25]。党的脱贫攻坚由原来的“输血”转变为“造血”，让贫困人口具有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了精神力量对于个体脱贫致富的作用：“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2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消除贫困，为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发展资源。特别是通过精准扶贫，使得贫困人口获得物质、制度、资源和精神等多重扶助而成为可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从而获得了个体生存尊严。
2.推进城乡融合：实现城乡权利平等。城乡作为一种空间场域，不仅是人生产生活的基本场域，也是平等权利生成的基本场域。恩格斯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7]480平等是一切空间中所有个体的正当诉求，具有天然合理性。推进城乡融合，核心在人，关键是要对城乡空间进行重塑整合，实现城乡在社会地位、发展水平、资源分配等权益方面的正义。可以说，平等地占有或拥有城乡生产资料的权利是推进城乡融合的基本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2]184。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颠覆了城乡原有面貌，促使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生产工具和资本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乡村则处于完全相反的状态。这种对立“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27]679。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消除城乡对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184。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308-309。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事业。他指出：“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28]11在列宁看来，消除城乡差别、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27]11。对此，列宁着重从生产领域入手，要求以电气化为依托组织城乡工业生产，提升城乡发展水平，实现城乡的同步发展，“在把城乡连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29]。此外，列宁还强调要推进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融合，缩小他们的生活条件差别，才能消灭城乡对立。“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30]
中国共产党坚持城乡统筹兼顾，在缩小城乡差距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城乡融合之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立足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城乡兼顾的主张：“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3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确立“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32]的发展方针，实现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兼顾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号召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从生产、交换、分配全方位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推进城乡融合中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之路。党改革农村经营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按劳分配兼顾城乡关系，促进农村共同发展、公平分配；把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进入新时代，党把处理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22]81城乡关系事关现代化全局，必须要正确处理好。对此，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强化惠农政策支持力度；以新型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合理布局城乡产业，“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31；推动土地、户籍和社保等制度改革，消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改变城乡关系的“组合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3.按劳分配所得：确保全体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共同富裕不等于“均富”和“吃大锅饭”，而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分好“蛋糕”。确定分配对象是分配的重要议题。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和动力，财富也自然而然地应该归劳动者所有，使每个人的辛勤劳动都能得到相应回报，真正体现勤劳致富、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分配原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产品分配形式的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绝大部分为统治阶级所占有；只有消灭私有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实现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超越谋生目的成为生活第一需要，则实行按需分配，所有人在满足合理需要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27]724。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创新发展。列宁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并强调在这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3]195。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劳动者不得食”[3]196和“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3]196是基本分配原则，“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3]301。
以苏为鉴，毛泽东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33]在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要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重视保护工人利益，增强工人获得感，调动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邓小平明确强调：“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34]在实践中，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调动全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着分配方式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3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36]。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7]。
进入新时代，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问题。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1]47。这就使得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有了制度支撑。在实践中，鼓励勤劳守法致富，运用税收、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形成较为合理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制度建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来瓦解资本统治的不正义，通过扬弃财产私有制建立财产共同所有制，消除私有财产带来的局限性，以共同富裕的方式激发人的潜力的发挥和综合素质的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遵循马克思的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路径，探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
1.共同富裕与超越资本增殖逻辑的制度探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制造了赤贫的无产阶级。有效消费不足成为资本主义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伴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大量社会财富被破坏和浪费。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前提下，引进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通过参加议会政治和增加工人福利待遇，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收买。客观来说，这种收买方式减少了无产阶级遭受的苦难，也增加了无产阶级的财富。但是，这种福利资本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追求增殖、扩大社会贫富差距的趋势。并且，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推行，往往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的“剪刀差”的基础上，是以资本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剥削为前提的。
首先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面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列宁等共产党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新道路。经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探索，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于是，在苏联国内，以计划经济方式建构了摆脱外在资本限制的完整的以国内循环为主的产业结构。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特殊国际环境和特殊国情下的探索。一方面，它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无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它也为战后独立的民族和国家提供了一条非依附性的现代化道路。
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的既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的“驯服资本”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摆脱了资本的操控，可以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创造更多可供共享的社会财富，缓解各种矛盾；同时也可缓解与外部世界的冲突，顺利推进和平发展的道路。随着中国消除贫困带来的巨大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借鉴和选择。
2.共同富裕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演进。现代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系统，包含了生产技术、组织方式和劳动者素质等要素。正是因为对劳动者素质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建构以共同富裕为表征、经济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多元权利保障体系，就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重视促进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每个成员的权利的平等。无论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还是争取罢工权等，都促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增加。这既锻炼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能力，也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生活，为无产阶级提高综合素质提供了更多社会资源。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权利的维护，从根本上提高了无产阶级的综合素质，直接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的突飞猛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极其注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巩固和培养。解放战争后，首先在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废除了资本阶级的剥削和管理，使工人阶级可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之中去，从而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处境。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中，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识字率，培养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技能。不仅如此，党和政府还在城市和农村普及医疗卫生设施和教育机构，大大降低了中国的文盲率，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各地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生产技能和组织纪律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些劳动者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乡镇企业发展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密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普遍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改革和优化产业升级，将中国建设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要发挥人口优势，更要发挥人才优势。具有人数众多和门类齐全的工程师队伍，是当代中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实现自身技术突破的最大底气。正是对劳动者综合素质的重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备更大优势。
3.共同富裕与公有制为主体所有制制度变迁。对共同富裕的最大误解就是同等富裕和同时富裕。其实，共同富裕是一个辨证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相一致的辨证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能否实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人们既不能等到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才追求共同富裕，也不能在生产力初步发展之后就进行财富分配。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不仅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一致，还要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相适应。
苏维埃政权在创始之初，俄国工业化得到发展，最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但是，长期推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苏东发生剧变，一定意义上讲，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失败。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建立了国家所有制及其工业化体系，而在于这套体系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他们依然僵化地坚持这套系统，他们忘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中国共产党总结和反思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创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2]149这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助推着共同富裕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牢记初心与使命，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才有了今天巨大成功。
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具有“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的积极作用。一方面，资本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要素，非国计民生的核心产业中，应该允许和鼓励资本的发展，满足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资本具有扩大贫富差距的消极作用。要对资本的不规范发展和贪婪扩张进行限制，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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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