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附中黄荣华：失去传统的力量，我们将无法真正向前

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的一切，都注释着汉字；也可以反过来说，汉字在注释着我们的一切。

我们，穿行在走过了几千年的汉字中；汉字，几千年穿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汉字是如来佛的掌心，谁都无法逃脱。……汉字是我们的命根！

穿行在汉字中

文 | 黄荣华

黄荣华

特级教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长期探索并践行“‘生命体验’与‘文化贯通’相融相生的语文教学”。撰有《生命体验与语文学习》等10余部著作。

“大”就是站立在天地间的“人”

小时候跟父亲挖红薯，挖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看了半天，突然问：“爹，‘大’字为什么是‘人’字上面加一横？”

父亲愣了一下，缓缓地伸直腰，站定，张开双臂，说：“看我，这就是‘大’。‘大’就是站立在天地间的‘人’。‘大’就是‘人’，‘人’就是‘大’。”

至今想不起来，为什么看到大红薯，会追问父亲“大”的写法。但追问这件事我记下了，“‘大’就是站立在天地间的‘人’”这句话我记下来了。

站立着的人  新石器时期的泥塑 

东方博物馆  斯德哥尔摩  高10厘米

图片来自《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应当是长大一点了，哥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翻破了的书。我跑过去抢在手里，一看，叫《四角号码新词典》。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词典。随手一翻，竟翻到这个词语——“伸手不见五指”。我激动得不行，因为头天晚上要跑到山上去与小伙伴野，母亲说：不能去，伸手不见五指。

没有想到，这词典里会有母亲说的话！哥哥告诉我，这个词典里不仅有母亲说的话，还有父亲说的话，还有很多人说的话。你读了，就会说很多很多以前不会说的话。

不用说，我很快爱上了这本词典，通过自学也很快学会了四角号码查字法，经常很神气地对小伙伴说，你报出你想查的字，我马上可以翻到它在哪一页，百发百中，让小伙伴羡慕不已。在根本没有书可读的年代，在连得到任何一张字纸也要从头看到尾的年代，这本词典无疑将我带进了另一个天地。

后来我得到的第一个有点“学术”含量的奖，就是1981年读师专时查字典比赛获得的二等奖。再后来，买辞书成了习惯，现在书柜里这类图书已是满满两大排。

说起字典词典，就必定想起哥哥。他不只带来了那本翻破了的《四角号码新词典》。1978年的冬天，我正准备跟大伯父去山里采药，出发时哥哥过来问我：现在征订新出版的《辞源》，你要不要？我点点头。

第二年冬天，哥哥给我拿来了《辞源》第一册。我捧着它，不知说什么是好。等哥哥走了，看到定价是5.7元。我哭了！哥哥那时是民办教师，一个月挣300多工分，1工分约值2分钱。这是哥哥将近一月的工资啊！而哥哥这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1984年，我买齐了全部四册《辞源》。

让我遗恨终生的是，1985年暑假，也就是我当教师一年后，小偷钻到我的寝室，偷走了我的大部分图书，其中就有哥哥送的那本《辞源》。现在书橱里的两部《辞源》，一部是1989年夏天在开封禹王台附近的一个小书店买到的新版，一部是岳父赠送的民国四年出版的由郑孝胥署检的老版。

与汉字相关的书，现在最让我不忍释手的，是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的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和臧克和先生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那是1997年暑假，和妻子一起带孩子去北京医眼，抽空跑了几家大书店，买了一大堆书。

临回时，还恋恋不舍，又跑了一趟王府井，竟一下就撞上了这两本大著。正是这两本大著，将我对汉字的喜爱一下子激发出来了，回到家里，我就冒昧地给在上海的臧克和先生写了求学信。

臧先生很快复信，并寄赠了大著《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这年冬天，我赴上海拜访了臧先生，臧先生对我已开始写作的“汉字与民族美意识”100题给予了肯定、支持与指导。至2004年，我完成了100题的写作，结集为《穿行在汉字中》，作为复旦附中校本教材“大视野教育书系”的一本于2008年出版。在书的后记中我写道：

汉字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别的力量

为什么？一个汉字自甲骨文到今天，走过了几千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文明史也不过这几千年！每个走过几千年的汉字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广博精深的文化单元，就是一个意趣醇厚的审美单元。一个汉字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我们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汉字文化中。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的一切，都注释着汉字；也可以反过来说，汉字在注释着我们的一切。我们，穿行在走过了几千年的汉字中。汉字，几千年穿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汉字是如来佛的掌心，谁都无法逃脱。……汉字是我们的命根！

一件战国时期青铜酒器的图案示意图

图片来自《给孩子的汉字王国》

正是有了对汉字的这种认识与理解，我不仅有意识地将汉字文化融进日常的教学中，还开设“汉字单元文化”选修课，于2000年完成了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三篇文章——《语文学习的第一要素是生命体验》《中学语文建立“汉字单元文化”概念的探讨》和《全球化时代汉语诗性特征的价值想象》；作为复旦附中人文实验班的学习汇报，于2003年编辑了《复旦附中学报》专辑《穿行在汉字中》；于2005年完成了《“中学语文建立‘汉字单元文化’概念”研究报告》并获区级科研成果奖；2015年完成了“上海市民健康与人文系列读本”之《汉字的故事》。现在回头检视2000年以来10多年的语文教育实践，我确实是以汉字及其文化的认知、理解与欣赏作为核心展开的。

生活语言中的先祖气韵与生活古意

“谁能歌祖诗章？”是我们黄家正月初一聚集祠堂祭祖时齐颂祭文的最后一句。

我第一次参加祭祖是1979年正月初一。记得也是那年春节，第一次参加了玩龙灯、唱菩萨戏。这些第一次也应当都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现在，老家的龙灯和菩萨戏都早已淡下去了，祭祖却还一直保持着。

起初我不明白祭文为什么是这样结尾，后来慢慢明白了，它是对先祖黄庭坚的深切缅怀，是对黄氏家族后无来者的无限痛惜，是对黄氏家族中兴的拳拳期盼。

据家谱，我们属黄庭坚长孙黄黔后代，所居地古藤源自黄黔迁居至此，至今已有800多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居住的村子可上溯至南宋后期。不知经历了多少天灾与变乱，除了明末重修的祠堂，这里现在已找不到什么历史遗痕，只是从老人讲述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言语中还能约略感知到些许的先祖气韵与生活古意。

夏天乘凉或冬天烤火，许多人聚在一起时，老人总会津津乐道黄庭坚“一石二井”、“知难发愤”、“涤亲溺器”、“苏黄讥书”、“十日诵春秋”、“举进士修实录”等故事。应当是受到这些故事的影响，后来我爱上了黄庭坚，走访了他当年读书的一些地方，也买了不少相关的图书。（书真是我的苦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好不容易买到的有关黄庭坚的书，在借书人寄回给我的路上全丢失了。这是我丢的第二批书）随着阅读的加深，我也慢慢感到近几十年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对黄庭坚有很大的偏见。

宋明清三代，学习黄庭坚的诗与书是全社会的文化风尚。翻看中国文化史，诗与书一并能成为全社会近千年文化风尚的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了。这里当然有很复杂的因素，但一定是与他诗书的高品质紧密相连的。而今天能识得黄庭坚的人却极少极少。

2011年我带学生游学台湾，参观故宫博物院，站在黄庭坚最负盛名的《松风阁》前久久不愿离开，待到再也不能忍受一批又一批无知的台湾或大陆导游与游客的无知的评说才悲伤地离去。

黄庭坚《松风阁》（局部）

2013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黄庭坚自己最得意、对现代印象派多有启发的草书巨卷《廉颇蔺相如列传》在上博展出，我带学生去观瞻，发现除了我的学生，愿意在此作较多停留的参观者真的很少，这幅草书巨卷显得那样的高冷与孤寂。

倒是家里老人的生活言语更给我一些安慰。如看到我和哥哥到山上去祭拜祖坟时，他们会说：

“

昆弟俩清敬祖茔，慎终追远，善也。

”

如老人看到哪个小孩特别捣蛋时，他们会感叹：

“

性相近，习相远，莫怪莫怪。

”

起初我并不明白这些话的全部意思，后来读了点书，知道这些话来自几千年前的《论语》。

来自《论语》的话，还有我一字不识的母亲常说的话：

“

前半夜帮自己想，后半夜帮别人想。己所不欲，莫加于人。

”

母亲这话，《论语》的原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母亲还有两句常说的话：

“

走路莫急，欲速不济。

过桥莫挤，小舟不济。

”

因此，我在读书时，常常会不期然与村里的日常言语相遇，心中总会生出无限感慨。

但母亲是我至今还想不明白的人。她三岁没有了母亲，七岁做了童养媳，新中国成立废除童养媳，她回到自己家，那年12岁，17岁嫁给我父亲，1977年时已在重病中挣扎了四年，那年端午后四天扔下我们走了。母亲38年人生完全浸泡在苦水中，却没有听到过她一声叹气；她目不识丁，却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们村有位私塾先生，文革中常被拉去批斗。记得一次是大热天，哥哥负责解押他。母亲悄悄对哥哥说：系得松一点，系活扣。待大队五六个四类分子都被反手捆绑着解押到舞台上低头跪着后，母亲悄悄对我说：从舞台后面爬过去，把他的活扣拉掉。那年我5岁。这是我能想得起来的第一次清晰的记忆。按一种说法，人生是从第一次记忆开始的，那我的人生就是从这次拉活扣开始的。

就是这次批斗会后不久，大队组织民兵到我们家抄家，抄出了两箱古书。这些书多数都是曾祖父留下来的，曾祖父是前清秀才。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古书，就藏在二伯父的床顶上。当民兵打开箱子一本一本将这些书烧掉时，二伯父抢出了一个罗盘，母亲抢出了两册书。这两册书我在1979年还读过，已烧掉了一个很大的角，记得其中有晁错的《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这两册书和那本《四角号码新词典》连同我自己买的一些不太常用的书，1988年我从江西调到河南工作时，都交给父亲保管，1996年暑假有人趁父亲不在家时取走了这三本书，也没有留下借条，继母也说不清是谁取走了。这已是我丢的第三批书了。

1974年9月，我还不满12岁，到石坳街上读初中，寄宿。去了三天，怎么也不愿去了。此时母亲已病倒，但母亲一定要我读书，想尽各种办法劝我。最后我提出一个条件，除非买一副象棋。母亲当即就在大伯母家借了1角钱，让姐姐买回来了一副7分钱的象棋。虽然是最小的象棋，但看到母亲的样子，我没有了退路，就又去学校了。

现在回过头看一看，我们村子里只有我这一字不识的母亲的三个孩子在那个生活极其艰难的年代，在那个根本不要读书的年代，在湘鄂赣三省交界地的那个穷乡僻壤，全读了书：哥哥是村子里第二个高中毕业生，姐姐是村里第一个初中毕业生，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因一字不识受到过什么大的打击或羞辱，反正她敬惜字纸，非常虔诚；敬爱他人，极其真诚。或许是因此，她勉力做自己能做的一切。她从来不许我在祖母未落座动筷子前动筷子，她对我说的每一句假话都很认真纠正，她总是将家里最好的东西用在招待客人和其他人情世故上。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她重病在床，开追悼会那天，父亲、哥哥、姐姐都去了大队部现场，留我在家照顾母亲，母亲流着泪说：你也去开追悼会吧，毛主席没有了啊。后来每当读《论语》读到“

“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

就会涌出泪水。我觉得这句几千年前子夏说的话，就是写给母亲这一类人的碑文。

如果一定要问我为什么对我们古代文明如此依恋，我想说，家族的先祖崇拜、村里老人们的生活与言语方式，家里特别是母亲对（读）书的信仰，一定在我的心灵深处洒下了能发芽生根的种子。

有子司马牛牧之东坡黄山谷

1980年春节，到三伯父家拜年，做大队支书（现在叫村支书）的堂兄说县里年前配送了一批书，允我先借。我挑了《朝花夕拾》《呐喊》《中国小说史略》《家》《春》《骆驼祥子》《红楼梦》《李白诗选注》《诗词格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前三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黎圣母院》《复活》等。那年我17岁，此前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多书，也没有读到过任何一部名著。

这次能借到这么多好书，是托上海知青的福。我老家来过多批上海知青，堂兄所在的村是模范知青点，设有文化站，图书由上面配送。堂兄说这是所有配送图书中最好的一批图书。1979年上海知青陆续返城，所以这也是文化站接到的最后一批图书。大概是1980年底，文化站撤消，所有的书又被运走了。据说现在农村又开始建类似的文化站了。如果从1980年撤消文化站算起，老家已近四十年没有类似的文化建设了。写下这句话时，我感觉有一种非常沉重的东西在心中搅动。我借的这些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没能读完，其他我都至少读过一遍。现在想来，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一次不寻常的阅读，一直领着我走到今天。

1981年，几经折腾后我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教我们古代文学和写作的是周萍迅老师。遇到周老师是我们的幸运。周老师是1948年随军入川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周老师的课堂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我最有触动的是他随时带入课堂的有关文字、对联和他自己创作的古体诗方面的内容。

那次讲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他插入少年才子，随即带进了他的乡贤余心乐先生。他说余先生6岁时拜塾师，塾师一见很开心，脱口而出上联：“余见余心乐余心乐。”6岁的余心乐迅即对以“史载史可法史可法”。

那次讲到黄山谷的《登快阁》，他就带入“有子司马牛牧之东坡黄山谷”这个没有下联的绝句。开始同学不能完全明白，周老师说：这全是名人啊。大家一下子明白了：有子、司马牛是孔子的高足，有子还位列孔门十哲；牧之、东坡、黄山谷，都是文学史上的大家。这些名字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即是说：有个小孩子在东坡上牧牛马。有多少牛马？整个山谷都黄了，就是说漫山遍野。这确实是很难对出下联的。但它一直激励着我们许多同学于此永不疲惫、永不停歇地在汉语这种特有的文学样式中徜徉。

且于个人而言，我一直以为，这个没有下联的绝句，其实就是中华几千年古代文明的某种象征：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或者说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化的自然。

周老师的古体诗在九江师专负有盛名。他写的许多诗都饱含济世之志。他曾在课堂上讲过《游少林寺》，还记得几句大体：

“

释道传道久，斯民究可怜。焚香陈祭礼，匍匐偶像前。祸福人间事，佛法岂无边。赤县遍官府，权威大于天。求神聊自慰，求官枉费钱……

”

其实，九江师专的三年，一大批老师的济世大情至今对我们有着强力牵引的意义。班主任王珂鲁先生、现代文学李彪先生、古代汉语刘琪先生、文学概论申家仁先生、历史方良先生、逻辑学于德礼先生……无不让我们常常在回望中幸福如沐春阳，产生永远的光合作用。

“因为我抗拒黄老师”

斗转星移。1999年，我从河南调入上海，来到浦东香山中学。上海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现代大都市，这里有着人们想像得到和想像不到的自己可以用心去经营的空间。2000年，我以自荐的方式进入陈文高语文教师培养基地学习；2002年，黄玉峰先生将我领进复旦附中；2006年，我进入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学习。

复旦附中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曾涌现了一批声誉卓著的特级教师，语文组就先后产生了卢元老师、过传忠老师、张大文老师、黄玉峰老师等上海语文界的旗帜性人物。来到这样一个传统深厚、久负盛誉的语文组，我始终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真的害怕在这里求学的英才被我给掐没了！因此，我始终在思考：怎样才能最大可能实现作为语文教师的教育意义？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本质意义——长善救失？

2005年，于漪老师主持的上海“两纲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纲要和生命教育纲要）课题进入课堂实践阶段。市教委教研室谭轶斌老师推荐我去上一节课，我上了柳宗元的《愚溪诗序》。观课后，于漪老师觉得我可以打磨打磨，第二年就破格录取我到她主持的名师培养基地。在近距离学习于漪老师的十多年中，收获非常多。尤其是她提出的“培育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的教育主张，我以为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不仅一直奉为自己应当为之努力的教育目标，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尽力宣讲这一教育主张。

什么是“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

我认为是一个基座和三个支点：一个基座是“中国立场”；三个支点是“世界眼光”、“宇宙意识”和“人类情怀”。

倘若没有“中国立场”这个基座，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三个支点就都无处可立。而“中国立场”的坚定与稳定，一定根植于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深处。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的深处，我们缺乏认识、理解，以至忽视，漠视，甚至仇视。

如果说，以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学生缺失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那么到上海生活几年后，我就更清晰地看到了全社会的这种缺失是多么可怕。

如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以朝拜的姿态奔赴海外，去过港澳台，去过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但他们可能没有到过中国中西部地区，甚至没有到过北京，甚至没有到过大陆其他任何一个省份，更极少有人会以朝圣的虔心去泰山、去孔庙、去黄帝陵、去壶口瀑布。再放眼看看，现今的中国人，有多少人知道杜甫死在何地，身葬何处？恐怕更极少有人去到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最忧国忧民的诗圣墓前祭拜吧。我有时在语文组开玩笑说：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不能教语文，不知道杜甫身葬何处的人不能教语文。这句玩笑话的背后，其实也是我对教育意义的一种思考与诠释。

一方面，我对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热爱，一方面我所处的教育环境对此又异常隔膜。这无论于语文学习的当下成效而言，还是对语文教育的终极意义而言，都是不能很好地落实的。

于是，根据“长善救失”的教育原则，从2002年始，我就将含有“儒家的理想人”、“道家的理想人”、“墨家的理想人”、“魏晋觉醒的人”等内容的“中国人”课程和《论语》、《古文观止》、《诗经》、“李白”、“杜甫”等引入课堂。2006年主持学校语文教研组工作以后，就将全组教师逐步引向“中国人”概念的理解与落实之中。于是，就有了语文组集体编写的《中国人》（由《穿行在汉字中》第一节“中国‘人’”扩展而成）、《中华古诗文阅读》、《中华根文化·中学生读本》等校本教材。这也是复旦附中2014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成果的教材部分的基本组成。

于是，在我设计的游学课程中，探访、拜谒中华古代文明自然就成了重要的主题，如2014届同学的4次游学分别为——江西“唐宋明文化寻踪”、“中华元文化齐鲁寻根”、“徽文化徽杭古道探访”、“陕西内蒙‘追远•拜谒’”。

我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受惠者、见证者，我从来都认为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怀拥抱整个世界，但我也一直认为，失去了来自传统的力量，我们将无法真正继续向前。所以我在推进课堂教学时总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并置的，只因为别人没有将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国人”及其文化精神与“外国人”并置，我的做法也就突显了我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

毋庸讳言，在探究、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进程中，确实也是阻力重重的。学生、家长，甚至教师，都会有一些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甚至拒绝。我曾两次收到过家长的“忠告”信，无数次回答学生的质疑，许多次回答校内外教师的质疑。几年前还有一位其他学科的老教师在我前脚走出教室，他后脚走进教室时，对班里的学生说：你们可以把《论语》扔掉了！《论语》有什么好学的？！

“我抗拒黄老师”，是复旦附中2017届的一名同学在2015年寒假作业中反省语文学习时的直陈。在每届同学进入高二第一学期的寒假时，我都会布置一篇反省高中一年半语文学习的文章，2017届布置的题目叫“谈谈语文学习中的‘先见’之蔽”。

这个同学还用了“论我知识吸收的选择”这个副题。这里不妨摘录这篇文章中几句：

“

“为什么我抗拒语文课的部分内容？因为我抗拒黄老师。……我知道他是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正统的儒家学问人，一个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他爱孔子，他爱鲁迅，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对于他有种不可抗拒的魅力。然而，正是这些特质，令我对他的语文课堂有所抗拒。”“我从心底里不认同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黄老师认为我太西方了，太不像中国人了，而我认为我的价值观恰到好处。相反地，我认为黄老师太东方了，太儒家了，而他认为他的价值观恰当好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语文课上我选择性听所有不太涉及中国传统的内容。”

”

像这样与我的课堂如此尖锐地对立的同学当然是极少见的，但或多或少有这位同学这种想法的还是不少的，我的估计在一半以上。窥一斑而知全豹。因此，在回答媒体问及今春全民古诗词热的看法时，我多次表达，这说明我们在这一块有极大的缺失，也表明我们对古诗词的认知与理解的深度缺失。

是什么使我们能在重重阻力中前行？除了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更有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热爱。如果我们看到了受教育者的缺失而不去尽力补救，那我们是有罪的。我很幸福，在复旦附中这块土地上，治校者始终葆有对教育本质的清醒认知与热爱。如现任校长吴坚老师，十多年来他从教导主任到副校长到校长，不仅始终强力支持我和语文组有关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而且很多时候是深度参与，出主意，出思想。这样，我们作为语文老师的教育意义才可能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有所实现。

在《穿行在汉字中》的“再版前言”中我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想放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表达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的心愿：

“

在天地之间，在日月之下，在四季之中，行走着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国人，他们穿行在汉字中，他们修仁德之美，彰歌舞之美，享吉福之美，抒玄妙之美，绘雅韵之美，铸就着一个从远古走进现代，从现代走向未来的长长的中国梦。

”

（本文刊于《人民教育》2017年第7期，刊发标题为《做中华文化的燃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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