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述评
摘 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更加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民（公民）单元”“一体性”“共同性”，基于国族建构视角，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放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场域之中来审视。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相较以往有了更多创新发展。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历史研究”“理论探讨”“实践路径”“未来展望”五个维度做梳理评述，更好服务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一体；国族建构；研究评述
作者：高 进 祖力亚提·司马义 新疆大学
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这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党的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涌现了大量契合中央精神、反映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新特点的成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很大提升。为把握学界前沿、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笔者梳理了十八大以来学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适当兼顾之前部分研究及相关著作，并对未来研究重点方向做一展望，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概念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内涵
相较以往过多强调中华民族①多元结构内涵和单一历史文化维度建构，近年相关研究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结构和政治维度建构等特点。
（一）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的阐释
“一体”是中华民族的主线和方向。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民族实体，是相对于“多元”高一层次的有机共同体。既往研究将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地位并列的有之，刻意强调“多元性”忽视“一体性”的有之，认为中华民族仅是56个民族简单相加的复数名称的亦有之。王平指出，“中华民族”概念使用中的若干错误倾向，主要有“狭隘化、混乱化、他者化、虚无化”[2]，从本质上来说，这些问题是对中华民族一体性、实体性认识不足的表现。直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对这些问题才有了切实有效纠偏。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3]。这一表述科学把握了中华民族内在结构，突出了中华民族一体的主线地位，对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大正指出“多元一体，一体是本，强调一体，兼顾多元，忘了这个本就违背了中国的基本国情”[4]，突出“一体”作为“本”的地位。严庆指出，“与‘中华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强调了“共同”的民族实体意义——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5]，“共同性”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总体来看，将“一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主线和方向，既抓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性，也顺应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的趋势。
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国族（nation）。对于现代主权国家来讲，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国族，中华民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国族（nation）。一段时期以来，部分人员却忽视甚至否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但真理越辩越明，目前学界就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观点正逐步成为主流。王延中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公民的国族（中华民族）身份的集中概括，国家为每个国民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6]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公民国族身份的集中概括和集中性表达。周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它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的形式并支撑着中国的民族国家制度”，“这样一种与国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并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通常被称为国族”[7]，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内涵。叶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伟大的历史的民族’就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具有革命性、能够建立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无疑应该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笔下具有革命性的‘伟大的历史的民族’”[8]。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理论，叶江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国族性质。学界突出强调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政治属性。
中华民族既是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更是全体国民（公民）组成的共同体。56个民族仅是认识中华民族的一个视角，组成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最本质的单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公民）。然而，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民族（nation）”理解不够科学全面，忽视了其作为“国民”有机整体的深刻含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中文世界里对民族一词的使用，既没有注意到 nation一词所含有的国家这层含义，更没注意到民族一词兼具国族与国民这两种含义，而是简单地将民族等同于族群，因此造成的混乱和误解，影响极深。”[9]事实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同时做出“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和“中华民族站立起来了”的宣告，突出了“中国人”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联。费孝通指出，“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10]，其所指的“十一亿人民”正是我国全体国民。李大龙认为，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和思考来看，三人均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中国人”的本质内涵[11]。严庆指出，“中华民族的构成个体对内是权利义务平等的个体，并组成国民集合体”[12]。马大正也指出，“中华民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代名词”[4]，突出强调每一位中国国民的中华民族身份属性。
（二）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本内涵要义
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涵，不少学者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来研究，且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放到中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是正视并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建构性。部分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实体，只有民族之“名”，无法建构成为一种“实体”。针对类似错误观点，近年学界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可建构性的研究阐释。张淑娟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需要客观的描述，也需要能动的构建，都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与再凝聚，二者交织互动，虚实结合，以在动态中实现两个‘共同体’高度契合为最终目标”[13]，肯定了中华民族的可建构性，并强调要与客观描述相结合。周平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具有突出的构建性，中华民族就是构建的产物”[7]。“中华民族建设，就是要在中国各民族己经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国族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推动中华民族进一步巩固的过程”[7]，鲜明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可建构性及具体内涵。严庆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旨在消弭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可能存在的斥力，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同一核心”[12]，指出了中华民族的可建构性及建设核心。总之，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建构性阐释，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规律，也契合了中央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
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中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要义。中华民族必须放到中华现代民族国家中来考量。毛泽东曾指出，“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14]，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部分学者却片面强调我国“多民族国家”属性，忽视甚至否认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属性。近年，学界开始逐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王希恩认为：“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对的，因为她有56个民族; 同样，说她是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对的，因为她的国民都属一个中华民族。两者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并不矛盾。”[15]这是对以往部分学者只强调我国的多民族国家属性，而否认我国作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属性的有力反驳。周平指出：“中华民族的构建与中华民族国家构建相辅相成，并在民族国家构建实现之时完成，是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5]严庆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既相互渗透、交织，又存在内涵方面的不同和进程上的不同步。”[15]两者均强调中华民族建设需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相结合。关凯认为“在中华民共同体的建构上，中国当下具有一些强大的优势，包括物质性基础 、历史与文明传统、新中国国家建设成就以及超民族的国家化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16]，指出了当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优势。
三是“多元”熔铸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是将“多元”熔铸为“一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以往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强调建构“多元”有余，而重视熔铸“一体”不足，近年来这一情形得到了较大扭转，更加强调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研究。郝时远指出，“对新中国来说，熔铸一体就是建设中华民族”[17]，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就是将多元熔铸为一体的过程。王平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质是要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性。”[2]熔铸多民族（ethnic group）为国家层面的、共同性彰显的一体化国家民族（nation），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抵御和消解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多民族国家的不二选择，也是推进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历史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追寻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阐释的更高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做出了更加丰富、权威的定位和阐释，既廓清了以往学界一些模糊认识，也有力反驳了所谓“新清史”的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8]，深刻揭示了各民族融合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规律。《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边诸族和文化连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19]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0]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指出：“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共同伟大斗争中，各民族人民守望相助、并肩作战，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真正觉醒，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伟大转变，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20]官方基于客观史实和中华民族演进规律，从历史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阐释，对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资源、精准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方位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
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几千年来是客观存在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体性更加牢固。徐杰舜和杨军指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所经历过的从多元融合到华夏一体的大趋势、从民族互化到以汉化成为民族融合主流的大趋势”[21]，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马戎指出“从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并不是简单地以同样的强度平行地存在于各个族群之间, 而主要体现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原地区和中央政府 的‘向心力’”[22]，客观指出了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强大“向心力”作用。王延中指出，“从自在阶段到自觉阶段、从多元一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而非“虚体”、统称或共称”[6]，进一步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有机实体性、整体性，是几千来各民族在融合发展中逐步形成的。
（三）中华民族作为自觉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反抗殖民压迫中形成的
加强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觉史的研究，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黄兴涛指出：“除了加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般历史研究之外，还应该格外重视和深化近世以来中华民族自觉史的研究。”[23]金冲及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稳定共同体是进入近代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近代以来由于反抗外来侵略的共同命运便自觉地成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24]。周平认为“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共同体，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最终实现的”[7]。他们两者均认为近代反抗外来侵略对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形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马戎、关凯、周文玖通过回顾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从历史背景、文本内容、重要意义等方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研究[25-27]，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由自在到自觉的整体脉络和内在逻辑。
也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角度，阐释近现代以来我们党如何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自觉。张淑娟指出：“中国共产党把全民抗日的目标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逻辑与认知空间相结合，宣传与实际的政治运作相结合，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过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过程，与基层民众朴素的民族情感相融合，从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2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陈建樾回顾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坚决反对“两种主义”的历史史实，再现了我们党“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29]。
总之，无论是从古代还是从近现代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在共同抵御外侮中，由自在走向自觉、由多元融合为一体，正如石硕指出的：“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30]
三、理论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探讨
（一）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遵循。常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政治高度对新时期民族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二是历史视野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机理的阐明；三是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四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民族事务，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五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31]。耿俊茂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时代价值”[32]三个重要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指出：“共同性是主导，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20]这一论述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思想的进一步阐释，利于将“增进共同性为方向”转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共识。
（二）强调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往部分理论研究的正本清源
以往学界部分关于“民族”“中华民族”“民族问题”的理论阐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实际相脱节。马戎指出，“随着时代发展，我国政治话语传统组成部分的‘民族’理论体系与中国现实社会之间的脱节逐渐显现出来，无法引导学生和民众真正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具体观点，并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和身边社会现实联系起来”[33]，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正本清源，不断推进马克思民族理论中国化。王延中指出，“面对民族理论领域众多分歧和争论，应对现实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更需要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大力提倡和弘扬每个公民的中华民族成员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导”[6]，主张要在理论方面正本清源，通过强化每个公民的中华民族身份意识来推进中华民族建设。关凯主张“以国家政治为中心定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摆脱‘食洋不化’ 与‘食古不化’两种极端化知识取向的对立， 提升理论说理能力”[34]，强调要结合我国实际创新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
（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展多方位的具体理论探究
学界主要从民族认同、集体记忆等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开展更为具体的理论研究。徐杰舜、杨军基于认同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认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认同的力量”[21]。麻国庆“揭示多层性的共同记忆对于全球化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意义”[35]，“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36]，从记忆的多层次角度、公共记忆的形成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的研究。郝亚明指出“在要素重叠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纽带联结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互嵌性，在功能依存层面发掘中华民族的共生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三个基本维度”[37]。严庆认为“任何共同体都具有特定的共同性，共同性是共同体的特质和命脉，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5]，突出强调要以共同性为方向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上学者的具体理论视角，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的理论阐释。
四、实践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究
（一）以总体性研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他还专门指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要求，是我们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的根本指针。
二是更加强调从社会政治的宏观视域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沈桂萍指出，要通过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引导个体民族意识健康发展，抑制狭隘的民族情绪，纠正 ‘主体民族’偏差意识”[38]，强调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徐勇指出，“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39]，将国族建构放到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考量，要推进“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设均衡发展。总体来看，随着大家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政治属性尤其是后者的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径研究也就更加侧重社会政治维度。
三是更加强调从国族建构视角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已成为学界主流共识，不少学者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从国族建构层面来全方位推进。任剑涛指出，“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来看，需要建立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称的新国族，这个国族的命名由来已久，就是‘中华民族’”，“当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国族与国家建构的吻合需求日益凸显”[40]，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必须要推进“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建构，并主张国族与国家建构要准确接榫。周平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一是增强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提升国族认同；二是构建包涵各个民族群体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拓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三是妥善处理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内部族际互动；四是国家将中华民族作为协调国内族际关系的立足点，提升国族的整体性[7]。徐杰舜、杨军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从三大方面着手“一是确认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二是中华民族入宪；三是设立中华民族团结大会”[21]，目前来看中华民族入《宪法》已经实现，其他两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
（二）以具体性研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路径
一是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尤权指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20]，这对理论界研究和实务部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何星亮认为，“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字基本统一、观念基本相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41]，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正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王延中指出，要“消除针对民族交往过程中各民族自然融合的理论顾虑和担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大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强调各民族内在联系、共同体特征的增强”[6]，强调要消除对各民族自然融合的理论顾虑和担忧，不断增强共同性，这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的“以增进共同性为党的民族工作方向”高度契合。
二是发挥公共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引导作用。公共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其背后机理可以简要理解为公共政策影响利益分配，进而影响民族认同。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2]利益分配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认同取向、身份归属感，因此多位学者认为应发挥公共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促进作用。王平指出“促进民族政策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方向调整”[2]，民族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要促进民族政策向利于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方向完善。王延中指出：“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改革完善民族宗教政策。高考加分、计划生育等牵涉较广的政策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调整政策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进行科学论证、严格评估，以减少某些过时政策的负面影响。”[6]弗朗西斯·福山总结国家民族身份构建时指出，“最能塑造民族身份的政策是关于公民身份和居住权的规则、关于移民和难民的法律，以及公共教育机构用来给孩子讲民族史的课纲”[43]，强调政策、法律对塑造民族身份的重要影响。总之，要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提高相关公共政策的精准性、公平性、有效性，引导国民（公民）强化中华民族身份意识。
三是强调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韩艳伟等人认为，“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44]，凸显了意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弗朗西斯·福山曾写到，“身份可用于分裂，也可用于整合”[43]，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意识的强弱会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成效。王宗礼指出，“加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情感依托”[45]，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祖力亚提·司马义、高进认为，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和“纲”，通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五个方面举措，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46]。总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充分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促进作用。
四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他具体路径探讨。除了上述角度以外，不少学者还从其他具体角度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常士訚基于领土空间的视角，从“领土空间建设中共同地域的建构机制”等五个方面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路径[47]。杨鹍飞认为应通过政治维度的强化政党认同与国家认同、经济方面的经济互助、文化维度的文化接触与文化整合、社会维度的社区互嵌与民族交融四个主要方面来探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48]。青觉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国家认同建构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不仅为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物质性基础，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绵绵动力”[49]，强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基础作用。
五、未来展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需重点加强的几个方面
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无论官方还是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均高度重视，研究的高度、深度和创新程度也有了很大提升。由于多方面原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在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民族（nation）建设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方面还有很长路要走，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中华民族作为全体国民有机共同体的概念属性研究仍需加强。
由于以往过多强调中华民族多元民族属性的研究惯性，虽然现在作为全体国民属性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深度、广度、力度仍远远不够。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全体国民结构和多元民族结构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全体国民如何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加强研究；部分概念，如我国作为中华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属性，需深化相关学理研究。
（二）中华民族共享的公共历史记忆需进一步挖掘。
公共历史记忆是促进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资源，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记忆资源。关于“四个共同”的历史记忆、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公共历史记忆等，需要进一步挖掘；蕴含的宝贵经验和启示需要进一步梳理总结，尤其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和先进经验，需要进一步发掘提炼。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研究要及时跟上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在继承中发展、创新，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理论。加之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也在不断深化，这些均对理论界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然而，现实中不少所谓的“民族理论”过于陈旧，导致现实解释力、未来预判力、实践应用力不足，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中国理论学派，很难满足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仍需深度推进。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路径研究需进一步丰富。
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路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多三少”，即：从宣传教育、历史文化维度论述较多，从利益整合、制度完善、法治保障维度研究较少；宏观路径研究较多，从中观、微观实践案例角度研究较少；从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学科研究偏多，从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角度研究较少。同时，交叉学科研究仍需要加强，对国际上构建现代国家民族的路径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研究不足，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吸收的研究成果仍比较匮乏，因此路径研究“三多三少”的局面需尽快改变。同时，保持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紧密结合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实际，批判性地吸收其他国家关于国家民族建设的经验教训，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国族建构之路。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其研究也涉及多学科、多领域，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较强，需立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国情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努力创建系统化、科学化的现代国家民族建构理论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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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哈正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