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画的发展，以佛教版画出现较早。唐代的佛教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其影响力遍及全国。关于最早刻印版画的文献记载，唐代学者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圆逸录》:“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
在唐代佛教版画遗存中，最重要的便是一九〇〇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轴装，全长四百八十七点七厘米。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后劫往英国，现藏大英博物馆。此经卷首有一幅精美的扉画，根据经卷末“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刊刻题记可知，该版画是八六八年的作品，是全世界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版画。
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历时虽不长，但佛教版画在此期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吴越从钱镠到钱弘俶（钱俶），三代都崇奉佛教。关于钱弘俶刊施佛教版画的情况，根据考古实物发现和文献记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印制《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卷首有扉画。此经先后有数次发现: 如一九二四年杭州雷峰塔发现有开宝乙亥本（九七五）。
宋朝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历朝大多重视佛教。加之宋代的刻书业比较发达，所以刻印佛经的风气盛行，宫廷、官署、寺院、坊间均有刊刻。开宝四年，敕高品、张从信等，到当时的印刷中心益州（今四川成都）组织雕印我国第一部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完成。总卷数达六千六百卷，被称为《开宝藏》，因刻印于四川，故又称《蜀本大藏经》。北宋福建东禅院刻印的《崇宁藏》，始刻于神宗元丰三年，徽宗崇宁三年全部刻成，是北宋时期民间刻印的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
辽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自建国伊始，就不遗余力的吸取汉文化，重视儒学，亦宣扬佛教。说到辽代佛教版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契丹藏》中的插图。全藏起修于辽圣宗统和八年，刻成于天祚帝干统元年，收录佛典一千三百七十三部，六千零六卷，分作五百七十九帙。
金是女真族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与南宋对峙百年。金代先后曾得到不少宋、辽刻经，为金代刻经提供了便利。《金藏》因发现于山西赵县广胜寺，故又称《赵城藏》，是金代私刻的一部大藏经。全藏原七千多卷，现存四千三百多卷。近年又发现有零本（即散见本）《金藏》。其扉画《释迦说法图》是入藏赵城广胜寺之后补刻接裱上去的。卷首版画和卷末的《护法天王坐像》，为晋南民间所刻。自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历时二十五年刻成。
西夏是党项羌人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一九〇九年俄国科兹洛夫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西夏版画，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一至四集中，共刊出三十多种，汉文本较西夏文本为多。版画风格有的为汉族中原传统，有的则具有西夏特点，有的还有密宗版画特征。
一二七六年元军进入临安（今杭州），元世祖忽必烈利用武力立国，并依靠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班智达的继承人八思巴巩固其统治，奉之为国师。通过八思巴的邀请，尼泊尔人阿尼哥来中国，设计修建北京妙应寺白塔，并带来了尼泊尔风格的绘画艺术。萨迦派僧人杨琏真珈被任命主持江南宗教事务，在杭州路大万寿寺任命僧录管主八主持刻印佛经事务。元刊“大藏经”版画中，以《碛砂藏》扉画名声最著。《碛砂藏》始刻于宋，但版画实为元大德年间所刻，共有十余种版画施印于各卷卷首。画面具有尼泊尔佛教艺术及藏传佛教萨迦派艺术特征，与传统的宋刻佛经扉画风格迥然不同。
明代历位皇帝大多对佛教非常重视，对藏传佛教也采取了包容和团结的政策。南传佛教在明代也得到了某些发展。
明洪武至万历间，凡三刻汉文官版大藏经，即《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并且在永乐间刊刻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些“大藏经”，都镌刻有形式多样的版画。明代宫廷版画多佛教题材，明永乐年间形成了以宫廷宗教版画为主的刻印高峰。特别是大藏经的刊刻，选拔和集中了有丰富经验的刻版和印刷师参加，代表了当时绘画、雕版和印刷工艺的最高水平。
顺康雍乾四朝，是清王朝的兴盛期，依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清中叶之后，佛教版画发展便日渐衰微了。
入清之后，藏、蒙、汉、满文大藏经皆有刻，是历代中央政府刻印大藏经文种最多的朝代。 清代大藏经的刊刻，除民间补续《嘉兴藏》及清官刻汉文大藏经《龙藏》外，清廷以满族入主中原，清代诸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故刊刻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清内府自康熙三十九年内府刻藏文《甘珠尔》、康熙五十九年内府刻蒙文《甘珠尔》、雍正二年内府刻藏文《丹珠尔》、乾隆十四年内府刻蒙文《丹珠尔》、乾隆五十九年刻《满文大藏经》等，这些大藏经插图扉画及尾页中的彩绘及版画各700多尊形态各异的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