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家世还是靠才能？ | 阶层固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

前段时间，河南爆出“高考试卷调包案”：一位检察官父亲苏某声称女儿的高考试卷被调包，为此举报河南省招生办，事件经过媒体报道、网络发酵，最后的戏剧化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涉事人一家指控的“高考掉包舞弊”未能坐实，但自主招生程序存在黑幕却被坐实。

事件使得很多网友感叹：高考仍不失为目前最公平的选拔制度！甚至曾一度被污名为“河北省第二监狱”的衡水中学也被一些网友重新定义为“穷苦孩子脱胎换骨、改变命运的圣地”。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科举传统，高考作为科举制度在现代的一种延续，虽然因诸多弊端而备受指责，但仍是目前实现阶层之间有序流动，让贫弱之家有希望的唯一途径，前不久“感谢贫穷”的北大女孩王心仪，其实更应该感谢还有高考为底层的向上流动留下了一道缝隙。

2003年，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开始推行，“一考定终身”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但是，这个评价手段是让选拔变得更加公平，还是无形中更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一直存在争议。

据相关数据，目前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中，有80%—85%是通过自主选拔方式录取，凭裸分进入清华北大者仅占15%—20%。而自主招生相比统考而言，更多是对考生整个生活经历的综合考核，所以来自精英阶层的考生相对普通家庭出身的考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更不用说来自经济不发达、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考生，更是承受了全面的碾压。如今，一些学校虽然推出了“阳光计划”“自强计划”，但能否真正惠及优秀的底层子弟，仍然值得存疑。

事实上，代表美国精英教育的常春藤盟校也曾经历从“世家特权”到“凭才取人”的转变，美国社会为打破“世袭特权”、实现“机会均等”付出诸多努力，却逐渐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分化……

作者：于时语

编辑：米左右

从“蓝血”贵族到凭才取人

——常春藤盟校招生制度的演变

作者 | 于时语

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20 世纪初期，常春藤盟校开始逐渐以“凭才取人”原则替代原先的“蓝血”贵族传统。其中，如何按照才能标准选择和录取学生，是这一原则具体实践的真正挑战。今天美国高校复杂而又高度竞争的招生体系由此演变而来。

“蓝血”传统

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常春藤盟校不仅开创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也是培养“蓝血”精英子弟成为新一代“统治阶级”的基地。换言之，常春藤盟校的招生长期以来一直带有强烈的“世家特权”传统，东北部“蓝血”世家子弟是它们的主要生源，而“蓝血”世家的价值取向，诸如重视社会活动和体育项目，也一直是常春藤盟校招生时候的重要考虑。

哈佛大学校徽上书百年校训：真理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尚未普及的时代，学费昂贵的常春藤校园也绝无“生满为患”的压力和顾虑，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富家子弟的特权场所。有许多纨绔学生去哈佛和耶鲁上大学，竟然堂而皇之由佣人跟随服侍，甚至雇专人饲养用来打马球的马匹。今天，从哈佛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宿舍的内部结构，还可以依稀看出这一“少爷”和跟班分房同住的历史。经济上没落的世家子弟，则通常可以获得富有的亲属资助上学。

1938年9月，时为哈佛大学学生的约翰·肯尼迪在自己的宿舍内 

这样的“贵族精英”的传统，在20世纪初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在各种社会因素的驱动下，常春藤盟校日益向“凭才取人”的方向发展，逐渐演变成今天复杂而又高度竞争的招生体系。

从““世家特权”“到“凭才取人”

背后的时代环境，是美国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公共初等教育的普及，令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显著增长。另外，中西部开发的完成和大量新移民的到来，特别是东欧犹太移民，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东北部精英阶层之外的普通平民开始追求大学教育。这不仅导致常春藤教育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促使校方重新审视传统的招生政策。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看到当时常春藤知识分子领袖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道德使命感，以及在种族偏见之外，美国传统文化中反对世袭特权的平等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文化的平等意识并不在于社会财富的分享，而是在于社会机会的平等。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美国民众对社会特权和机会的不均等抱有强烈的反感，同时，个人奋斗和创造又被格外强调，因此，分享社会成果、“均贫富”的社会主义，在美国便远不如在欧洲吃得开。而这样的“机会均等”原则，正是常春藤招生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托马斯 · 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自然精英统治

约翰 · 亚当斯

John Adams

人造精英统治

早在开国初期，作为美国国父之一的托马斯 · 杰斐逊就提出了基于“德行和才干”的所谓“自然精英统治”（natural aristocracy），来反对欧洲社会等级森严的“人造精英统治”，也即基于家世和财富的贵族统治。杰斐逊的看法遭到主张平民政治的另一国父约翰 · 亚当斯的反对，后者认为，任何形式的精英政治最终都会腐化为贵族或其他形式的专制统治。

杰斐逊的“自然精英统治”在美国开国后的第一个百年中缺乏响应，其间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在于这一百年是美国向中西部不断扩张“边疆”的世纪。虽然在扩张中对北美土著印第安部落的迫害和屠杀造成极大悲剧，西部开发确实为大量白人平民和新移民提供了丰富的进取、发迹的机会，从而使他们不必斤斤与以美国文化贵族自居的东北部传统“蓝血”世家分羹。

但是，西部的扩张在20世纪来临前夕终于告一段落，189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正式宣布:可供定居的西部“开放土地”已被使用殆尽。当时哈佛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Turner)看到了这一“边疆”的消失对美国平民社会上升机会的限制，以及因此造成的对美国社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946年9月时代周刊上的科南特

于是，作为特纳的学生,1933 年出任哈佛校长的詹姆斯 · 科南特(James Conant)成为百多年前杰斐逊“自然精英统治”社会哲学的信徒。科南特认为，在20世纪社会的新形势下，教育不应当只是“精英选择器”，更应该是美国社会的“机会仓库”(repository ofopportunity)。为了维护美国的民主制度，高等院校必须不问家庭出身，向优秀人才提供教育机会，培养他们成为社会领袖。科南特认为，当时常春藤盟校的录取标准基本上仍然取决于学生父母的财富和经济能力，而决非“有教无类”。出于对“机会均等”原则的坚定信仰，科南特决心改革常春藤盟校的招生制度，让哈佛校园对所有有才能的美国学生开放。

哈佛肯尼迪学院，学生们在课后进行讨论。

顺便提一下，出于对“机会均等”原则的推崇，科南特甚至曾经提出每隔一代人由政府没收所有财富的“社会大洗牌”的极端主张，以断绝财产继承对社会上升机会的侵蚀。

但是，以科南特为代表的文化教育领袖也清楚地看到：在初等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的社会趋势下，常春藤课堂已经成为僧多粥少的“稀缺资源”。另外，即便主张不计家庭财富条件“有教无类”，美国教育界领袖仍然是人类智能有三六九等高下差异的强烈信徒，在他们眼里，除了为数有限的尖子人才“孺子可教”，大多数人口仍然属于“朽木不可雕”、不配接受精英教育的平庸劳力。

在道义上，科南特主张的“凭才取人”招生原则相对于“世家特权”而言是一大进步，而如何按照才能标准选择和录取学生，才是这一原则具体实践的真正挑战。

在西方世界，“凭才取人”的“自然精英政治”思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但是，从中世纪延续到近代的欧洲贵族统治和世袭的社会等级才是西方社会发展的真实。而在世界历史上真正长期贯彻“凭才取人”的精英统治而打破世袭特权的，其实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因此，科南特“凭才取人”原则的实施，无法离开科举制度的基石——考试。

（摘自《攀藤而上——常春藤名校与美国精英教育》）

于时语 著

活字文化 策划

中信出版社

201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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