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 至今振聋发聩
1919年2月，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论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及秦汉文化专制主义一页时说：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但一到了“黑白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周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生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正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履恭、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共同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我们不愿意谈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0年，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新月》杂志第2卷第10号）中发出很诚恳的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因为这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1930年2月，《新月》杂志因发表胡适文章被国民党查禁后，胡适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1935年，《大公报》发表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
1958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刊文要求蒋介石不要连任第三任总统，否则会毁坏宪法，破坏民主制度。蒋介石极为不高兴。此时有人指控《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冒用他人的名字，进行诉讼，造成很大的困扰。胡适明知这不只是“读者投书处理不当”这种编辑问题，而是当权者想罗致罪名的手段，于是苦口婆心，一方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一方面又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容忍与自由》的讲话：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
此后，胡适又在《自由中国》上继续发表《容忍与自由》：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
1959年7月16日，胡适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演讲《杜威在中国》时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晚上，胡适在举行的酒会上致词，当他说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时，忽然面色苍白，出人意料地摔倒在水磨石的地上，一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再也没有起来。
胡适去世后，人们从他生前立的遗嘱中看到：确信中国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1948年12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102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胡适与北大，有人说他给北大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有人说他给北大留下了沉重的负担；有人说他给北大添了光彩，有人说他使北大受损蒙羞；有人说北大应该为胡适立碑，有人说北大不应该为胡适招魂。总而言之，胡适与北大留下太多的争论，太多的话题。
主要参考文献
《胡适论争集（下卷）》耿云志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
《胡适在北大》桑逢康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