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教育，就是帮助人确认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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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做了20年乖孩子的学生开始考虑“此生为何”、当一贯孤芳自赏的学生开始发现他人，更多的是每年都会有一些学生来告诉我他们的选择，然后我花一两年时间见证他们的努力、失败、动摇、修正，最后不管是否实现了最初的理想，却无一例外变得更加坚定而柔和。此时，我看见了教育的成功。
教育，就是帮助人确认自己的力量
文 | 黄晓丹
黄晓丹
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师从叶嘉莹先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问学者；江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人文学者宣称，除了掌握一门养家糊口的技能外，大学教育还有关于一些与我们的存在根本相关的问题——比如“认识你自己”。
对于自我而言，认识的过程也即是建构的过程，因为并无一个先于经验的“自我”存在。正是在对那些我们原先视而不见、行而不知的日常经验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那个统合了知识与情感、自由与责任的理性自我才建立起来。
除建构之外，在中国现有的教育语境下，大学教育甚至还首先担负着解构的任务，因为一个大学老师但凡想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教会学生以专业本身的逻辑来处理知识，他就必须迎战由功利主义与虚无主义造就的无物之阵。这样的战斗必然失败，除非他能获得来自学生本人的授权——“请你来帮助我确认自己的力量”。
不存在抽离了学生个体的教学事迹。求学者来此寻找自我，教育者来此与那些寻找中的个体相遇。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地域、阶层和家庭，带有不同的天赋与秉性，他们关于“何为良好生活”的理解可能千差万别，在自我与他人之间、自我的各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
面对这些冲突，教师的职分是伴随、抗辩和保护。无论选择什么专业，无论是授课、讨论、批改作业和回复信件，我们永远在平衡三个问题：我们想要向自然/社会要什么；自然/社会能承受什么；如何革新方法或修改目标。
教育无法批量完成，因为每个个体都必须面对他独特的问题才能长成。教师也无法以一烛之光启发蒙昧。他能做的，只是留在那些希望引烛自照者的身边，鼓励他们在智性、情感和人格层面正视冲突，并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出借给他们，扮演那个有时在建议、有时在反驳、有时在安慰的路边老人，即苏格拉底所谓“精神的助产士”。
文学专业赋予我们以象征的方式讨论人生的机会。整门《古代文学》课，是由经典作家、文化传统、发展逻辑三者构成的，并落实在每一篇具体作品中。我们借助理解经典作家，来理解我们自己的个体性存在；借助学习文化传统，来了解我们的个体生命在此时此地受到的禁锢和可使用的资源；借助分析发展逻辑，来锻炼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辨明真伪、阐明源流的能力。
只有当所有这些训练的成果能被迁移到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才算成功。当做了20年乖孩子的学生开始考虑“此生为何”、当一贯孤芳自赏的学生开始发现他人，更多的是每年都会有一些学生来告诉我他们的选择，然后我花一两年时间见证他们的努力、失败、动摇、修正，最后不管是否实现了最初的理想，却无一例外变得更加坚定而柔和。
此时，我看见了教育的成功。
有两年时间，我要求学生每人每周提交一条两百字以内的心得。内容有关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唯一的要求，是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真实的思考或感受。
最初几周，我会收到成堆的陈词滥调、百度百科和教科书摘抄，但渐渐我会收到带有个人思考和个人语言特点的作业。学期过半时，我会收到诗歌、书信，和确有真知灼见的学术笔记。阅读其中最好的一些作品，我甚至恍然觉得，能教到这样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而我这样一个脸盲症患者，竟然以这样的方式熟识了一部分学生，并与他们结下长久的友谊。从表面上看，他们各不相同，有的长久维持着对文学的热爱，有的从不放弃对文学的嘲笑和质疑，有的早已选定了学术之路，有的认为学术虚伪而生活真实。共同之处在于，与十八岁时相比，他们已越来越多地认为人生是有选择的，选择的理由是有可能被说出和被理解的。
是学生对于完整生活的要求把教师变成了知识分子。
如果学生从未质疑过大学存在或中文专业存在的价值，如果他们从来不想知道书上所谓善恶标准与现实生活的落差，如果他们从来不曾嘲笑文学乌托邦的存在，我们就只是教书匠。
他们的疑问把教师推到了必须为人文精神辩护的位置上。而且正因为大学不再是受保护的象牙塔，时代与社会的压力已经深入其中，所以没有一种纯美而虚假的辩护可以长久地糊弄学生。
为了回应学生们这些真诚的质疑（把这些质疑交给你，就是他们爱你的方式），大学教师必须不仅仅去思考他生命的统一性，而且要活出他生命的统一性。
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被期许完成，对教师本人而言，不啻是虚无主义时代里最大的奇迹和荣幸。
本文授权转载自“埃尔特订阅号”（Arete_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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