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杜甫也许会是另一个杜甫

一个强有力的人对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的影响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间有太多大齐白石生出的小齐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响的一方被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另一个庞然大物。

初看，古代这些构成我们文学坐标的人物，他们都一个样。我们有此感觉是因为古文死去了，不是我们的语境了。但你若真进到古人堆儿里去看看，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之间的差别很大：每个人的禀赋、经历、信仰、偏好、兴奋点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有辩驳，有争吵，有对立，有互相瞧不上，当然也有和解，有倾慕，因为他们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有看到这一点时，古人才是活人。

伟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这本身令人向往。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和谐。这一点中外皆然：同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 · 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就互相瞧不惯；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是“文人相轻”这个词能够简单概括的。但文人之间如果不相轻，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携，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景就会被染以浓墨重彩。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歌德与席勒在魏玛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尽管两人管自己的写作叫“古典主义”)。

在唐代，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也是千古佳话。杜甫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说他俩“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美国20世纪垮掉派诗人、同性恋者金斯伯格据此断定李杜两人有同性恋关系！——过了。杜甫写有两首《赠李白》，两首《梦李白》，以及《不见》《冬日怀李白》《春日怀李白》《天末怀李白》等。他在《饮中八仙歌》中对李白的描述“李白一斗诗百篇”，以及《赠李白》中的“飞扬跋扈为谁雄”，为我们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资料。

李白横行的才华和他所呈现的宇宙，一定让杜甫吃惊、大开眼界，获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语言的可能、诗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没见古今任何人谈到过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只常见抑李扬杜者的偏心。中唐元稹可能是较早比较李杜诗风与诗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

“

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状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元稹像其藩翰，况堂奥乎！

”

这大概是后来宋人抑李扬杜的先声。杜甫本人应该不会同意。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诗杂论》中收有一篇名为《杜甫》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认为杜甫一开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后来发现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闻一多在此是以杜甫为中心讨论问题的。他可能一时忘记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杜甫对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龄的差异对杜甫的影响，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综合的眼光，而不会头脑“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对诗人李白无所感受。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李白五十八岁踏上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蜀中闻讯遂写下《不见》一诗：

《不见》

杜甫

不见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杜甫与李白的关系不同于李白与王维的关系：李白在当时虽然神话在身，但并不是王维那样的可以左右宫廷趣味的诗歌权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认为莎士比亚不是典型的英语作家、塞万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语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语作家的说法：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长安诗人。

其实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早就说过类似的话：

“

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

”

对王维而言，李白是一个挑战者，但杜甫并不是李白的挑战者。他们是同道。所以胡应麟紧接着刚才那句评论李白的话之后又说：

“

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

”

杜甫虽未与李白同时居长安，但他像李白一样也是长安诗坛的外来者，所以两人之间会有认同感。 有趣的是，杜甫对王维并无恶判，前面提到他曾推王维为“高人”。其作于大历元年（766年）的诗《解闷十二首·其八》云：

《解闷十二首·其八》

杜甫

不见高人王右丞，

蓝田丘壑蔓寒藤。

最传秀句寰区满，

未绝风流相国能。

——这里的“相国”说的是王维的弟弟王缙，在代宗朝做到宰相。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杜甫认识李白时自己还不是“诗圣”，安史之乱还没有爆发，杜甫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横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开拓性的诗人，他自己也是。殷璠言李白《蜀道难》

“

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

胡应麟《诗薮》言杜甫

“

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有依傍。

”

我在此斗胆猜测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那么杜甫的创造力后来也许会以另一种风格呈现。一个强有力的人对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的影响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间有太多大齐白石生出的小齐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响的一方被面前这个庞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另一个庞然大物。而这个最终成为了自己的人心里明白，他是以他不同于影响施加者的成就向影响施加者或宇宙开启者致敬。李白和杜甫，两颗大星，运行轨道有所交会，这是世界诗歌星空的奇观，但两个人其实又是不同的。闻一多甚至断言：

闻一多

“

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

”

——可能话说得有点过分：两人的性格虽然不同，但并不一定非要“冲突”。

比较起来，杜甫是儒家，其诗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统气象，与现实社会紧密结连。如果说李白的想象力方式来自于海水、海市蜃楼，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则是来自于土地、土地上万物的生长与凋零。前面我们说到，杜甫比李白年龄小约一轮。所以李白可以笑话、戏弄杜甫，而宽仁的、尚未成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为意。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白诗：

《戏赠杜甫》

李白

饭颗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第十八、《全唐诗》卷一八五亦载此诗。从这首信口而出的小诗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间关系的融洽，因为只有融洽的关系才能包纳戏谑。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在此也能感受出他们二人写作方式和作品质地的不同：李白诗是音乐性的，而杜甫诗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华性质并不一样，但两个人的高度是一样的。杜甫认出了李白，就像后来的元稹、韩愈认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隐认出了韩愈。这首小诗不见于李白诗集，有人说这是好事者所为，是伪作，不过这至少是唐代的伪作。

欧阳修《诗话》谓“太瘦生”三字“唐人语也”。我们借此想象一下李杜的关系，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对李杜关系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虑到那时信息传递速度的缓慢，以及主流诗歌趣味尚未经过安史之乱的颠覆，所以，尽管杜甫在长安文坛也很活跃，已经写下了一些重要的诗篇，但其名气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时代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这也就是说直到安史之乱前，杜甫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要等到他死后三十年他才被接受为顶天立地的人物。

杜甫的位置一旦确立，杜甫和李白一旦被经典化、坐标化为“李杜”，其后人就会被置于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之中。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那些对文化秩序不满，并且自视不俗的文人们中间，一定有一些人在振振有词地诋毁李杜，否则中唐韩愈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

调张籍 

韩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也有人认为韩愈这样写是为了反击他那个时代的抑李扬杜之风；他将李杜两人相提并论，并且将李白置于杜甫之前。）韩愈认识李杜的伟大说明他自己也是伟大之人。而且他不认为本朝的前代伟人会妨碍自己的伟大，正如苏轼所说：“追逐李杜参翱翔。”他要努力加入李杜的行列。

今天的文学史一般对唐代最伟大诗人的排序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或者再加上王维，但几乎没有人将韩愈纳入这个序列。这大概是受了“五四”思维，尤其是周作人等将韩愈、古文八大家、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等一锅烩，且将这些“谬种”与六朝诗文对立起来的观点的影响。但宋人不像周作人这样看问题。

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里将李白、杜甫和韩愈并列在一起。他认为这三人“才力俱不可及”。尽管他在三人中依然做出了排序，即杜甫、李白、韩愈，但他对韩愈算是仰视到脖子酸痛了。他说：

“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

”

苏轼的弟弟苏辙甚至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岁寒堂诗话》卷上）——连李白都被排除在外了！这当属相当极端的意见。不过这种看法也许其来有自。我在杜牧的集子里读到一首名为《读韩杜集》的诗：

《读韩杜集》

杜牧

杜诗韩集愁来读，

似倩麻姑痒处抓。

天外凤凰谁得髓，

无人解合续弦胶。

——为什么是把这两个人放一起读？难道在杜牧所生活的晚唐就有“韩杜”的说法？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云：

“

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

”

令我们好奇的是，既然韩愈如此重要，与之同朝为官的元稹、白居易究竟怎样看他。白居易可是《长恨歌》和《琵琶行》的作者，在当时也是文坛领袖，而且在老百姓中的知名度可能比韩愈还高。在白居易致元稹的书信中，他提到：

“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口，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

”

元稹则在《居易集》序中说：

“

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竟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

”

当然这些都是元白自己的说法，韩白居易像愈圈子里的人——孟郊、张籍、皇甫湜等——若讲起那个时代人们对诗歌的接受也许会另有侧重。所以若说韩白两人关系微妙，一点不会让人惊讶。比较看来，韩愈是正宗儒家，不同于香山居士白居易。长庆二年（822年）一场春雨过后，韩愈曾邀张籍、白居易等同游曲江。看来是被白居易婉拒了。韩愈于是写下《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韩愈

漠漠轻阴晚自开，

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 

有底忙时不肯来？

白居易那么一个爱玩的人，也没什么要紧事，可就是没去，遂作《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白居易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

一般人的印象是韩愈、白居易两人之间没有往来之诗，其实是有的，但仅此一回。两首诗均收在各自的集子里。白居易有虚无主义精神，能从虚无中获得快意，看重人生的享受。他专门写有一类被他自己称作“闲适诗”的作品。在《草堂记》一文中，白居易说：

“

噫！凡人丰一屋， 华一篑，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合，体宁心恬哉？

”

与白居易相比，韩愈是一个焦虑得多的人。白居易、元稹都是老清新。虽然他们俩和韩愈都认出了杜甫，都从杜甫处有所获得，但韩愈为现实考虑更要回归中华道统，故倡“文以明道”（北宋周敦颐《通书·文辞》始用“文以载道”），让今日无道可明，只好认“诗言志”为最高写作纲领的人们觉得不舒服。韩愈的诗歌语言与白居易浅白的语言正好相反，是硬的，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他喜欢押仄韵、险韵。他的诗文多叙事，而凡是注重叙事的人都是致力于处理问题和当下的，可能也因此他以文为诗，而凡是以文为诗的人都是要给诗歌带来解放的：陶渊明、华兹华斯、惠特曼。于是在某些诗篇中韩愈的语言重而笨，反倒不是一般的写法，尤其不是后来晚唐诗人的一般写法。诗人欧阳江河认为韩愈的诗里充满物质性，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韩愈的诗歌书写是儒家的，而不是禅宗、道家的。

我们到今天似乎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套儒家诗学的存在。而韩愈作为一个文人、一个诗人的重要性，白居易不可能一无所知。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说韩愈：

“

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

”

韩愈在今天是一个没有被充分估量的诗人，他本应该比他现在一般《唐诗选》中所占的比重更大。韩愈诗歌对今人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提供了一种与喝过太多鸡汤的白领、小资、文艺青年、大学生、研究生们舒服接纳的美文学相反的美学趣味。举个例子，《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韩愈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

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

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像“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这样对历史事件的直接陈述，一般人会认为不宜入诗，因为它不够“诗意”，既不是寓情于景，也不是含蓄表白，也不是激情燃烧，也不是妙趣独得。像“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这样的诗句，在今人的诗歌里根本看不到，因为这里表现出的诗歌趣味是反诗歌的，邪性，蛮横，污浊，气味不好，这么写诗的韩愈岂非病态！但韩愈可是宗师级的大文人，他比我们更懂得“斯文”的含义。李商隐《韩碑》诗说：

“

公之斯文若元气。

”

韩愈以文字处理当下生活的涉险勇气和杂食胃口深刻打击着我们这周作人、林语堂、张中行化了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韩愈要是活在今天，肯定会蔑视我们。这一闪念让我不寒而栗。周作人以韩愈作为卫道士的代表，批判韩愈“载道”和“做作”，但当他如此贬损韩愈之时，他其实也是在贬损仰慕韩愈的杜牧、刘禹锡、李商隐、苏轼、苏辙等人。周作人这样做有点像王维回身跳过安史之乱的大泥潭跑到中唐去骂韩愈。而一旦日本人到来，选择与之合作的周作人的处境竟与曾出任安禄山伪职的王维略有相似；到这时，他才尴尬地意识到，韩愈对中华文化的意义不是他周作人可以撼得动的——这是顺便说到的话。

初看，古代这些构成我们文学坐标的人物，他们都一个样。我们有此感觉是因为古文死去了，不是我们的语境了。但你若真进到古人堆儿里去看看，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之间的差别很大：每个人的禀赋、经历、信仰、偏好、兴奋点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有辩驳，有争吵，有对立，有互相瞧不上，当然也有和解，有倾慕，因为他们都是秉道持行之人。只有看到这一点时，古人才是活人。但自古汉语死掉以后，他们统一于他们的过去时，他们成了长相一致的人，都是书生，都是五七言律绝，或者排律、歌行，都押韵，都用典。但其实他们各自长得并不一样。中国古人也千差万别，像今人一样，尽管他们的写作是类型化的，是现代文明还没有兴起以前的写作。

（摘自《唐诗的读法》）

西川

196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西川自80年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他和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诗人。出版作品有《深浅》《大河拐大弯》等。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广泛。出版有诗集《虚构的家谱》（1997）《大意如此》（1997）《西川的诗》（1999），诗文集《深浅》（2006）、散文集《水渍》（2001）、《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2004）、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1997）、评著《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诗歌卷》（2001）、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2004）。编有《海子的诗》（1995）《海子诗全编》（1997）。曾获鲁迅文学奖（2001）、庄重文文学奖（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1997）、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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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

201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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