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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世界何以辽阔,读书本无禁区

李洪林 楞个想 2022-09-24

李洪林(1925年~2016)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6月1日逝世,享年91岁。


1979年初,李洪林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即将创刊 的《读书》杂志写一篇文章。 1978年,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宣布35种图书开禁。王匡的女儿王晓吟后来回忆,王匡向上级请求动用印《毛泽东全集》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经批准后,每种开禁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 李洪林为《读书》写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 自由?”他认为,“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 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 化活动吧。”他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读书》创始人范用改成了《读书无禁区》。 《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反对声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未成年人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放开书禁后,“封资修”将占领文化舞台。有人说,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第 2 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 1981年,他两次代表《读书》就《读书无禁区》作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作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回忆说,“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1981 年4月,《读书》的《两周年告读者》说:“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 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一篇《读书无禁区》在知识界广为传诵,它以理性的姿态,发思想解放之先声,开自由阅读之风气。一起重温此文,谨以表达对知识和思想的敬畏。


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

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


80年代初期的书店人头攒动

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瞿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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