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兵变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类型的兵变接连不断地在全国各地爆发。这个时期的兵变是由拖欠克扣军饷、官长压迫虐待、裁减遣散军队、兵匪勾结、革命党人运动军队，以及反动军阀为达到个人目的蓄意煽动等多种原因而导致的。这些兵变具有发生频率极高、地域分布广泛、规模大小不等、单纯劫掠烧杀形式兵变居多等突出特点。频繁发生的兵变是军阀政权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具体表现，其社会危害性极大。
兵变，是士兵们在军队中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行动起来举行的哗变或骚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军事冒险行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动荡，阶级矛盾尖锐，各派系军阀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各种类型的兵变接连不断地在各地爆发。这一时期的兵变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地域分布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兵变是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集中反映，关于兵变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军事、社会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侧面。
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频发的原因
这个时期兵变发生的原因，多为经济方面的，政治性的兵变相对要少一些。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军阀队伍中兵变的发生。
1.因拖欠和克扣军饷而激起兵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适应军阀混战的需要，供养了数目庞大的军队。1912年全国军队共有95.9万余人，年需饷数11275万余元，|1|(P119>军饷数量比清末几乎増加了1倍。至1925年，全国军队总额“约在一百四五十万，每年军费约需两万六千余万元”，占全国“岁入二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数目浩大的军费开支，给国家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政府难以应付日渐増多的军费支出，“兵愈多而饷愈少”，拖欠军饷成了司空见惯之事。1918年6月1个月中央政府欠发的军饷就有1000万元，甚至象吴佩孚、冯玉祥这样的大军阀手下的部队也免不了欠发军饷的厄运。与此同时，更有大小军阀和各级带兵的官长含赃不法，大肆克扣盘剥，中饱私囊，更加重了拖欠军饷现象的发生。
士兵当兵打仗，为的是挣得饷钱养家糊口。得不到军饷，生计艰难，他们便只好哄然而起冲出军营自找财路，这是引起兵变最常见和最直接的原因。1916年8月31日夜，四川泸县驻军一部因“欠饷过钜“士卒忍饥日久”，发生哗变。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之后不到1个月，驻泸县新津边军某营士兵又因断饷3月而哗变。1920年驻直隶河间、高阳的第11师拖欠军饷1年有余，欠饷计达“百数十万”，师长李奎元“侵吞军饷叁拾叁万柒千元”，旅长以下众多官长皆参与勒索财物并纵兵劫掠，终于在是年11月酿成大规模兵变。又如1912年4月南京兵变，1912年6月甘肃兰州兵变，1920年4月河南信阳兵变，都是由此类原因引起的。1921年至1922年，外国借款减少，军队欠饷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兵变更加频繁而猛烈了。与克扣军饷相联系，还有因军阀发行军用票以充军饷剥削士兵而引起的兵变。如1919年3月新疆阿尔泰军警因都统张庆桐“积饷五月之多不发，又因自印纸币，发出布告云与中交票等价，实在街面每元只抵卢布三元五六使用，张都统复用卢布低价暗中收回“致使市面票价日落，货物日贵，军警目兵大有不能生活之势。穷迫无奈，大起冲突”。又如1912年11月陕西西安兵变和1913年5月四川浮图兵变，亦因军阀以军用钞票抵饷，军票日跌形同虚币，以致军心积忿生变。
2.因官长压迫虐待士兵而激起兵变。军阀军队的雇佣、私有性质，使其官兵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官长把士兵视为奴仆，肆意虐待，动辄斥责打骂。士兵不堪其苦，忍无可忍，只好奋起反抗，发动兵变。1914年7月，安徽屯溪镇巡缉队队长汪俊“因事惩责士兵张炳桃激动众怒”，百余名士兵将汪俊与1名排长打死，打伤另外3名排长，抢劫了茶厘总局、钱庄等处，然后弃枪易服窜匿。由于反抗官长欺凌虐待而引起的兵变还有：1912年9月洛阳兵变，1913年7月江苏沛县兵变，1917年3月陕西蓝田兵变，1920年1月黑龙江博克图兵变等。
3.因裁减遣散军队而激起兵变。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欺骗民众，粉饰太平，曾经几度提出裁减军队的口号。然而，各派军阀只是口唱裁军高调，实把它当成削弱对手的一个手段。因此，被裁掉的只能是弱小或不得势派系的部队。军阀军队主要是由破产失业的农民、城市贫民出身的士兵组成的。哪一部分军队被裁撤掉，就意味着这些部队士兵的生计受到威胁。于是为了生存，他们就被迫铤而走险，以兵变的方式进行反抗。1913年1月，驻山东烟台关外军3个营被裁撤遣散，其中第二营士兵因未领到遣散饷款，聚众滋闹，继而“破库夺枪”哗变，抢劫宝成银楼及店铺数家，焚毁民房80余间，经官长弹压方登船缴械离开烟台而去。1914年7月湖南郴县兵变和1921年6月武昌兵变，也都是由即将被裁散的部队而发动的兵变。
4.因兵匪勾结而引起兵变。在旧中国，兵匪一家，“寓兵于匪”，士兵与土匪并无实质区别。“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许多军队就是招抚改编的土匪。”兵随时可以成为“匪”，“匪”亦可随时变成兵，兵、匪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一旦时机成熟，土匪就可以与军队中的士兵内外勾通，里应外合，发起变乱。1920年11月的河南许昌兵变，是典型的由兵匪勾结所导致的兵变。11月11日是当地习惯的城隍出巡之日，是夜有“身著军衣，携带什色枪械之匪五百余人，在许昌城内及车站后街一带，大肆焚掠，兵匪莫辨”。兵匪在城内骚扰作乱3小时后，裹走驻军某团目兵数十名出城而去。此类兵变还有：1912年7月驻河南洛阳巡防营士兵与当地土匪勾结发动的兵变，1915年11月驻贵州榕江寨蒿某连因“匪窜兵变”1917年8月山东禹城新由土匪招抚编成的1个营数百人哗变，1918年3月福建永安冲村驻军排长杨超与土匪勾结兵变，等等。因兵匪勾结而发生兵变也是当时兵变最为普遍的原因之一。
5.革命党人运动军队发动的兵变。1912年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宝座之后，对主张共和的进步势力进行血腥镇压，北洋政府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革命党人为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重建共和，在军队中积极开展工作，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兵变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13年12月云南大理兵变。这次兵变是在国民党人李根源、张文光和哥老会首领杨春魁领导下举行的，驻大理部队数千名士兵参加了兵变。兵变直接以“二次革命”作为口号，“枪毙官长多人，开队入城，首将军械局占据，随至县署毁狱纵囚”，宣布成立“云南同盟独立总机关”，并派兵袭取漾濞、蒙化、邓川、弭源、宾川等县，以致“迤西全局，风鹤告警”。兵变部队占据大理十余天后，在军阀部队进攻围剿之下失败。1912—1914年间，革命党人还在苏州、长沙和广东的黄冈、梅县等地发动过数次兵变。
与革命党人发动的兵变相类似，又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军队革命运动”。20年代初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活跃起来，他们鼓吹“无政府革命”，认为士兵是革命的“最有力分子”，唤醒了士兵则“革命的成功，势如反掌之易”。I5](P452)他们印发了一些传单、小册子，向军队中的士兵进行宣传，如《士兵须知》、《告军人》、《苦军人》等。1920年10月，直隶河间、高阳兵变期间，散发的兵变歌更是集中地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运动军队”实行“平民革命”的主张。1922年5月在广西容县发生了一次有500余名士兵参加的兵变，其策划者原滇军团长李某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6.反动军阀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煽动兵变。军队和士兵在军阀的眼中，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工具。他们不仅驱使士兵们在战场上为其卖命，还利用士兵在其他方面为他们取利，除了出动军警威胁议会、捕捉处决反对派之外，甚至更策动兵变，威逼恫吓，以达到谋权固位的目的。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1912年的北京兵变。是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推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附带条件是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3天之后，南京方面派出蔡元培、汪兆铭等5人为北上迎袁专使，专程赴北京迎接袁世凯。袁世凯认为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为了达到能够留在北京做实权总统的目的，他竟暗中指使驻北京的北洋陆军中精锐的第三镇士兵哗变。2月29日晚，哗变士兵以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为口号，在城内大肆抢劫烧杀，甚至还袭扰了五位专使下榻的贵胄法政学堂。兵变前后绵延3日，朝阳门、东城及前门一带，“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受灾区域之惨尤胜于庚子八国联军”。北京兵变引起了一系列反应：靠近北京的天津、保定、丰台等地的北洋军也效仿北京城内的第三镇士兵的样子发动了兵变；各帝国主义相继向京津一带増调军队，摆70出一付欲以武力干涉中国政局的姿态；北方各省督抚则纷纷通电阻止袁世凯离京南下。在这种变乱局面的威胁之下，五位专使改变态度，主动向南京方面致电，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请求允许袁世凯“在北京行就职式”。[7](P143)就这样，袁世凯利用兵变向南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达到了他窃取政权的罪恶目的。同年12月，袁世凯还指使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了一次企图推翻江西督军李烈钧的兵变。应当指出，这类兵变在当时情况下是比较特殊和少见的。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特点
兵变的特点是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政局混乱，军队庞大，战火不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个时期的兵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兵变发生频率极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兵变高发期。据统计，从1919一1929年间，全国各地共发生大小兵变206次，平均每年发生20.6次，其中最高峰时期1919一1921年这3年间就发生了68次，年平均高达2266次。)这与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兵变高发期唐中后期的年平均1次相比，要高出20多倍。
2.兵变地域分布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从兵变发生的地区来看，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察哈尔、绥远、新疆等20几个省份，乃至首都北京，都出现过规模不等的兵变事件。这表明当时全国各地军阀部队里普遍存在着官兵关系紧张、内部矛盾严重的问题，军队下层的反抗斗争是激烈而常见的。湖北、四川、河北等省是兵变最多的省份，这与这些省份驻军过多，各派系军阀之间矛盾尖锐有关。
3.从兵变的规模看，既有小型而时间短暂的兵变，也有震动全国、参加人数众多、时间较长、波及地区较广的大型兵变。规模较小的兵变，如贵州榕江寨蒿兵变、吉林虎林兵变、福建永安冲村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兵仅30人左右，时间一般仅持续几个小时，其影响是很有限的。但更多的兵变是以连、营、团甚至师为单位，成建制哗变的较大规模的兵变。如1920年11月驻直隶河间、高阳的陆军第11师兵变，波及周围七八个县，前后历时1个多月。1924年12月张家口兵变时，陆军第四混成旅“全旅均变”。1912年北京兵变时，卷入兵变的部队除驻扎在北京及京畿地区的第三镇之外，还有袁世凯的卫队和驻保定等地的第五镇部分士兵。
4.从兵变的方式上看，由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兵变与由经济上的原因引起的兵变，在行动方式上有明显不同。政治性兵变，如云南大理兵变，有较明确的目的性，往往采取攻占军政机关、军事要地等行动，其直接目的在于控制占领某一城镇或地区。而经济性兵变则缺乏必要的谋划与组织，往往是一哄而起，对其所痛恨的官长进行报复性袭击，然后拥上街头，对手无寸铁的绅商士民大肆袭拢，在失去秩序的情况下，抢掠平曰所垂涎的金钱财物，并伴以殴打、杀戮、焚屋、奸淫等野蛮行径。在烧杀劫掠之后，即逃窜而去。情况特殊的是北京兵变，策动兵变的是军阀当局。士兵举行兵变，除了不愿让袁世凯南下，还有听信谣言说陆军部要对第三镇截饷等因素。由于当局故意放弃对该镇士兵的控制约束，兵变便表现为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暴行。
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的社会影响
兵变作为武装军人对社会现状的一种激烈的反抗行为，必将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后果和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规模的兵变在全国各地频繁不断地爆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大众与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矛盾，是腐朽的北洋军绅政权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社会动荡不安的具体表现。
不同的兵变，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革命党人运动军队所策动的兵变，其政治目的比较明确，对于保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专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的发动准备了条件。然而，兵变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又没有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孤军奋战，在反动军阀的凶残镇压之下，很快便归于失败，因而其进步作用与影响力也就比较有限了。
士兵们因官长压迫、拖欠军饷或兵匪勾结而举行的兵变，是这一时期兵变的主流。这些士兵举行兵变一般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周密的组织计划，他们起事发难是出于义愤或满足个人贪欲，其行为除了抢掠就是烧杀，由此给社会经济与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1920年4月河南信阳兵变，平民“百数十人”被击毙，“城乡被抢者五百余家，损失之数，不下七十余万”。1929年8月京兆通县兵变，“商号被烧者五十家，被抢者二百一^十二家，约计损失一百余万元”。1924年12月察哈尔张家口兵变，商民损失“约计一千六百余万元”，且致使“全境商铺均行闭门，虽有资本稍裕者，年前恐亦无营业之望”。这类兵变虽然对反动军阀统治基础起到了打击与动摇的作用，但其落后性与破坏性是十分明显的。这类兵变的另一消极后果还在于：在兵变的打砸抢烧杀过程中，军阀军队中士兵所固有的“匪”性愈发増长了。变兵在兵变之后，或逃到偏僻地区沦落为匪，或被遣散回乡，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破败、失业人口递増、军阀混战不止的背景之下，变兵不论去向如何，日后都可能再度回到军阀军队中当兵，这便无疑带来了加速军纪败坏和军队腐败的恶果。《军绅政权》一书作者陈志让先生指出，军阀混战的破坏性主要不在战争的过程之中（因为军阀军队的武器杀伤力并不很大）而在战前战后。这种破坏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体现在不断爆发的兵变之中。至于在反动军阀影响、策动下发生的兵变，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更直接地阻碍和破坏了辛亥革命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其反动性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省略，参看原文出处。
作者简介：郭永学，吉林省委党校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5期
编辑：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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