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法难 一腔宏愿——《房山石经》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空前兴盛起来。然而，佛教无限制的发展，开始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外来的宗教屡次受到排斥和打击。佛教徒称之为——“法难”。北魏太武帝时，拓跋焘转而信奉道教，公元446年，他下令诛灭长安沙门，焚破佛像，第二年又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佛像和佛经，沙门无论老少，一律活埋。这场浩劫史称“魏武之厄”。北周武帝时期，法难于建德年间再次降临，三年之间，国内佛法诛除殆尽，寺庙充做王公府邸，三百万僧众全部还俗，史称“周武之厄”。此后，大量手写佛经化为灰烬。
佛法如何长存而不灭？成了当时很多僧人的困惑。一千多年前，北京的西南方向，房山云居寺一位出身寒微，言行低调的和尚，在这里开启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把佛教典籍逐字逐句镌刻在石头上。用一锤一錾，开始了他的“刻经救法”之路。此后，他的后继者跨越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历尽千辛万苦，最终献给人间一座石刻佛经的长城。
隋炀帝时期，幽州城内第一大寺智泉寺（原址在今北京市法源寺东南）的高僧静琬，痛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全国范围灭佛的伤残，深忧佛教的命运和前途，“涕流悲感”，率领门徒、施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一百多里外荒僻的石经山，誓愿把全部佛经镌刻到石碑上，密封在山洞里，免受各种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为未来的佛教复兴准备好经本。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第一批房山石经刻成，石经山上的云居寺主殿“雷音洞”建成，石经被牢固地嵌置在洞内四壁。静琬为表达对石经的崇重、为显示石经的神圣，在雷音洞正中开凿地下石穴，“安置佛舍利三粒”，祈愿佛教与石经永世长存。
从大业年间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二十多年里，在改朝换代、兵荒马乱的动荡环境中，静琬及其团队坚持在荒山野岭镌刻石经，锢藏在石经山的七个山洞中。贞观八年《华严经》全部刻成、并且封藏于洞内之后，静琬在洞门上方嵌置一方题记，铭刻：
“静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慧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慧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在五、六千年以来世界各种文字的文献中和石经山以外的场所，还没有看到第二件和这篇铭文的内容相近的文本。一、它是为告白未来之世的人们而作。二、作者深忧自己信仰的宗教将要灭亡，痛心人类从此失去智慧的引导、永远难以脱离苦海，为此而来镌刻石经。三、刻经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千秋万载永存，为人们照亮人生道路；是为了未来佛教再遭毁灭性灾难以后，作为复兴佛教的根本依据。四、嘱托世人，只要人世间尚有佛经存在，就不要轻易地打开这个藏经洞。
万千圣贤中，只有静琬将自己的悲悯情怀落实到一锤一凿的血汗劳动中，在险峻的山峰为后世留下一座物质实体巨大、精神财富丰厚的文化宝库。
贞观十三年静琬圆寂，浩如烟海的佛经仅仅镌刻了一部分，他的弘誓大愿远未完成，为激励弟子继承遗志，静琬嘱托遗骨留在石经山上，不能入塔安葬，死后还要在现场注视着弟子们持续刻经。此后的四百五十多年中，僧人们一直坚定秉持祖师弘愿，锲而不舍，刻经不止。直到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石经山上的藏经洞已经装满封藏，另一位高僧通理发大心，以新的形式刻经，并且在石经山下的云居寺开挖地穴埋藏石经，此时才由通理大师将静琬遗骨建塔供奉。
静琬将他的生命、包括遗骨，与房山石经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融为一体，曝骨四百五十年，观照刻经事业。二十多代僧人，在生存环境艰难的险峻山间，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只为恪遵祖师嘱托，告慰祖师英灵，完成一项千年、万年以后才能用得上的事业。
通理大师之后，其弟子们历经辽、金两个朝代，持续刻经，总共镌刻一万一千余方石经，全部埋藏在云居寺内的地穴中。
元朝后期，高丽僧人慧月朝拜石经山，发现最早的雷音洞石经有的失落，发心募得朝堂内的高丽大臣捐施，精心补刻，重新安置到雷音洞内。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明末四大高僧中的紫柏真可（达观大师）在雷音洞发现静琬祖师瘗藏的佛舍利，进献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太后，轰动京城。此后，包括大书画家董其昌在内的众多官员舍资镌刻石经十余种，送到石经山上封藏，董其昌并亲赴石经山瞻礼，书写“宝藏”二字及题记，刻石嵌置在明代的藏经洞外。
清朝康熙中期，云居寺重开山祖师溟波和尚“以遵古人刻经板”，在五通大碑上镌刻佛教经、咒近二十种。当时石经山上的藏经洞和云居寺内的埋经地穴均已密封，溟波便将这些经碑树立在寺内佛殿前和地穴边。
至此，自隋炀帝大业年间至清康熙中期，历隋、唐、辽、金、元、明、清七个朝代，前后持续近一千一百年，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石刻图书馆。
1122部 、3572卷、14278石
一座石经山一位被史书一笔带过的僧人
两场法难 一腔宏愿
一锤一錾 一板一眼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已引起学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它的价值。但均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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