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为志，学术为魂——章太炎
[公元1896年－1936年，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枢密顾问。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权威和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章氏丛书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章太炎先生是二十世纪民主主义革命先锋，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尤其对《伤寒论》文献之研究，至今鲜有出其右者。太炎先生于仲景里藉职官、《伤寒》版本流传、梁阮孝绪《七录》所载《辨伤寒》十卷与六朝本《伤寒论》、隋本《伤寒论》之传承关系、《张仲景方》十五卷与《金匮玉函经》八卷、《伤寒论》十卷之关系、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伤寒论》所据底本乃至《伤寒论》在临床辨证上之运用与药味加减与疗效之关系等等，皆有精湛论述。先生辨证，每多精思妙见，著有《章太炎先生论伤寒》。
朴学训练与排满情结
章太炎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异时务报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光绪十七年（1891年）章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早年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为强学会捐款，与康、梁通信。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的“中体西用”派王文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东渡日本，与梁启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的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晚清趋新的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
革命与讲学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国故论衡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国后，重新改定《訄书》（即《訄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发生被刘师培与妻子何震诬蔑叛变事件，又与孙中山、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讲理学与救学弊
1911年10月发生辛亥革命，11月15日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912年冬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黎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章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遂遭袁氏囚禁，关押在龙泉寺。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恢复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0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轶事
俞樾因太炎提倡排满革命，曾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谢本师》一文，收入《訄书重订本》，又有《俞先生传》，收入《太炎文录》。但太炎治学，由小学入门，主张音韵文字相通，以此为基础，结合西学，恢弘清代诸子学之门户，其方法一本曲园师承，绝非自立门户。
注音符号与汉语拼音对照章太炎曾在晚清时与《新世纪》报吴稚晖等人争论汉字前途，反对在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乃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为汉字初学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汉字。民国三年，由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为国语注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时已下午3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听差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按例章可每日享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便要求只做一块钱的，剩下的一块钱公然饱入私囊。即便是这一个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在远处的则懒得举箸。久而久之伺侯他的两个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用。后来钱玄同晓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联系，将两个听差革职。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据说，老袁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案此传说实不可信，章太炎在晚清时出版的《訄书》（铅印本）等著作就曾采用旁线作为人名、书名号。所谓新式标点，在晚清以及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经发端了，不至於对此感到惊讶。
章太炎又有一致胡适之白话信，抬头曰：「适之你看」，盖直译旧时信函「某某大鉴」之体也。
受刘歆《七略》的影响，以《国故论衡》中《原学》等篇为代表，章太炎主张「九流皆出王官」说，而後来胡适著《诸子不出於王官论》，提出相反的意见。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有人问他择偶的条件，他说：“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经过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皮鞋左右颠倒，一时大窘。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主张社会主义，与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过从甚密，并由此反思西方的进化论及现代文明，撰写了《俱分进化论》、《五无论》等著作。据传，章太炎逝世的时候，只愿以五色旗覆盖，不承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苏州章太炎故居章太炎逝世后，因对日战争爆发，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水池中。解放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尸，后又重新安葬。汤国梨卒后，亦一并安葬于此。今设有章太炎纪念馆。
文革後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当作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发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并「解放」了一批学者，了若干章太炎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一系列工作，虽然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八十年代以後编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学研究的人员基础。
章太炎在台湾
1898年12月4日，避祸抵台北，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与日人馆森鸿（袖海）等相往来。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转赴东京。太炎在台论文计有41篇，诗文评、诗16篇，多数刊在《台湾日日新报》，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这些论文占章氏著作份量并不多，却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正疆论〉谓「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文中并推崇延平王郑氏，贬抑降清将领洪承畴、李光地，反映章氏虽厕身台湾，反满的汉族民族意识仍甚为急切。在台亦参加玉山吟社的唱和，与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逸「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後，章氏写给大众阅览的文字转变为通俗的文笔，曾做为张我军鼓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由之一，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时，新旧双方各执章氏文字风格之一端以彰显己方立论的正确性。
章门弟子名录
东京时期：钱玄同（疑古）、许寿裳、朱希祖、黄侃（季刚）、汪东（旭初）、沈兼士、马裕藻、龚宝铨、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启明）、胡以鲁、易培基、陶焕卿、钱家治、朱宗莱、余云岫等
北京时期：吴承仕等
苏州时期：庞俊（石帚）、沈延国、徐复、朱季海、王仲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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