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往事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缘起于毛泽东想要一部地图集。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休息期间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说他在读《资治通鉴》时，没有一部详细的历史地图参阅，很不方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亚新舆地学社曾出过几本历史地图，但都很简单，一个朝代就这么一幅，很小的一幅，地名很少，不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希望有一部好的详细的历史地图集，一有利于阅读《资治通鉴》，二也为研究二十四史提供便利。吴晗就和他介绍，说晚清湖北宜都的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内容很详细，正史地理志里县以上的地名基本上都有。这个图集共34册，内容丰富，而且是朱墨套印、古今对照，红色为今地名，黑色为古代地名，一看就明白，可以参考。但这个图也有不理想的问题，第一，它是线装图，分成34册，携带不便；第二，它把全国分成多少格，以北京为“中中”，北京以北为“中一北一”，北京以南为“中一南一”，东面为“中一东一”，西面为“中一西一”，每页分幅即由此依次来排列，查起来很不方便。比如你要查“成都”所在的一幅，你晓得查哪里呀？要前后、前后不断地翻，才会翻到，所以在实际使用上很不方便。当时吴晗就建议，是否可以拿今天就是1954年时代的地图作为底图，把杨守敬图上的古地名搬到这个底图上，按照现在的制图方法把它印出来。当时毛泽东也同意了这样做法。毛泽东说这个事情就交给你办了。这就确定了。
吴晗找范文澜、尹达等商议后，就请复旦大学谭其骧赴京主持地图编绘工作，绘图和制印工作由地图出版社负责。吴晗初步制定了计划，并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
编绘一部中国历代沿革地图，可说是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学家创办的“禹贡学会”的夙愿。在遵义浙江大学期间，谭其骧曾经着手编绘，系主任张其昀也相当重视，校方还为他配备了助手，但他用以编绘的时间有限，资料的收集也相当困难，仅画成23幅，还只能用红黑两色印在土纸上。现在，谭其骧和他的同人们在学术上已趋成熟，应着毛泽东的要求和决定，一个久候的时机来到了。
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书影
当年11月，在北京成立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
在编绘过程中，经过反复研究，谭其骧确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范围，使它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事实，既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扩展和巩固的重要功绩；揭示了统一逐步扩大、巩固，开发逐步深入、稳定的基本趋向。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图集》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
在编绘历史地图集过程中，发现“杨图”所用《大清一统舆图》底图地理精度差，内容有许多遗漏和谬误，不符合现代制图要求。1958年底由地图出版社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彻底抛弃了“杨图”的旧体系，通过了新的设计方案，改用依据最新测绘资料新编的底图，这对于保证这套地图集的精确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3年5月13日又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另起炉灶，开始新编反映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的历史地图集。
到1966年5月底为止，图集的绝大部分图幅的初稿已经编出或备齐了资料。预计到1967年年底可以全部编制完成。眼看即将实现的目标，却被文革给搅乱了。当时吴晗、尹达、谭其骧和“杨图委员会”全部成员，除了已被迫害致死的以外，都毫无例外地遭受批斗审查。
1969年5月6日下午，才获得“一批二用”两个多月的谭其骧，接待了两位《文汇报》记者。就因为这次采访，“杨图”编绘一事被再次提起。5月15日，复旦大学召开了恢复“杨图”工作会议，争取一两年结束。自1969年5月25日开始，谭其骧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还得参加各种学习、批判、劳动（日常劳动、下厂、挖防空洞等）、军训、学唱样板戏、补充交代问题、接待外调等等，所以尽管整天忙碌，能用于编图的时间往往并不多。如从6月16日到21日的一星期内，实际工作时间就只有13个半小时，8月份有一周只工作了3小时半。
1969年，周恩来指示恢复编制工作，同年11月重建工作班子，重新捡起已经放下了4年的历史地图编绘工作。1970年底，部分样图送交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历史所等组成专门小组审查。当时计划力争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时（1971年12月26日）全部出齐，并将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经过多方努力，1972年底编绘工作基本结束。1974年底，《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的8开本以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出版，实际发行已在第二年下半年。其余七册于1979年底全部出齐。
第八册出版后并没有呈送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是希望出全后一起送。但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图集还没有出全，毛泽东也没能看到这套他自己要求编绘的历史地图集，至今在他中南海故居书房里摆放着的仍是一本由顾颉刚、章巽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历史地理研究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不仅需要熟读古代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谭其骧几乎翻烂了《汉书·地理志》，杨守敬《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跋涉天山南北、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
编撰过程中最令谭其骧不满的是，由于主编负责制已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受到彻底批判，包括来“掺沙子”的红卫兵在内的一些人不但自己会在编稿中犯下莫名其妙的错误，还常常擅自修改他的编稿。但一旦被他发现，他还是不顾受到批判的压力，提出异议。如1971年1月7日，他发现隋、唐图幅上的“大江”（长江当时的名称）已被改为长江，就向室负责人提出抗议，并写成书面意见；当晚又提出明以前灵州附近黄河应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可惜他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且并非所有被改的编稿都能让他看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就这样留在以后内部出版的图集上。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4幅地图和约7万个地名，全部采用古今对照。汲取了迄今已发展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山峰、河流、湖泊、长城、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还包括了少数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大小政权和活动区域。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版本有内部版和公开版、8开版和16开版、简体字版和繁体字版之分。《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后，专家们用“前所未有”四个字来形容这部卷帙浩繁，内容详密的图集。胡乔木认为图集的编纂是“解放以后，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来复旦访问时，图集被作为校礼赠送。当谢希德校长向里根赠送礼品时，向他介绍主编这套地图集的就是本校教授谭其骧，里根听后，立刻回过身去与坐在第二排的谭其骧握手。这一场面被摄像机摄下，在美国进行了转播。后来，历史地理所教授葛剑雄去美国，在介绍《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不少人都说他们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谭其骧与里根握手。有的人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但当葛剑雄提起这件事时，他们就会说：“噢，就是向里根总统送一套地图集的那所中国大学。”
谢希德向里根总统赠送《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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