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布鲁姆：学生与大学

节选自《美国精神的封闭》

　一 
　　 
　　对于一个十几岁初次离开家门，行将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来说,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将给他以怎样的印象呢?他有四年的时间去自由地发现自己一一他步入到一个空间中,以往贫乏的知识荒漠被他逐渐抛在了身后，而获得学士学位后那种乏味的专业训练尚未来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要获取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去做。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观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 
　　 
　　二 
　　 
　　我十五岁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学时,就有一种感觉：我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在此之前,我从没看见过或注意到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显然是为了某个更为崇高的目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出于功利或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提供栖息之所或制造产品和买卖货物之地。它是为了一种自为的东西而存在。我的一种朦胧的渴望突然在外部世界得到了反响 
　　毫无疑问,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我在上学期间得知它们是仿制品，而且哥特式也不对我的口味，但是它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你平时很少见到的一类人,没有他们,你既不能认识自己的能力也不会明白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是多么美好。模仿遥远土地和时代的风格表明:修筑这些建筑物的人意识到自己缺乏这种风格的内涵并且尊敬它。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这些受人鄙视的百万富翁在市中心建起这座似乎完全是献身于美国目标的大学,其实是在向他们自己一贯忽略的东西致敬。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曾失落了什么，或者只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目标太不明确，或者也可能是为了扬扬名满足一下虚荣心(以什么方式满足虚荣心足以说明他是什么人)。 
　　对我来说,这群建筑物给人的希望全都没有落空。从我成为该校学生的那一刻起,我就认为应当用全部时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什么。这个问题使我着迷,尽管它从来不是一个合适的研究课题。我上高中时看见许多年长些的男女青年走进州立大学,学习如何做博士、律师、社会工作者、教师，以及在我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受人尊敬的其它种种职业。大学生活是长大成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人们向往的一个转变时期,其实它也未必是一个转变时期。谁也不相信还存在着闻所未闻的严肃目的，或者还存在着一种研究人的目的并决定其优劣的方法。说简单点，哲学只是一个字眼，文学是一种娱乐方式。这种想法是我们的中学及其气氛造成的。但是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它蕴含奇迹,预示在分享奇迹中产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会流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动机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有权威,但不是来自权力、金钱或家庭,而是来自能够赢得尊敬的天赋。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的团体。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惰,只有那些将自身与平等自由观念融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情。 
　　岁月告诉我,所有这一切只存在于我年轻而热情的想像之中,而且比想像中的还要少。这些学院的发展宗旨比我预料的更加暧昧；发生不同观点的争执时,它们的内在比外表更为虚弱。但是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思想者,他们为我打开了新的天地。我喜爱的书教给我存在的意义,它们伴随着我一生中的每时每刻。假如命运没有在一个伟大时刻把我放到一所伟大的学府里去,我不会看到这么多,做到这么多。我有人们梦中向往的老师和同学;我有可以共享友谊的朋友,彼此可以触及灵魂深处,我们是心中存有共同利益的朋友。当然,所有这些都与生活中必然包含的软弱与丑陋混在一起。但它们并没有勾销人的卑俗,相反却指出卑俗的存在。大学使我感到的失望一一它毕竟只是内容的载体,在原则上这些内;容是与之可分的一一从未使我怀疑过它给予我的不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生活。我也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它周围社会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我祝福一个宽容而不泯灭童心的社会,这种童心的玩耍态度又可以造福于这个社会。爱上大学并不是件蠢事,因为只有通过它,你才可以看到事情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 
　　 
　　三 
　　 
　　六十年代所有激进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催着我们加速向前，而不要问我们走向哪里。是平等主义的自我满足把大学课程表中不符合当时情绪或趣味的课程全部砍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六十年代虽然有过头的行为,但还是产生了许多好的结果。可是,我看不出那个时期对大学产坐了任何有利的影响,我看到的只有十足的灾难。据说它好就好在“更大的开放”、“少些刻板”、“摆脱权威”等等——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也没有说明人们需要大学教育做些什么。六十年代,我是康奈尔大学若干个委员会的成员,不断而且徒劳地投票反对取消一项又一项要求。过去的核心课程被取消了。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他是最新巴黎时尚的不懈引进者,解释说这些要求没有用,而且使人厌烦。我承认他说得不错，随后，他对我不情愿放弃这些要求表示惊讶。我解释说,我不情愿放弃它们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提醒起知识统一的时代,固执地告诉人们说如果你要受教育就要先理解一些东西。不拿出新的你就无法换下旧的。但是显然，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就是这么做的。这么做的后果由语言研究的衰落情况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所有人文学科中情况也同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如果没有新因素即将出现,批判旧的就没有意义;所谓的开放就是“各干各的事”,唯一允许的是“成长”和“自我发展”，在美国意味着社会上普遍的粗俗风气要压倒大学温室中生长的娇嫩的幼芽,而这幼芽需要理性的滋养。.....
　　改革就是默认要削平所有的尖子，并且导致整个美国教育结构的崩溃。这一点各派人士都看到了,现在他们都在谈论“返回其础”的需要。教育结构的崩溃从六十年代大学的言论和行为上看得很清楚。比糟糕的老师和自我放纵更严重的是权威性的理性和榜样的消失。有最高楷模的存在王可供的存在才能使众人向上努力。如果现在我们加倍努力再加上政治斗争，也许有可能恢复过去的读、写、算三会标准(three R`s)，但是找回被抛弃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知识就不那么容易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没有产生新的伟大理论和艺术冲动来取代西方的遗产,因此只有传统能够使我们与它们保持接触。然而传统不是火车的轨道,你可以一会儿驶上去一会儿又离开。和传统连接的链条一旦断裂就难以重新接通。对于学者头脑中的真实学问及其意义，我们的直觉与感知能力都已丧失。在美国,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已找不到贵族和神父——高层次学术传统的天然传人。在我们的政治原则中还可见到那些最伟大的的思想,但是它们从未体现在、从未活在哪一群人的心灵里。这些伟大思想的故乡就是大学,而六十年代的罪恶就是对这块圣地的侵犯。 
　　 
　　四
　　 
　　六十年代后期,当我最初注意到大学生读书兴趣下降时,我开始对上我课的年轻大学生问第一个问题:什么书真正对他们有价值。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无言以答,困惑不解。书就是伙伴的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像布莱克大法官那样时时把一本揉得破烂的《宪法》揣在口袋中的事情,已经不是他们认为值得仿效的榜样了。他们不从印刷字符中寻求劝告、激励或欢乐了。如今,在大学生的不太高尚的气质中,已经没有狄更斯那样的气韵,他曾给我们很多人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伪君子、乐天派等人物典型,有了这些人物典型,我们增强了我们的观察力,使我们能够在辨别人的类型时找到细微的差别。复杂的感受才使人能够那样直率地说:“他是斯克罗奇式的人物。”如果没有文学,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观察,精微的比较技巧也会失去。我们的大学生的心理迟钝现象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只是靠大众心理学知道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人的各种各样的动机。随着我们几乎全靠文豪才有的那些有关人的理解动摇了,由于缺乏人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认识,人们变得更为相像了。当今那种替代真正多样性的拙劣表现,就是染发的五光十色和其他不向观察者表明其内涵的外表差异。 
　　教育的欠缺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大学生寻求到处可得的启迪,不能辨别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柏:什么是见识,什么是宣传。大学生多半转向描写圣雄甘地或托马斯·莫尔之类的电影,他们成为那些使人感兴趣的道德精神的猎获物一一这些形象大多用来推动当前的政治运动和唤起人们对于伟大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追求一一或者,转向迎合他们的私下愿望和邪念,使他们感到自命不凡。关于离婚和性别作用的电影,《克莱默夫妇》堪称富有时尚特征之作;但是,对于一个不能将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或《红与黑》作为自己欣赏品味的一部分的人,他不能感觉生活中正在缺少什么,不能感觉一种真实的呈现和一种意识扩张的表现之间的区别,不能感觉无聊的伤感和高尚的情操之间的差异。随着电影声称把它们自己从文学暴虐中解放出来,那些严重虚假的电影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的无知和造作。当代生活和它的高度严肃的文化之间是有距离的。这种严肃的东西是大学生最为需要的,能够帮助他们不沉溺在渺小的欲望之中和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而这种距离在如今只熟悉现代生活的电影中是找不到的。这样,学生不读好书既减弱了他们的观察力,又增加我们的最致命的倾向一一只相信此地和此时的事物。 
　　阻止上述倾向的唯一办法,就是竭力促进那些抱着探索未知事物的强烈愿望上大学的人的教育;这些人不多,他们忧虑探索不到未知事物,忧虑为探索的成功而需要的自身精神修养不足。我们已经远离那样的时代了,在那时整个传统可向所有大学生灌输并在后来得到有效运用。只有那些愿意冒险,并且随时准备相信那些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事物的人现在才适合在书本世界中探索。当然,这种欲望一定要发自内心。 
　　 
　　五 
　　 
　　几年来听过学生对我所提出的喜欢读什么书的问题作出的同样回应之后,我开始问学生第二个问题:谁是他们崇拜的英雄。这一次,又是良久的沉默,并且难得听到下文。为什么谁都应该有崇拜的英雄?人应该就是他自己,不应该以异己的模子塑造自身。在此,下述积极的意识支持着青年人:他们缺少英雄崇拜是成熟的象征。他们择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描述安德列公爵,此人在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记著作中受到教育,由于崇拜拿破仑使他自己异化了。但是,我们往往会忘记安德列的确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的英雄渴望使他具有心灵的光彩,从而使他周围的资产阶级的琐碎、空虚和自私自利的心灵相形见绌。一般而言,民主原则不承认伟大,并想要人人在没有遭到令人不快的对比时感到浑身舒服。在我们看来,对英雄的蔑视不过是对上述原则的进一步歪曲。大学生究竟可以从自身什么方面去得出他们认为是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呢?从崇拜英雄中解放出来只意味他们没有什么方法抵制广为流行的“角色典型”。他们不是正在被居鲁士、忒修斯、摩西或罗慕路斯所吸引,而是不知不觉地把周围的医生、律师、商人或电视人物的角色表演出来。按现实情况来说,大学生有着关于完美肉体是什么的浓厚情趣,而且不断地追求完美肉体。但是,因为得不到文学的指导,他们不再有什么是完美心灵的想像,所以也不渴望有完美心灵。他们甚至想像不出有这样的东西。 
　　 
　　六 
　　 
　　看来,唯一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是那个几乎普遍为人们所拒斥的方法,是阅览《经典名著丛书》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通才教育意味着让学生去阅读那些一致公认的各种经典著作。我完全理解而且实际上也赞同不要对《经典名著丛书》过分崇拜。它是非专业性的,浮泛的;它促使一个自修者获得一种没有根据的自满自足;人们不可能仔细地阅读丛书的每一部著作;如果你只限于阅读《经典名著丛书》,你就绝然不可能了解什么书堪称是伟大著作,因为你无从将它们与普通书进行比较;而且,人们也没有什么方法去确定谁将能决定什么样的书才算经典名著,选择它们需要什么样的标准;这些书的编写是围绕着既定目标的,而不是着眼于方法:整个编撰活动含有某种平庸的传播福音的味道,与追求完美高尚的情趣大相径庭;丛书给人以一种虚假的切近伟人思想的感受;总之,理由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每当经典丛书出现于整个课程的核心部分,学生就为之感奋,获得满足,他们觉得自己独立地完成了一些事情,他们从这所大学学到了某些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东西。这种独到的体验和生活本身就具有深远意义,使他们重新看待并尊重学习本身。学习名著丛书的意义在于,人们会认识到,经典著作一一对我们这些不熟谙历史之辈极为重要;熟悉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只要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最低限度上,熟悉各种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式;还有,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在人们共有的体验和思想基础之上,建立这些思想之间的友好联系。教育课程如果可以建基在明智地利用经典名著基础之上的话,将是深入学生心田的捷径。他们从学习奥勒留或者康德的道德律令之中所得到的乐趣和感激之情,将会是无限的。 
　

　七 
　　 
　　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作品将使人置身于无限深蕴的本质存在,使人忘掉他们短暂纷杂的现实生活。永恒完整的人性不仅过去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伸展自己探寻的指尖触摸到它,这样做将不断完善我们那不完满的人性,它的种种缺憾常常使我们难以忍受和宽待。在那些经典著作中的客观的实在的美依然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必须在今日学生们心田上的那块不大友好的田野上,小心翼翼地保护和培植那些伸向这些伟大思想的幼苗。尽管时过境迁、环境变化,我们的人性依然如旧,因为在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各种问题,如果它们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也只是在外表方面,人类仍然有着紧迫的需要去解决它们,哪怕我们的知悟和力量或许正在衰退。 
　　在读完了柏拉图的《对话录》之后,一位认真思索的学生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他说已经不能想像那种神奇的雅典人的气氛能够重现了,那个时代的人友好和睦、富有教养、朝气勃勃,珍视相互间的平等关系,他们既文明开化又富有自然情感,聚会在一起畅谈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意义。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生活和体验总是可以接近和达到的。实际上这场富于戏剧性的对话恰恰发生在一场可怕的战争期间,当时的雅典已经注定要陷落了,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已经预见到这意味着整个希腊文明的陷落。但是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这些学者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纵情于对自然的欢乐，恰恰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生存能力,证明了人独立于命运的趋使，不屈从于环境的胁迫。那位悲天悯人的学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但他在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中见到了他,这或许更好;这位学生身旁不乏有识之士,他朋友众多,拥有一个国家,人们可以幸福地自由地聚集在一起,随意讨论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在这样的对话中,在任何柏拉图式的对话中,其精深的底蕴几乎在人类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可以再现。这位学生与他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一起追古叙今。当然这需要深思熟虑才能真正理解,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思索才是它的全部底蕴之所在。 
　　 
　　八 

　　在所有自相矛盾的虚伪的社团和群体中,人之间真正的社团存在于那些不懈地追寻真理的人之中,存在于那些富有才智和潜力的有识之士之中。从理论上讲,他们希望了解所有的人。但在实际上这种社团只拥有极少量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正像柏拉图对于亚里士多德,虽然两个人在认识善的本质方面持有相反的意见。他们对于善的共同思索将两个人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不同观点恰恰证明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以便全面地理解善。当他们共同关注善的问题时,两个人的心灵已经决然相通了。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是朋友之间唯一真正的友情,是唯一真实的共同利益。正是在这里,人们极力寻找的相互间的联系和理解才真正建立起来了。 
　　我现在仍然相信,只要给予适当的理解,今天的大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社团和友情会聚的场所。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变化,我们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进步与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对我们的服务卓有成效,人类事物的存在使它们得以发展。不过对于所有这一切,尽管需要我们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决不应忘记,苏格拉底本人并不是教授,他却被雅典人置于了死地,而人们热爱和追求智慧的传统之所以能够得到延续,部分的是由于他个人的范例。这是今天的人们必须认真看待的,我们必须铭记这一段历史,从而思索和知晓怎样才能维护和捍卫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