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下）

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

    人物是历史长卷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历史研究中浓墨重彩的凝聚点之一。北洋军阀人物虽然在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只不过扮演了让世人唾骂的丑角而已，但由于他们曾一度居于历史制造者与拨弄者的地位，因此，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也是格外引人注目。

    对北洋军阀创始人和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80年代以前，袁世凯一直在“窃国大盗”的帽子下幌动。1980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面世，虽然作者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成说，称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但该书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可谓是以基本史实研究、传述袁氏一生历史的开山之作。最后，又有胡柏立《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著作相继出版，为袁世凯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也较多，且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论题范围广，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细微末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考证，而且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少论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重要领域，并有一定突破。（注：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刘桂五：《“交通系”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朱宗震：《袁世凯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二是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一定变化。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内政方面的建树，如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注：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参阅沈家五、刘桂五、张学继、朱宗震等人的文章。），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也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注：张神根：《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如前所述，有论者对袁世凯“窃国”这一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并以大量事实为袁摘了帽，表明对袁的评价在思想上有较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论者对袁世凯的阶级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如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其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这一观点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因为如果说北洋军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争斗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和对象又将是什么呢？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角色，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人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特别是在祸国媚外方面较其他军阀尤为明目张胆。不少论者对段祺瑞执政期间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段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由武装侵略逐渐转变为政治拉拢和经济渗透的得力走卒（注：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近年来对段祺瑞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有人提出与涉及，老问题也每每有新的认识与评断。如对段祺瑞奠定了一生事业基础的参与北洋建军问题，过去没有专门文章予以探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一文对段在北洋建军中三个方面的主要活动，即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兵书等作了具体的论述，并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如就中国的军制因此摆脱了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这三方面的活动的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的评价问题，是常引起争议的焦点。单宝认为段祺瑞几次“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张共和、反对帝制，我们应当肯定，对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承认，否则，是不公允的”；并认为他在清末民初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以及不参与洪宪帝制、反对张勋复辟等等，并非出于侥幸，而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注：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安徽史学》1984年第5期。）。丁贤俊对此也基本持肯定态度（注：丁贤俊：《论段祺瑞三定共和》，《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而李开弟、徐卫东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三造共和”不过是段祺瑞的自我吹嘘与标榜，是他“在清末民初为个人的权势和独裁而采取的政治手段，毫无真正拥护共和而言”（注：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徐卫东：《段祺瑞“三造共和”之真象》，《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在于双方采用了不同的价值尺度，不同的评判标准，即一方重主观动机，一方重客观效果。其实，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并非可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进行准确地把握的。全面辩证地分析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这三个与“共和制”命运攸关的重要事件中的活动表现，则评价所得可能会更客观、更真实。对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积极推行的参战问题，过去曾简单地将它归结为“府院之争”而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论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出于现实和长远经济、政治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唯一必要的选择”（注：吕茂兵：《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争鸣》1991年第1期。）。史学界目前对段祺瑞的评价尚有较多分歧说明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

    张作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80年代以前，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是一个“反动的军阀”（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80年代后，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对张作霖的评价较以前有所提高。如对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就有人对张一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双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与探索》1980年第2期。）。更有论者认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我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抵制与抗争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对于他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不应因人废事，而应“予以肯定的评价”（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另有论者认为张作霖不仅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亦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而往往采取拖延的办法，表面敷衍，因而引起日本的不满，他之不见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的”（注：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从张作霖后期与日本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情况来看，这一观点较之以往张是因失去利用价值而为日本抛弃的看法（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似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张作霖早年寄迹草莽，这一经历对其一生发展以及特有的军阀个性的形成有着极大关系。潘喜廷根据地方档案资料与方志资料，比较系统地论列了张氏自1899-1911年间经营辽西十几年的概况，从而弥补了以往对张作霖早期历史发掘较为薄弱的不足（注：潘喜廷：《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的研究，除蒋自强等编《吴佩孚》一书外，尚有多篇文章给予了专门介绍或论述，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一文对吴佩孚由北洋军的一员悍将而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根据1919年吴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密约及对1900年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策略的考察，认为吴提出“救国同盟条件”这一军事密约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注：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这一方面反映了吴佩孚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野心，同时也说明他后来能成为“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重要人物绝非偶然。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一文对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指挥作战等作了专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的一般情况（注：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而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乘机再起的情况。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而吴佩孚再起后立即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在英、日帝国主义策动下结成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并以“讨赤”为名，联合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致使国民军在河南、山东溃败（注：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这一段史实清楚地暴露了吴佩孚为达其目的而不惜投靠各种反革命力量的面目。在对吴佩孚的研究中，有关其晚节的评价曾一度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在日本的劝降面前没有出山，这一表现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并应予肯定的”（注：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之说，认为吴是日本中意的对象，他之最后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其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注：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由于当时日本与吴佩孚间的接触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为弄清个中真相并给予恰当评价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对吴佩孚的晚节问题应注意以下两点：（1）吴最后没当汉奸事实俱在，这应是评价其晚节的立足点。（2）吴受忠、孝、节、义等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熏染至深，晚年更是醉心于《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等书稿的著述，试图以封建伦理道德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思想认识基础在考察其晚节问题时应给以一定重视。

    冯玉祥是北洋军阀内向往进步而逐渐摆脱旧营垒的人物，一直为史学界所注目；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冯有“民主将军”的美誉，更由于为贤者讳，因而对其早期历史不愿多所涉及，甚至希望他从一开始就很进步。其实，承认冯是由旧营垒杀出来而成为一位“民主将军”的事实，不但无损于其光辉形象，反而会使他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崇高、更伟大。目前学术界对冯玉祥一生的总体评价，意见基本一致，认为他“是一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爱国将领”，“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注：《人民日报》1982年9月11日、9月15日。）；但在对其思想转化过程的认识上，尚存在一定分歧。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正式从北洋军阀集团中分化出来。但同北洋军阀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他已完成从军阀到革命将领的根本性转变。有论者认为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是冯玉祥政治思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转折点，他开始由一位军阀营垒中的爱国将领转变为革命将领（注：高德福：《冯玉祥与国民军》，《南开学报》1982年第2期；熊建华：《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海振忠：《从基督将军到三民主义信徒-冯玉祥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转变》，《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另有论者认为，“北京政变”直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冯玉祥并未完全跳出军阀的范畴，直到1926年南口战役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教育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纯地维护本派系利益而发展为以国民革命为目的（注：刘敬忠：《冯玉祥与南口大战》，《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还有论者认为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是在曲折奋斗中发生的第一次重大的革命转变，即由一个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将领，转而公开正式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注：刘曼容：《试论冯玉祥由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的转变》，《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其实，冯玉祥政治思想的转变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实现的，而有一个逐步转变、不断提高的渐变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两种矛盾的思想即救国救民思想和封建军阀思想在冯玉祥身上交织在一起，并交替对他产生影响，这也是他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条呈“之”字形轨迹的曲折道路的主要原因所在。

    除上述重要军阀外，对其他二三流军阀如冯国璋、曹锟、张勋、徐树铮、阎锡山、孙传芳、郭松龄、张宗昌、吴俊升、杨宇霆等，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进行了一些研究，表明北洋军阀人物研究的整体水平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人物评论多重个体，80年代后期起始有群体研究之成果应世。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编列了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吴佩孚、张勋、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等十位北洋军阀重要人物的传记，虽然各传独自成篇，但可收相互比较，以军阀人物个人成败窥知北洋军阀兴衰全貌的功效。杨大辛等编著《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系北洋政府历届总统与总理的评传之作，书中在详尽评述北洋时期七位总统、二十九位总理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期政争激烈、阁潮迭起、政权频频易手的政治景象。焦静宜所著《二十世纪初的遗老遗少》将段祺瑞、张勋、吴佩孚等置于清末民初的过渡时期予以论述而别赋特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为个别劣迹昭彰但也有一些善举的军阀如袁世凯、吴佩孚等人招魂翻案的风气。诚然，学术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学术就会失去生命力，但创新并不是刻意地去立异。因为一个真诚致力于学术的人是不能背离求真求实这一学术的根本宗旨的。学术如失去真实，也就不成其为学术了。就北洋军阀人物的评价而言，不顾事实地随意夸大他们的功德或掩饰他们的罪责，与过去极“左”年代所盛行的全盘否认、一棍打死的治学风气一样，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扭曲。对此，李文海、梁溪人等人曾专门撰文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意见（注：李文海：《从“扬袁抑孙”想到学术创新》，《人民日报》1995年7月28日；梁溪人：《徐世昌怎样成了“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7期。），值得引起重视。

  四

    50年岁月匆匆流逝，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虽历经迂回曲折，甚至有断流的时刻，但总的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特别是最后20年显示出蓬勃向上的景象。展望前景尚有广袤园地等待辛勤耕耘。

    北洋军阀史的总体研究虽已有多种专著初奠基础，但仍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北洋军阀既不同于古代的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近代的湘淮军阀。它是一个曾掌握中央政权达16年之久的政治军事集团。因此，既要从军事角度，更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意识诸方面统一考察其发展脉络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以及所应得的历史地位。这种宏观的整体研究可以给人们一种完整系统的认识，但是，它还需要有若干微观研究来充实和支持。

    北洋军阀集团主要以直皖奉三系为其主要支柱，而旁及地域性的军阀集团。因此，对各派系的单项研究将是非常必要的。东北地区对奉系军阀的研究不仅过去已见成效，近年来更有新的发展趋势。相比较而言，对直皖两系的研究则显得薄弱。直系从冯国璋中经曹锟而吴佩孚，起源早，延续长，三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都自居一方，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兴亡相终始；皖系首脑段祺瑞为次于袁世凯的副魁，四任阁揆，一摄执政，对民初政坛影响甚巨，虽然在直皖战争后已难作为一个独立的派系与直、奉抗衡，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仍时有动作。三大派系自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不仅代表着北洋军阀集团势力的消长，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不仅影响及于其割据与牵涉的地区，也牵动北洋军阀集团统治的全局。因此，对于各派系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发展。

    对人物的评述应是今后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力求加强的方面。过去虽已有成就，但显然不够。就深度而言，多为一般评述，尚缺资料翔实的谱传；就广度而言，犹集中于少数几个首脑人物，应加评述或进行群体人物研究的工作仍有待开展。重要人物的别集，除1987年出版的《袁世凯奏议》收录了自1898—1907年间袁氏奏片800篇外，《袁世凯集》虽由专人进行编纂多年而中途告辍。吴佩孚有台湾出版的全集，其他还有待创议组织。

    开发史源是推动史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北洋军阀史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可惜开发不足。史源不外二大端：一为抢救口碑，北洋当事人与有关人士虽凋落居多，然硕果犹有存者。这些人虽难于明了全局，而具体细节多有出于文字记载之外的，尤以人事变幻的错综复杂关系更有助理解事物之变化，应该能慎思明辨，去伪存真，尽快极谋抢救，否则人亡史失不胜可惜。二为档案公布，一史馆所藏前期档案虽公布一定数量，但尚可罗掘，二史馆则为北洋档案之宝山，近年颇多编研刊布，但能全部开放，裸呈于研究者之前，深愿以档案的源头活水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展现出无尽江山。

    关于资料汇编工作，八十年代以来，就已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陆续以专书形式公布所藏档案；该馆所办《民国档案》杂志也不时发表有关资料，对推动北洋军阀史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前后由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3年版）汇集1895—1928年的有关资料，陆续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最后一种。接着，由章伯锋主编的《北洋军阀》六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912—1928年的有关资料出版。这些都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但是，北洋军阀资料数量既多，散置又广，还须以更大力量从事纂辑。

作者：来新夏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5期

编辑丨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