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历史的话语
人们对于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话语，discourse）进行形式的描述，不是新的事情。从高尔吉亚[2]到十九世纪，它一直都是古典修辞学主要关心的问题。然而语言科学晚近的发展使人们对这一主题重新发生了兴趣，并且它还带来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颖技巧。现在，一门关于话语的语言学可以说已经跨入了可能性的门槛。它对文学分析——以及对于文学分析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教育过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使它成为符号学[3]（semiology）当前重要的研究项目之一。
这样一种第二级的语言学的目标应该不只是去探求话语的一般性概念（如果存在的话），以及表达一般性概念的单位和结合规则，而且也应用于判定结构分析是否认可了传统的话语形态（discourse-genres）的类型学——譬如说，在把诗的和小说的话语、把虚构的和历史的叙述加以对比时，我们是否总是有道理的呢？这两组对比中的第二组也就是下面要探索的主题：实际上在事实的和想像的叙述之间有无任何特定的区别，有无任何语言学上的特征，按照这一特征，我们可以把适合于叙述历史事件的方式——一个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从属于历史“科学”规范的问题，它要求符合“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准则，并根据“合理的”说明原则来加以判断——与适合于史诗、小说或戏剧的方式加以区别吗？如果存在着这些区别特征，那么它们又影响着话语的哪些部分，以及在语言行为（languagye-act）的哪一点上起着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对某些古典历史学名家如希罗多德、马基雅弗利、鲍绪埃[4]和米歇莱[5]的著作中的话语所做的非严谨的（并且绝非彻底的）考察，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尝试性的解答。
一
首先，古典历史学家是在什么情况下在自己所写的话语中被引导（或被允许）去谈及表达话语的行为的呢？在话语中，像雅克布逊（不过他所关心的是分析语言，而不是分析话语）所说的那种标志着转入和转出自身指示（sui-referential）方式的转换语[6]（shifters），采取的形式是什么呢？
历史话语似乎有两种标准类型的转换语。第一种可以称作审核方式（monitorial mode），它对应着雅克布逊所说的（还是在语言的层次上）证据类（evidential category）；它把信息（报道的事件），代码陈述（报道者的作用部分）以及有关代码陈述的信息（作者对其资料来源的评价），组合在一起。因此，证据类显然包括了对于资料来源和见证者报道的各种论述，以及对引证其它原文的该史学家的报道行为的各种论述。这一方式的选择是不受限制的——史学家可能心安理得地默默使用着他的资料来源；但是一旦他选择了这一方式，他就接近于人种史学家的地位了，后者通常都需提供关于消息报道者的细节资料；因而审核方式为希罗多德一类人种史家——历史学家们所共同采用。它可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像“据我所闻”、“据实而言”等开场白；现在时态的使用标志着史学家的介入，或者标志着对史学家个人经验的任何叙述。例如，米歇莱通过一种主观解释的过滤方式“审核”了法国史（1830年的革命），并且明白地谈到了这一点。但是审核方式当然不限于历史的话语。它在会话和小说中的某些解说性手法里（属于虚构报道者的轶事等等）也是常见的。
第二种类型的转换语包括所有那些作家据以表示离开或返回其叙述路线的方法，它包括着任何有关其话语组织情况的清楚的路标。这是很重要的一类，它具有很多可能的形态；然而诸形态都可归结为一种有关内容的，或更准确些说，与内容在同一层次里的某种话语置换的指示语，干脆说就是以时间和地点指示词这里（voici）和那里（voila）这种方式来表示。与叙事面（narrative dimension）的可能的关系包括不变（“如上所述”），倒退（“再次重复”altius repelere，“进一步重复”replicare de piùalto luogo），复原（“但是回到我们本题上来，我认为……”ma ritornando all’ordine nosfro, dico come……），结束（“关于这个问题无可再说了”），宣告（“这一统治时期的其它值得注意的业绩还会谈到”）。组织转换语（organization-shifter）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只能简单地谈一下，这就是由历史本身的时间制[7]与史书中的时间制的并存，或更确切说，二者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困难。这一冲突在话语中引出了很多有趣的特征，其中三个特征可以在这里谈一下。第一个是有关种种加速现象的：同样的页数（如果这可以看作是史书自己的时间制的粗略的度量的话）覆盖着历史时间的很不同的时程。在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中，同一文字容量（一章）可以包括二十年或几个世纪。历史家越接近自己的时代，话语行为的压力就越大，而时间制也就越缓慢：两种时间制不是等时性的（isochronic）。
但是这就意味着话语不是线性的，并暗示着历史陈述中的“双关语式”（paragrammatism）的可能性。[8]要注意的这个第二个特征使我们想起，甚至在话语必须保持线性的这种纯实质的意义上，它的作用似乎应该是对照于历史本身曲折的进程给历史时间增加深度。于是当希罗多德头次提到一个新人物时，他就回过头来描述一下他的家世，然后再返回起点并继续向前，直到下一个新人物出场，这时整个的过程又重复一遍。第三个特征，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说明历史时间的均匀时序如何可能被标志着历史话语起点的组织转换语所破坏，在这一点上，历史事件的开端与编年史事件的开端是相符的。[9]这种起点可以取两种形式中的一种：第一种可以叫作执行性开端（performative opening），这里所用的言语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正式的开场白；典型的例子是史诗诗人的“我歌唱”。于是热万维勒以宗教祈祷开始他的历史（“以全能上帝的名义，我，耶安，热万维勒之父，在此讲述我们神圣的国王路易的生平”）；甚至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也不轻视精美的首句；[10]因为在任何语言行为的起始处总有某种令人敬畏的——几乎可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第二种起始的形式——前言，则普通得多；它是元陈述（metastatement）的典型的一例，它既可以是展望性的（要做的事被宣布时），也可以是回溯性的（完成的工作被判断时，如米歇莱在他的《法国史》全书完成并出版后所添加的前言）。这些例子表明，向自身指示性的元陈述方式的转换，与其说是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目的在于使历史学家能够表现其主观世界，不如说是在于通过把它与话语本身中其它时间制的对比，来“反简化”（de-simplify）历史的年代顺序的时间（为了简便，我们把它称作文献时间，document-time）；在于使历史线路“反年代顺序化”（dechrono-Icgize），并恢复——只要通过回忆和怀旧——一种既是复数的，参数的，又是非线性的本原时间（Time），它在其维度的丰富性上类似于诗人或占卜者的语言不可分开的那种古代宇宙起源说的神秘时间。组织转换语揭示（虽然事实有时被种种唯理主义的手法所伪装），历史学家的作用是预断性的：因为他知道还没有被讲述的东西，所以历史学家象说神话的人一样，需要一种双层时间（two-layered Time）来把主题的时序与报道主题的语言行为的时序编织起来。
上面所讨论的记号（signs）或转换语只与语言行为本身有关。还有其它一些表现雅克布逊称之为参加者（protagonist）——信息发出者与收受者——的词项。非常奇怪的是，文学话语很少带有任何承认读者存在的标记；人们甚至可以把它描绘为（似乎是）一种没有你（Thou）这一人称的话语——虽然实际上它的整个结构都暗含着作为“主体”的读者。在历史的话语中，目的记号（destination-signs）通常是没有的；只有当历史作为一种训诫被讲授时才能发现它们，如由教师向他的皇族弟子直接讲述的鲍绪埃的《世界通史》；即使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之所以可能有这种作品的结构，只因为鲍绪埃的话语被看作是上帝本人的话语——因而也就是上帝赐予人类去沉思的历史——对人类的异质同态的复述。正是因为人的历史就是神谕，鲍绪埃才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即：在年轻王子和他本人之间建立目的关系的方式来写作。
表明作者存在的标帜当然要常见得多。它们包括所有那样一类话语的片段，通过这些片段，最初我们除了其作家身份以外一无所知的历史家其人，逐渐由于那些使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心理实体建立起来的一切属性而被充实。这种“充实方式”（fillingin）的一个特例，更直接地说是一个文学批评的问题，就是在作者企图通过故意省略对作品创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以避开他本人的话语的地方，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这一方法被极为广泛地运用着，因为它适合历史话语的所谓“客观的”方式，而历史学家本身则从不在这种方式中出现。实际的情况是，作者放弃了人性的人物（human persona），而代之以一个“客观的”人物；作者的主体依然明显，但他变成了一个客观的主体。这就是福斯太"德库朗惹[11]如示真谛地或不如说天真地称作“历史的贞洁”的过程。在话语层次上，客观性，或者说对讲述者的存在的任何提示的缺如，结果就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虚构，这是可被称作指示性幻觉（referential illusion）的产物，历史学家企图通过指示性幻觉给人以这种印象：所指物在自言自语。这一幻觉不限于历史话语：现实主义时代的小说家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因为他们在其作品的本文中压制了一切“我”的痕迹。现在，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一起使我们对于这种禁欲主义的言语方式有了更为清醒的看法：我们认识到，一个记号的欠缺（absence）也是能够有意义的。
语言行为的最后一个方面还应略微提一下，它是这样一种特殊情况——雅克布逊把它看作一系列转换语之一（还是在语言而不是在话语的层次上）——在这里话语的说者同时也是所描述的事件的参加者，也就是说，语言行为的实行者与历史事件的实行者是同一个人——一句话，行动者成了历史学家，如色诺芬[12]与万人撤退的事件。关于历史中的“我”与编史的“我”结合为一体的最著名例子，即凯撒著作中有关人称代词“他”的著名用法；它被限用于对应着编史方式中的“我们”（“如前所示”）的历史方式。乍看起来，凯撒的这个“他”似乎与其他人物无法区别，而且因此之故，它被看作是客观性程度最高的记号；然而我们能从形式上按照搭配关系把它与其他人物区别开来，它被限用于几个或许可称为领导系统组合段（syntagms of leadership）的组合段[13]（发令、主持会议、检阅、祝贺、解释、思考），它们实际上都接近于其中言语和行为是合二为一的那种执行语。把“他”作为过去的行动者和目前的讲解者来运用的还有其它的例子（特别是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它们表明，选择非个性的人称代词只是一种修词学的托词，而讲解者的真实处境在他选择来表达其过去行为的组合段中是一目了然的。
二
当然，把历史学家的信息分解为可依种种方式加以分类的内容分析单位（content-analytical units）应当是可能的。这些单位代表了史书所谈论的对象；它们都具有所指对象（significata）的性质，不应被等同于全部话语，也不应被等同于纯粹的所指物，而宁可说它们是相当于那种被分开的、被命名的和可理解的所指物，但这些所指物还未被任何句法所制约。企图对这些单位做彻底的分析为时还过早；以下所谈只是初步的。
历史陈述与任何其它陈述一样可被分为“存在项”（existents，实体或主题）和“发生项”（occurrents，属性或主题）。经过初步考察，其中每一个似乎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因此就是可限制的）项目表或“集合”（collection），它的项目总会重现，虽然不言而喻地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的方式。例如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存在项的项目表仅包括王朝、君主、将帅、士兵、平民和场所等，而发生项则限于劫掠、征服、联盟、远征、乞灵等等活动。由于这些集合是（相对）有限的，它们必须服从替换（substitution）和转换（transformation）规则，也必定有可能被赋予结构——这一工作对于某些历史学家自然比其他历史学家来得更为容易一些。希罗多德作品中的单位大部分由军事词汇组成；或许值得探讨一下，近代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更复杂的词语组合，而且即使情况确是如此，历史话语是否归根结蒂并不总是建立在某种结构完善的“集合”（不是“词汇”，因为我们是在内容层次上讨论）之上呢？马基雅弗利似乎对这样的结果构有一种直觉，因为在他的《佛罗伦萨史》的开头，他就提出了自己的“集合”，也就是那些在其叙述中要被调配和组合起来的实体。
对于（不如希罗多德那么古远的历史学家的）更富流动性的集合来说，内容单位（content-units）仍然可能达到不是经由词汇而是经由作者本身个人性的执意所产生的高度结构化。这类重复出现的主题在米歇莱一流的浪漫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它们也可以在一般认为更富理智特征的作家中看到——“诗教之神”（fama）对于塔西佗来说是一个个人单位，而马基雅弗利则把他的历史建立在“维持”（mantenere，指政府人士的基本能量）和“毁灭”（ruinare，指事物颓败的逻辑）之间的主题对比上。[14]
就一个主题单位（thematic unit）通常由同一个词项来表示而言，它不只是用作内容单位的，而且也是用作话语单位的指示词；这就使我们面临着历史实体名词化（nominal ization）的问题，按照名词化的方法，使用一个单个的词可以免去列举整套的情境或行动系列；这就促使结构化达到这样一个程度：该词对内容面（content plane）的反映（reflex）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结构。这样马基雅弗利就使用“阴谋”一词作为一整套复杂史实的速记号，用以传达当政府对所有公开反对者处于优胜地位时所存在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斗争形式。名词性的风格促进了话语的清晰的分节（articulation），从而也就加强了它的结构。一切结构程度高的历史都是以名词（substantives）来进行的；鲍埃绪——对他来说人类历史是由上帝来组织的——常常使用整串的这类单个名词速记法（single noun shorthand notation）。[15]
以上所谈对于发生项与对于存在项都同样适用。这就产生了一个有关编史工作过程（独立于编史过程名称的历史）的性质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陈述可能是肯定的、否定的或疑问的。然而在历史话语中陈述却只是肯定的——历史事实在其语言表达上具有本体论的优越性；我们讲述发生的事物，而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物，或讲述可能与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简而言之，历史话语没有（或极少有，或在极反常情况下才有）否定句。奇怪而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也是这样的，他不能够把句子变换成否定句。[16]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客观的”话语（如在实证论的历史中）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话语；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对言词的彻底检查，在二者的语言中都不可能表达否定性（虽然能够感觉到），而且存在着大量的话语从任何一种自身指示的形式逆转的现象，或者甚至（就历史家来说）是朝向纯所指物层次逆转的现象——即无人对其负责的言语。
必须谈一下历史言语的另一本质的方面，在这里，内容单位进入了较高层次的类或类的系列。我们的初步研究指出，这些类与虚构故事中的类是一样的。[17]这样一个类包括了所有那些以隐喻方式涉及一种含蓄意义的话语片段。例如，米歇莱描绘了十五世纪初的五彩衣装，俗艳纹章和混杂的建筑风格，并把它们作为这样一种意义的等价表述：中世纪末的道德崩溃；因而此类中的诸项就是标志（indexes，在皮尔士的意义上），或具体地说就是记号（signs）；它们在古典小说中是常见的。另一类包含了那些标志着三段论式（或者更确切说，省略三段论式，因为它们几乎总是不完全的、近似的三段论式）中推理步骤的话语中的项目。[18]省略三段论不专限于历史话语：它们在小说中也很常见，小说中情节线索的转折由于一种三段论型式的假推理而被读者认为是正当的。历史话语中的省略三段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把可理解物（the intelligible）与非象征物（the non-symbolic）结合了起来；对于试图与经典的亚里士多德模式一刀两断的现代历史是否也如此呢？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是，第三类具有普罗普[19]所说的那种叙事“功能”（functions of the narratives），即故事中的紧要转折点；这些功能成组出现，它们从句法上说是项目已定的功能表列，从逻辑上说是一种有尽的序列。例如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就出现过几次“神谕”序列；这个序列由三项组成，每一项都是一个二项选择（binary choice，问或不问，答或不答，从或不从），它们可以被其它的单位而不是被序列的部分截开——或者是其它重叠序列中的项目，或者是起催化作用的次要展开（minor developments），它们填补了序列结（nodes of the sequence）之间的裂隙。
从有关信息结构的这些论说中作出普遍的结论时（也许有点仓促），我们可以假定，历史话语按照标志对功能的相互关系在两轴之间摆动。当标志型单位（units of index type）为主时（不断涉及内含的意义），历史就具有隐喻的形式，并倾向于成为抒情的和象征的；其代表者为米歇莱。反之，当功能单位为主时，历史就采取换喻形式，并倾向于成为史诗；其代表者有奥古斯丁、梯埃雷[20]。第三种类型是，话语结构企图复制主人公实际所面临的困境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就以推理论说为主，历史就具有反省的——可以说策略性的——风格。马基雅弗利是这一类别最好的例子。
三
对于一种完全没有意义的历史来说，它的话语必定只是孤立观察的无组织的罗列，如年表（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和编年史就是如此。在组织完好的“流动性的”话语中，事实或者作为标志，或者作为标志序列的节点，不可抵抗地起着作用；甚至对事实的一种无秩序的描述至少也传达了“混乱”的这个意义，并暗示了一种否定性的特殊的历史哲学。
历史话语能够至少在两个层次上有意义。在第一层次上，意义是历史内容所固有的——历史家提供解释（如米歇莱的十五世纪的五彩衣装，或杜西底德思的某些特别“重要的”冲突），或吸取道德的或政治的教训（如马基雅弗利或鲍绪埃）。如果教训是彻底的，我们就进入了第二类，其中意义独立于历史话语本身，并由历史学家个人性的执意（private obsessions）的型式来表达；例如，希罗多德的极不完善的叙事结构（由于某些事件系列的非结束性收尾）归根结蒂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即倡举由人、处置由神；或者在米歇莱的著作中，有意义的项目是以在概念和形态两方面形成对比的对极耦（pairs of polar opposites）形式，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在我们的文明中，存在着提高历史的意义性的永恒压力；历史学家与其说是在搜集事实，不如说是在搜集“能指”（signifiants）[21]；并且他把这些能指以这样的方式联合和组织起来，以取代受拘于固定意义的纯事项清单的贫乏性。
十分明显，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像的产物，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的话，即：对言语所负之责，正是经由想像性的语言，才从纯语言的实体转移到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上。正因如此，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各个时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尼采说：“不存在事实本身。”“事实要想存在，我们必须先引入意义。”一旦语言介入（实际总是如此），事实只能同语反复地加以定义：我们注意能够给予注意的东西；但是能注意的东西（而且对希罗多德来说这个词已经失去其神话的意义）不过就是值得注意的东西。结果，区别历史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唯一特征就成了一个悖论：“事实”只能作为话语中的一项存在于语言上，而我们通常的作法倒象是说，它完全是另一存在面上某物的、以及某种结构之外（extra-structural）“现实”的单纯复制。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因而我们必须再问自己：“现实”在话语结构中的位置究竟是什么？
历史的话语预先假定了一种复杂的、双重的程序。在第一阶段，（当然是譬喻地说）所指物是与话语脱离的，而且是在它之前存在的；这是“事物处理”（res gestae )时期，此时话语似乎不过是“被处理的事物的历史”（historia rerum gestarum）；但是之后就抛弃了历史能有一种非指示性的意义（所指）的想法。所指物及其表达（能指）被看作是直接相关联的；话语的功能只限定在现实的表达面内；而意义，想像中的结构的基本项，则成为多余的了。如同一切自命为“现实主义”的话语一样，历史话语认为只需要在其语义模式上承认两项：所指物和表达者。这一所指物与意义的（虚幻的）混淆，当然是象执行语（performatives）这类自身指示的话语所特有的；我们可以说，历史的话语是一种假的执行语，其中自认为是描述性成分的东西，实际上仅只是该特定言语行为的独断性的表现[22]。
换言之，在“客观性的”历史中，“现实”始终是藏身于表面上万能的所指物背后的、未加表达的意义。这种情况说明了我们可以称作“现实效果”（reality effect）的东西。从“客观性的”话语中删除意义，只不过又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我们再次断言：系统中一个成分的不存在的正与它的存在同样是有意义的。这一新的意义适用于整个话语，而且归根结蒂构成了使历史话语区别于一切其它话语的东西；它是偷偷地变成了羞答答意义的现实：历史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它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只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
“某事发生了”的这种断言的无上权威具有真正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整个文明都被现实效果引导着，如现实主义小说，日记体，纪实体，消遣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以及特别是摄影艺术的大规模发展所证实的[23]。这就是我们世俗化了的圣骨匣；除了它与曾经存在过而现在不再存在的、但又表现为某件已死之物的当前记号的东西不可分之外，它已失去一切神圣意义的痕迹。反之，一旦我们达到这种洞识：现实不过就是意义，于是亵渎这些圣骨就相当于摧毁现实本身，并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4]，当历史要求颠覆文明的基础时，现实就可以被改变，以符合历史的需要。
在否认这种看法时，在拒绝把所指物与对所指物的单纯陈述分割时，历史不得不——在十九世纪这种看法盛行的时期，历史曾企图成为一门独立自存的学科——把事实的“直截了当的”叙述作为它们曾经是真实的最好证明，并因而把叙述提高到一种表现现实的优越形式。持这一观点的理论家是奥古斯丁·梯埃雷，他在处理历史叙述中，在其布局的精致和所提供的“具体细节”[25]的丰富性中，尽力保证“真实性”。悖论绕了一圈又回到原位：叙述结构是在虚构文学（经由神话和最初的史诗）的严酷考验中演进的，但它同时既变成了现实的记号，也变成了现实的证据。显然，在处理结构而不是编年史料的当代历史学家中，叙述方式的减少（如果不是消失），就不只意味着学派风格的变化了；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根本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历史叙述正在消亡：从今以后历史的试金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可理解性（intelligbility）。
[1]本文译自M.雷恩（编）：《结构主义选读》，英文版，1970年，伦敦。
[2]与苏格拉底同时代的古希腊诡辩学派著名学者。——中译者。
[3] 符号学为研究记号系统之学，它研究各人文学科中的记号现象，具体来说就是研究语言标志（能指）与被标志者（所指）之间复杂的意指关系。——中译者
[4] 鲍绪埃（J.B.Bossuet，1627—1704年），法国神学家，历史哲学家，曾任路易十四宫廷教师。——中译者
[5] 米歇莱（J.Michelet，1798—1874年），法国历史学家，曾著17卷《法国史》。——中译者
[6] R.雅克布逊：《普通语言学文集》第9集，子夜出版社，巴黎，1963年。
[7] 由历史时间划分单位（如时、日、月、年、世纪……等）构成的时间系统，用以描述各种规模的历史事件。——中译者
[8] 此词来自索绪尔的“换音造词法”（anagram）研究。J.克莉思蒂娃在“巴赫丁，语言，对话，小说”（载《批评》杂志1967年4月号）中引用过。它指那种在两个层次上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保持着某一具体作品的本文与其它作品本文间的对话关系，因而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
[9] 在任何类型的话语中，开端都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修词学的问题，它把默语的裂隙（breaches of silence）也编织入话语中，并竭力抵制失语症（aphasia）。（此处所说的“失语症”系指患者丧失在语言中建立隐喻表达与换喻表达的能力，即丧失选择替代词的能力或词语组合能力。雅克布逊曾从语言学角度对此进行研究。——中译者
[10] “我们在动笔之前先扪心自省。我们知道，对于任何生物来说，专门利己之爱与毫不容情之恨都是不存在的，我确信自己可以在不损害正义与真实的必要前提下对人与事做出判断。”（载路易·布朗：《十年历史》，1842年）
[11] 德库朗惹（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法国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和中世纪史，著有《古代城市》、《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译者
[12] 色诺芬（公元前435—前354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曾随斯巴达远征军至波斯，于库纳萨战败时率残兵万人逃回国，后将经历记于史书中。——中译者
[13] 组合段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术语，指话语中词项依一定构句规则组成的相互邻接的语言组合体。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认为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存在着类似于话语组合段的组合关系，此处涉及的是军事隶属关系中的“组合段”性质，即指挥行为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固定关系，有类于话语组合段中各词项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中译者
[14] 参见E.莱蒙地：《马基雅弗利文集》。米兰，1966年。
[15] 例如：“年青的约瑟夫的单纯和智慧……他的奇异的梦……他的嫉妒心强的兄弟们……这位伟大的人物被当作奴隶给卖掉了……他对主人忠诚……他的值得盛赞的贞洁以及因此而身受的种种迫害，他入狱而坚定不移的信念……”（载鲍埃绪：《世界史导论》）
[16] L.艾瑞加雷：《精神分裂症患者语言中的否定与否定的转换》，载《语言》杂志，1967年第5期，第84—98页。
[17] 参见《故事结构分析导论》，载《通讯》杂志，1966年第8期。
[18] 米歇莱：《中世史》，第3卷第5册第1章中的一段，即有下列三段论式的结构：（1）为了避免叛乱的威胁，必须先分散平民的注意力；（2）为达此目的，最佳方策是给他们一个替罪羊；（3）因而君主们选择了奥勃雷欧。
[19] 俄国文学形式主义研究者，研究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他的学说对法国结构主义者很有影响。——中译者
[20] 梯埃雷（J.N.A.Thierry，1795—1856年），法国历史学家，倡实证主义历史研究法。——中译者
[21] 结构主义语言学术语，又称“记号表现”，为记号的物质性的（可知觉的）方面。结构主义者认为，能指和它所标志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非代表性的。——中译者
[22] 这种把指向的错觉或意义与指向对象当成一回事的天真现象，在梯埃雷一类注重历史家理想的史学家中十分明显。“完全属实。正如其本来所是的那样，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引自C.吉里安：《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们》）
[23] 参见《形象修词学》，载《通讯》，1964年第4期。
[24] 这就是在1967年1月红卫兵亵渎孔庙的意义（但不只是一种对宗教的颠覆），于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就不过是对“文明基础的破坏”，使文明贫乏化的别称而已。
[25] “历史家的目标是未经证明的故事。这是否正当，我们不清楚。在历史中最好的证明，最可取的证明，无可怀疑的证明……当可信为最完美的历史语言……”（A.梯林：《索罗维恩朝历史》，1851年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