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夏年：民国佛教报纸出版及其内容
民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的时期，佛教界人士也在转型期与社会的结合更加紧密，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努力兴办佛教文化事业，除了办刊之外，佛教报纸的出版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活动。本文梳理了民国报纸出版的历史背景与出版情况，并且分析了每份报纸的特点，认为这些报纸是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提倡佛教改革，在时局动荡时代发扬慈悲助世、精诚爱国的自觉精神的反映。特别是这批资料保留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老照片，无疑会给今天的使用者提供更为直观的研究便利。因之不可小看，值得重视。为方便大家阅读，本文已作繁简转换，可能有个别漏误，请自行甄别。
报纸是纸质媒体的一种，在所有的媒体中，除电视与网路之外，它是最有影响的宣传工具了。这是因为它的出版周期短、信息量大、发行面广，因此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并且成为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近现代中国社会出版报纸，已经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是最早在中国办报的是外国人。据专家研究，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广州纪录报》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在这些报刊中，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不少，例如上海的《申报》、《万国公报》等等。在积极办报的人或团体中，有不少是西方教会背景，有的甚至就是西方派来的传教士。作为舆论的喉舌，他们代表了某一教会的意愿，是教会用来宣教和吸引信徒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民国佛教报纸产生背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佛教界，这时由于它的衰落，在文化事业上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僧伽只知抓住祖产，不知革新，对文化根本不重视，据说当时有的寺院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以兴学为借口，要将寺院改变成学校，宗风坠落，佛法旦夕之亡，已成趋势。而当时整个社会，西学东渐，新思潮涌起，对佛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促使一些人在考虑如何振兴佛教，让佛教能够与时俱进，普及社会，送达人间。如当时就有人认为：「佛化普及，首在培养人才，人才崛兴，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识之所由启，学术之所由明。知识见启，学术既明，而何患人才之不崛兴，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此理之固然而无或爽者也。教育犹根也，佛化犹实也，教育犹膏，佛化犹光也，根不养而竢其实，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则事未有不善者也。然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必不可。而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盖人才既出，而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也，不然佛化普及之说，由来久矣，而卒未能实现者，岂佛化之终难普及欤，实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实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于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于教育之衰微。噫，知识之所以不启，学术之所以不明，职是故也。长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颓，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一日或缓也明矣。惟是教育之一端，关系既重，提倡之责其谁任之。论者莫不曰：在先觉之长老，与有力之护法，吾以为彼之所言不为无见。然知识之启，学术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岂其于教育而可漠然视之。且教育则为佛化之本，凡为佛子于宏扬佛化，皆有应尽之责，即于提倡教育，亦皆有接尽之责，各竭其财力心思以为之可也，而必赖之于长老护法为也。顾亭林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于佛化之兴衰亦云。」（注1）因此在直追社会之际，佛教界的任务繁重，复兴佛教，首先是要复兴佛教文化，只有当佛教文化为社会大众了解时，才能够在社会产生影响，续佛的慧命，才能完成。
近现代中国面对整个社会革命的思潮，从事复兴佛教运动的人不计其数，但是最为着力的则是太虚大师。太虚是中国佛教的高僧与领袖，也是当代佛教中最有才华和最有思想的人物之一。他勤于著述，善于讲说，一生著作等身，曾经撰写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有很多就发表在报刊上，为宣传他的佛教改革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他也是当时报界最注视的人物之一，许多报纸都有他的消息，而佛教界的报纸更是天天都要刊出他的动向。
早在二十世纪初，太虚就提出了佛教要进行「教理革命、教产革命、教制革命」的三大革命主张，之后又撰写了具有改革思想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之「革命」著作。在这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著作里，太虚对佛教报刊的作用给予了非常大的希望与肯定。他认为「近世用书报如水火，欲张吾教，固非有此一编纂撰述之文字宣发机关不可。」（注2）「对于国群方面：一、联合皈信佛教人士，创设一佛学研究院，于佛学作学理上之研究；及多出佛学书报等，以解说一般人对于佛教上之疑谤，而缘起高尚正真之信仰。」（注3）他甚至为如何办好佛教的报纸提出了比较详细的办法，说：「佛教日报：作小册式，按日出之，载关于佛教时事，为佛教辩护，及浅显佛理之论著，供宣讲团宣讲资料，亦赠亦售。月志、日报，能常销百万册者，则法云渐可弥纶全球。」（注4）他所创办最早的佛教组织──觉社，就提出「宜在北京、广州、上海、星洲四处，开办日报、旬报。盖近世无论何国及鼓吹何种主义，皆须赖报纸之力以转移人心，然后易于筹款拨地。」（注5）太虚还积极为佛教报刊撰写发刊词，如为《佛化旬报》写〈绪言〉云：「予抵庐山牯岭大林寺世界佛教讲演会主讲之期内，复闻汉口佛教会有佛化旬刊之出版，为之喜而不寐！然窃望其能继历长时，或进而为佛化之日刊也；乃历举十余年来佛化书报所前兴后仆之数，用为绪言以策进之。」（注6 ）太虚对这份《佛化旬报》多有期望与鼓励，希望日后能成为日报，发挥更多的作用。他又为《佛教日报》撰写〈发刊题辞〉，指出「佛教之在中国，裨益于中国学术思想之自身至大。然以今日佛教情形而论，住持佛教之僧伽，多数成为无识而散漫，不知自身所崇奉之佛教为何物，致代表佛教之寺僧，渐将不足以代表佛教。近年新起的教团组织，仍非多数僧伽所主持，且与佛教之法规相矛盾。在家的信徒，也多数的不明白佛教的真相，甚且越出信徒的地位，非法涉权，于住持佛教有越俎代庖之趋势。再加以社会各种团体之摧残，佛教便成为千疮百孔的创伤濒亡者。故年来整个中国虽在内忧外患人祸天灾中，尚有负政治及全国热心之志士，救亡图存，各种团体的意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在日渐发达中；惟佛教虽经过极少数有识的佛教徒，力竭声嘶，从事兴复佛教运动外，但多数之若僧若俗之教徒，仍多沉醉不悟，不知有所奋发，此为今日中国佛教最大之危机！现在虽处在兴复民族，建设固有文化道德之巨大运动中，而世界文化最高深之佛教、与世界各国荣誉为第二祖国之中国佛教，反日见萎缩，此中最大原因，即在佛教徒无自觉心，与一般社会不明了佛教真相，甚且过于误解之故。」（注7）由是可以看出，办佛教报纸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当时佛教的衰颓状态，救亡图存，把佛教真正地推向世间。太虚晚年，正值抗战结束，他从重庆回到南京，倡导成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其宗旨就是「流通经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办报宣传佛教文化成为他的一生追求，贯穿了他的生命始终。
二、民国佛教报纸的内容
民国佛教文化复兴活动，是二十世纪佛教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一时期，佛教界先后办刊出报近300种，现在已经能见到的达256种，有名字未见刊的尚有三十余种。太虚曾经专门回顾了民国办报刊的经历。他说：「吾国佛教之有月刊，始于民国元年濮君一乘、狄君楚青之佛学丛报。然光、宣以来，予于是盖筹之久矣，特以时机未熟，未能有成。至民二，予于上海佛教总会遂创办佛教月报，第佛教月报仅出四期，而佛学丛报亦于十二期停版。从民国三年至七年，国中无复有言佛之书报者。民七之秋，陈君元白、黄君葆苍、李君隐尘等始与予谋出季刊，曰觉社丛书，共出五期。逮八年冬，众议于九年为始改为月刊，即今之海潮音也。海潮音虽展转迁徙，由杭而鄂，由鄂而杭，由杭而沪，由沪而京，由京而又鄂，幸一线生机续而未绝，今已历四年之久，蔚为海内谈佛之书之鲁灵光矣！然近二三年内言佛之书报，颇为层见叠出，于月刊尝有北京之佛报与佛心丛刊，皆仅出一期而止；今尚有佛化新青年一种，已出五册。而旬刊则沪上曾出佛化旬刊五册。先是、宁波有新佛教一种，则由旬刊而变半月刊，由半月刊而变月刊，曾出十余册。去春、成都龚君缉熙编佛学旬刊，则出过数十册者也。日刊唯北京之觉世报，历半年而停顿；汉口时事新报附刊智慧灯一纸，略同佛化日刊。今年宁波扬州有佛光月报之出，上海之世界佛教居士林亦季出林刊，巳各见二本矣。又闻无锡有佛学月报之出，然未之见也。」（注8）太虚所见，并不能概括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刊物，实际数量远远超出他所说的这些。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佛教的报纸，特别是日报的出现，则是在很晚的时间了，至少要晚于最早出现的《佛教丛报》的十几年之后，说明佛教界从办刊到办日报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这个过程，不是与当时的佛教经济有重要的关系，而是与佛教界办报的文化自省的自觉意识有关系，因为当时佛教的刊物正层出不穷，在这个背景下，佛教界人士有感于佛教文化的发展，因而自觉开始办报，力图将佛教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据笔者所见，民国出现的众多的佛教报刊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刊物，报纸不多，现在所能见到有实物的有6种，有名未见实物的还有几种。
《觉世报》是最早的佛教日报，但是这份报纸已经寻觅不到了。太虚曾经介绍，「溯中国佛教各种刊物宣传佛教者，首推民国元年之佛教丛报；而历史最悠久者，为已有十六年之海潮音月刊，此外之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皆屡起屡仆。唯日报，在民国十二年时，北平有觉世报一小张出现，惜未及一年即停。」（注9）说明这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界最早办的佛教日报之一。但据《海潮音》第27期〈介绍北京《觉世报》〉文载，该报编辑部已在民国11年，亦即1922年就开始出版，考虑到当时的交通邮递不便等原因，太虚见到该报时，当为第二年，亦即1923年。该报设在北京象房桥观音寺内，其背景为重庆佛学社，释觉先为出版人；总编辑万空，四川人，原名用选，「曾充四川农业专校校长，抱此杞忧，因弃从前发展实业志愿，从事此改革黑暗教育，促进文明教育之志愿。」故「已与京内同志组成一《觉世报》」。该报宣称：「窃今世界学潮趋向佛学，中华人士尚多迷执，且有消灭佛教基础行为，因作成甲乙丙丁忠告，及印刷信件作，由邮另寄，必邀电睐，祈盼为分送，以资圣择。」「其内容尤在改良教育，使佛家及一切东方精神文明由小学国文教授法四年级完全输入，使能明理论文，具圣哲智；有直入偏长大学之程度，取消多级学制，成大小学两级制，以启文明，使多数人民具足平等智慧；有改革贪污恶浊极苦世界，造成清净庄严极乐世界之程度。不然沐猴而冠，牛马而襟裾登到，行政立法两界，专图私利，罔顾公益，绝无良好之结果。振舌如斯，可为殷鉴。」万空因为「凡国文文明教授法，经数十年经验预备具足」，故将他的教学经验「亦必日日登报，凡家庭社会学校志愿急救子弟成文化上通人，均可日日如法教授，使之成就。」他「并非匪薄现在教育为非，是因国文教育误尽苍赤，酿成如斯极苦恶世界，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也。」「兼之改良教育非由自治精神，绝无希望专靠教育部改良，恐乌头白马解生亦不能矣。」「今既主持言论，必能宏扬佛化，普利群伦。」
《佛化报》也是近世最早的佛教报纸之一。太虚曾说：「十三年汉口有佛化报，不久亦停。」（注10）说明这份报纸是在汉口出版的，而且时间不长。当时整个佛教界最有影响的就是「佛化」口号，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无数。汉口曾经成立了「汉口佛教会」，武昌成立了「佛教正信会」。佛教会聘请太虚作〈汉口佛教会壁铭并序〉，太虚在〈壁铭并序〉中特意强调「书报刊布经像流通」（注11）之功能，可以推测，这份报纸与太虚的想法有一定的关系，应该也是一份宣传佛教改革思想的报纸。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份报纸，它的真面目只能等到以后才能揭开。
《佛教日报》（见图一）是近世佛教界创办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之一。 1935年4月范古农在上海创办。太虚为该报撰写的〈发刊题辞〉曰：「今欲振兴佛教，予中国国家之前途以及全人类将来之莫大幸福，当有普通之宣传，揭示佛教真相。一方使佛教徒认识自身，尽住持佛教护持佛教之责任；一方纠正一般社会人士之误解，未起信者使起正信，于全世界人生途上，开一光明之大道。盖佛教徒之无自觉，在僧伽方面，由佛教制度之不良与教团之腐败；取弃僧伽，无资格之标准而流于滥；入僧伽后，无规范之教学而流于愚；况受中国宗法社会之影响，寺院组织成为变相之家庭而流于俗，长养于此种制度习惯之下，欲使其自觉，难矣！本报当尽力此方面之责任，唤起僧伽之自觉，改革僧制，去滥，去愚，去俗，以恢复佛教僧伽之本来面目，住持佛教。在在家信徒方面，示其佛教信徒所应守之范围，于佛教、于社会，应如何行自利利他之护持佛教事业。至于一般社会人士之误解佛教，不外由无知僧伽与越规僧寺所作习俗之行为，与神怪奸盗之说部戏剧等所给予以非正当之印象；佛报当力予纠正，使知何者是真正之佛教与非真正之佛教，于佛教真相有所认识，此为佛报发刊最纯正之宗旨与巨大之责任。」（注12）由是可见，这份报纸是以宣传佛教改革思想为宗旨，以「唤起僧伽之自觉，改革僧制，去滥，去愚，去俗」，「示其佛教信徒所应守之范围」为目的，将佛教的基本知识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诠释，把深奥的佛教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各地的佛教情况介绍给群众，所以它是当时最通俗的佛教报。
图一：佛教日报
《佛教日报》的总编范古农居士为著名佛学家，字寄东，号幻庵，笔名海尸道人。浙江嘉兴月河里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古农幼年受私塾传统教育，熟读功德经史，生性勤奋好学。 18岁肄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成绩向列前茅。毕业后，负笈杭州求是书院，同学有蒋百器者，其父蒋智由在天津办报，恒以东西哲学教诲百器，且盛称佛教哲理之独胜。古农由此知有佛教。民国建立，古农在嘉兴精严寺内组织佛学研究会，自任讲师讲说佛学，假期则分别到上海、杭州、松江、绍兴等地讲演，自此法音远播，各方景从。 1917年，古农皈依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法名幻修，同时受优婆塞满分戒，在寺中随众听讲，自此通达天台教义。之后又专攻唯识，研读《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最终成为民国佛教唯识四大家之一。 1929年，上海热心弘法的居士王一亭、李经纬、沉彬翰等人，分别以认股的方式，组织有限公司「佛学书局」，由李经纬任总经理，沉彬翰任副经理，聘请古农担任总编辑，同时也聘请举人出身的老居士余了翁任编辑。佛学书局以出版佛教图书典籍，供应文物法器为主要业务。在古农的策画下，整理佛教文献，出版佛学小丛书，发行《佛学半月刊》，一、二年中，成为全国性的佛教文物供应中心。 1935年，上海缁素组织佛教日报社，古农是最合适的人选，故由他主笔，编纂我国第一份佛教报纸。
范古农曾自述办报因缘曰：「盖以佛教自中国有二千年之历史，在我国文化史、艺术史、宗教史上均有伟大的贡献。唐代而后，推行所及，西渐西藏，东达朝鲜日本。元代以来，周遍内外蒙古、新疆、青海。以今的团结而论，佛教实有左右的势力。至国际间，自欧战而后，各国人民均为和平心理所驱使，而研究佛教的事实也蒸蒸日上。我国佛教既是先进，岂可退居人后。奈我国佛教唐代固称极盛，宋明以来，虽日见衰损，然经典之刊行，寺宇之建设，仍积极地展进。古德宗匠，代不乏人，不幸至清代，雍干之际，废止试僧制度，又复滥于授戒，致出家者品类不齐，遂使僧伽道风，一落千丈。在家居士，失其领导，无复研教。而信仰大衰。至于清季，发生废寺逐僧之举动。民国代兴，虽揭橥信教自由之约法，而承清弊政，卒鲜改良。然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诚欲发扬国粹，振兴佛教，非有文字的运动，未由奏效。此本报产生之因缘一也。佛教建于印度，释尊当时弘化的遗迹，至今获得而考者。现在印度佛教，虽尚在复兴之始，然缅甸、暹罗、锡兰诸地，佛教犹存原始的模样。我国佛教为固有文化所融，亦有其不同的情形，况近代僧德坠地，古风亦荡焉仅存，于此末法，而兴废继绝，诚宜沟通中外，导达古今，何去何从，或因或革，非借文字的宣传，无从着手。此本报产生之因缘二也。我国社会，宿尚道德，海通而后，渐渐变异。光复以来，革故鼎新，人心失其堤防，礼教嫌其迂腐。于是时也，佛教慈悲之旨，转为人心所欢迎，故近年来信佛者较昔陡增，佛教团体随民运而间作，始仅倡导于民间，继乃提携于国府。今更全国上下咸知佛化之利益，皆欲努力于建设，移风易俗，改善社会，更非文字宣达不为功。此本报产生之因缘三也。自昔佛学不昌，社会不识佛教真相，往往流而为迷信。迷信之于风俗人心，有损无益，其为佛教推行之累尤巨。现在谋国，莫不思有以革除之，用是阐扬佛理，纠正佛法，作廓清迷信之南针，将修道者纳于正轨，以利佛教之进行。至于传播消息，观感有资，陶养性情，增长见闻，文艺时事，足使阅报同仁，不生干燥无味之感。此本报产生之因缘四也。」（注13）
范古农曾与当时许多高僧交厚。沪杭一带，本为谛闲、圆瑛、印光、太虚四大师化区。在家学佛弟子，不是皈依印光，就是皈依太虚或圆瑛、谛闲法师。民国以来，佛教新旧势力分岭，谛闲、印光、太虚为当时中国三大派。 1931年，以太虚、圆瑛为新旧派领袖，因中国佛教会改选，太虚大师一系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沪杭一班名流不忍圆瑛一系失败，于是从中制造是非，散发传单，不唯破坏和合僧，更有失学佛的风度。唯有范古农，不特道德文章早为佛教界所钦佩，即立身处世之风格亦复为居士中所仅见。他虽皈依谛闲法师，但不属谛闲法师一派。他对印光、圆瑛、太虚三大师，虽未举行皈依式，但奉书必称弟子。即未偏袒任何一方，态度超然，实居士中之模范也。但对佛学研究，他较接近太虚大师，主张佛教改革者，以顺随时势的发展。
作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一份报纸──《佛教日报》，创刊以后确实影响很大，「遍达国内、日本、欧美、南洋，佛教同仁，莫不认为现代社会所需要。」但是就在这份报纸办了两年多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该报每日出报，每日四版。其中第四版是一般的社会消息，其他几版都是佛教消息，非常即时地反映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佛教动态。该报内含有《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周刊》，不定期推出，但主要刊出一些佛教理论的文章。
《佛化新闻报》（见图二），1937年6月16日在重庆创刊，主编许止烦。每周一刊，初为四版，后改二版。这份报纸应该不是上面太虚所提到的《佛化报》，因为太虚明确提到《佛化报》在汉口出版，而这份报纸是在重庆创刊，所以应是另一份报纸。 《佛化新闻报》，创刊时由太虚大师题写报名，后来又由章嘉活佛题写报名，并由「佛化新闻报」变成了「佛化新闻」，少了一个「报」字。虽然少一个字，其他的内容与版式没有变化，《佛化新闻》只是《佛化新闻报》的延续而已。
图二：佛化新闻报
《佛化新闻》创刊以后，因「其宗旨之正大，消息之灵通，取材之精彩，颇为一般人所称道。」销路激增，曾经「每期发行四千余份」，后来又增至上万份。由于其影响大，经济效益还可以，故总编许止烦在《佛化新闻》的基础上，又于1940年创办了《佛化评论》一刊。在《佛化评论》的〈发刊词〉里，曾经对《佛化新闻》的出版作了很好地总结，云：「在此『险绝奇怪』的四川，当民国二十六年的今日，不意忽然而有《佛化新闻》的产生，公然在此堂堂的天府中，一纸风行，遍于海内，凡我佛教徒，几乎无人不知了。但是凡读过《佛化新闻》的人，无论佛徒非佛徒，在惊喜赞叹的也有，在破口大骂的也有，还有视为无足重轻，不值一笑的。或敢怒而不敢言的，也未尝无有。不意这小小一纸的能力，竟会使人赞，使人骂，使人怒，岂不奇怪吗？终是骂的不及赞的之多，于是《佛化新闻》在此三年中的努力，由三千份而畅销到一万份了。虽然勉强塞责，而犹不能满读者之望，远道来书如索重宝者有之。每周仅一小张，渴望难待者有之，读之而不能厌者亦有之。……在此百物飞涨，价增数倍的今日，《佛化新闻》始终并未加价，而又销数骤增，贴赔无已。……以本报为如来使、为法、为人、为众生慧命、为佛教的命脉，故冒万险而不计利害，以求璀璨光明的佛理，照耀于世界，唤醒一切的愚迷。任彼唾骂、蔑视、轻鄙，皆不计的，其所深望于读者诸君的……」。
1939年5月3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印刷厂停工，《佛化新闻》不得不在出版96期之后停刊；7月13日，许止烦迁成都桂花巷四十号复刊，97期正式出版。 〈复刊词〉曰：「本报出版以来，历时两载，已达九十六期。揭佛法之正义，振社会之聋俗。以冀挽此颓波，咸归大化，不啻赤手空拳与恶潮相斗，早为海内读者所洞鉴，然此两年之中，以继续不绝苟延生命与狂涛怒吼魔焰高飞之下者，皆读者诸君之所爱护也。不幸四月三日，正本报第九十七期出版之时，渝市突遭敌机狂炸，灰飞烟灭，顿成一片瓦砾，工作人员逃避一空，致本报无法出版，历而遂停，此本报对于读者诸群异常抱歉全体民众异常愤慨痛心切此而不能忘怀也。而渝市迭被敌机疯狂滥炸达九次之多，繁华都市大半焦土，人民疏散一空，印刷者迁避停业，以重庆之大，各新闻大报每日仅联合出报一张，则复刊之困难已可想见，本报为海内仅有之佛教喉舌，亦何能因环境险恶遂中止于化城。乃于万分困难之中，奋我无罪精神迁于成都复刊，此本报于轰炸之下巍然独存得与读者诸君相见于今日也。然无论魔焰如何高张，本报当于金刚不退之勇猛坚持到底，以张我佛之慈悲，以付读者诸君之雅望而存佛教一线之慧命于天壤间以尽本报之责，而求无负于使命，此区区之微意也。兹以环境关系，每期暂出一小张，一矣物价平复，当力图恢复原状，诸希谅鉴为幸！」虽然《佛化新闻》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再次出报，但是始终没有扭转恢复到原有的局面，最终到1942年10月，因经费不足停办。主编许止烦则于1945年7月12日在重庆去世。
《佛化新闻》主要刊出新闻，信息量很大，覆盖面涉及重庆、四川、陕西、宁夏、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江苏等地，但主要以四川和重庆的消息最为集中。因为它毕竟是在重庆和成都出版，而且当时正值是抗战时候，所以它的消息来源有限。但是透过这份报纸可以看见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做出的努力，特别是这份报纸里面报导了大量佛教界对抗战的态度与事实，表明了佛教界爱国爱教的鲜明态度，更显得珍贵而不可缺少。该报每期有一个「中国佛学会」特刊，这是当时重庆佛教界人士在太虚大师领导下而成立的佛教组织，特刊详细报导了「中国佛学会」的活动，可以弥补当时中国佛教界组织的情况。抗战以前，原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迁往重庆，该报也刊出迁址以后的「中国佛教会」的消息，故亦可以视为该刊是抗战时期研究「中国佛教会」的主要资料来源，对研究近现代中国佛教会的历史有重要的作用。此外，在40年代，中国佛教又面对了第三次庙产兴学的浪潮，许多地方，特别是贵州和四川、陕西的一些寺庙再次被提取寺产，这些情况都经报纸披露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佛教始终没有走出来，一直处于弱势之中。
《慈航画报》（见图三），1933年7月在上海创刊，每周一期，广东佛山慈航会馆出版，编辑部在上海，刘仁航主编。仁航，又名灵华，自称乐天修养馆主，江苏邳州市官湖镇人，著名学者，曾有「北方学者」之称誉。其治学广泛，涉及了佛学、道教、养生、美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著作多部，既有译作，也有自着，撰有著名的《东方大同学案》一书，崇拜大同社会，主张社会主义，影响很大。民国四大思想家之一的吴稚辉曾经评论此书为「空前绝后之作」。刘仁航曾与梁漱溟一起从事过乡村改良运动。当时很多人都主张佛教可以救国，中国要从事佛化运动，刘仁航也是赞成者之一。但是这个问题却遭到梁漱溟的强烈批判。梁漱溟指出：「印度民族所以到印度民族那个地步的是印度化的结果，你曾留意吗？如上海刘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学家，都说佛化大兴可以救济现在的人心，可以使中国太平不乱，我敢告诉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且慢胡讲者，且细细商量商量看！」（注14）梁漱溟进一步认为：「我们眼前之所急需的是宁息国内的纷乱，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其他个人权利稳固些；但这将从何种态度而得作到？有一般人──如刘仁航先生等──就以为大家不要争权夺利就平息了纷乱，而从佛教给人一服清凉散，就不复争权夺利，可以太平。这实在是最错误的见解，与事理真象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则自其人之向前争求态度而得生产的。但我们大多数国民还依然是数千年来旧态度，对于政治不闻不问，对于个人权利绝不要求，与这种制度根本不适合；所以才为少数人互竞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变乱遂以相寻。故今日之所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奠定这种政治制度，可以宁息累年纷乱，可以获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如果再低头忍受，始终打着逃反避乱的主意，那么，就永世不得安宁。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我在《唯识述义》序文警告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就是为此而发。我希望倡导佛教的人可怜可怜湖南湖北遭兵乱的人民，莫再引大家到第三态度，延长了中国人这种水深火热的况味！」（注15）
图三：慈航画报
刘仁航信仰佛教，曾研读《起信论》，与太虚、印光等人非常熟悉。太虚欲创觉社，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人商量后，推蒋作宾任社长以资号召，佛法新运动开始。太虚与刘仁航关系很好，1919年，太虚为刘笠青、史裕如等觉社社友讲《唯识论》，于是与「刘灵华居士亦时过从」（注16）。刘仁航在上海提倡法华的本师净土，太虚与「曾入华严大学的黄覕子等人亦时时过访。」（注17）太虚因「十年前尝一发于刘仁航居士之舍家建设报恩村」（注18），于是撰写了影响后人的《建设人间净土论》一书。作为著名的学者，刘仁航所著的《天下泰平》一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太虚读此书后，曾赋诗曰「偃军修政民乐业，女歌男舞娱倮虫。太平书布观音教，世界大同天下公。」（注19）刘仁航曾著有《北美瑜伽学说》一书，送给太虚后，太虚亲自撰写书评，给予很高的评价，说：「灵华居士刘仁航，立言善巧，著作等身。兹又获读其北美瑜伽学说，盖新大陆最近流行之学派，结集评论于日本禅学家忽滑谷快夫，刘君取而译述之，固将道国明民，而非第撷新釆奇已矣！……则刘君以北美瑜伽学说为中国国民之清凉散者，又曷尝不可即为中国国民之补养剂乎？夫人心之所求者，孰大乎使我与万有本体合一，到达真自由真平等全福德全智能之域，而能统摄调御乎内外上下，得大自在，不为一物所牵动流转乎！以是尊国民之人格，则国民之人格无上而自强不息；以是尊国家之主权，则国家之主权无上而物莫能竞。乌乎！吾国民果能有得乎此，而后乃令可进悟佛乘之无我，而后乃令可妙运佛乘无我之大我，而后乃令可极证佛乘无我非无我不二之圆常真我。」（注20）因刘仁航的介绍，太虚与一些文人和官员接上关系，其中包括清末民初主张寺庙兴学最坚定，后来皈依佛教的军阀张骞。太虚自述：「刘灵华以静坐法为人医病，揭橥曰乐天修养馆。前南通中学校长安徽江谦，时寓沪上，亦因刘信佛。江曾请我至其家相谈甚惬，乃函告南通张季直殿撰。此时、南通的教育和建设称全国模范。按张先生与武进蒋维乔等，在清季毁寺提产兴学校甚多，至是渐信佛教，对南通古刹稍有修复。值重修观音院落成，因请我前往讲普门品，由费范九迎侯。安榻设座于观音院，虽只讲三日，以张殿撰率当地缁素数百人日来听讲，影响颇大。院供唐以来观音大士的名绘名绣百余帧，华妙绚烂，可称洋洋大观！费君陪游狼山诸刹，参观学校、公园、剧场、工厂等新事业；应张先生约至其家中宴叙，赠诗有『安排丈室讲维摩』句，竟为我赴北京讲维摩经的先兆。」（注21）
印光法师也与刘仁航有过交往。他曾经亲自写信〈复刘仁航居士论弘扬因果书〉，提出「世出世间圣人，以因果之事理，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今人多不以此为是，另行新法，以致专务竞争侵夺，以期大我势力，广我疆土，互相残杀，了无底止。人祸既烈，天灾又临，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皆由不以因果报应为是之所致也。此之祸根，盘结已久，现已逐渐爆发，岂一二人宣传，所能挽回。」（注22）婉拒刘仁航让他出行的要求。
《慈航画报》创办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观音信仰的产物。因为观音菩萨是佛教里面大慈大悲的代表。刘仁航自述〈本报出世因缘〉云：「难曰：『法门多矣，何故独以慈航名？』答曰：『今太平洋上，陆有坦克炮车，水有潜航艇，空有飞艇，均是航界杀人利器，令人恐怖惊惶，丧人魂魄。其甚者用二十飞艇，如伦敦、纽约等七百万人口以上都市，可以三点钟内，用电气化学焚烧，连鸡猫狗都死盡。盖航界大恐慌如此。本报不敏，乘大慈大悲之弘愿，造救苦救难之机器，为一切众生作依怙，为世间出世间作桥梁。夫人穷则反本，反本则呼天，呼父母也。有创痛则必呼母亲，呼亲娘也。本报虽微弱，然誓愿为苦海之宝筏，水陆空之慈舟，救济群生，同登彼岸，义取普渡，定名慈航云尔。是为太平洋血潮中本报出世一大因缘。」故宗旨是「劝善去杀，宣扬佛教慈悲济世之真义，发扬东方文化之精神，化兵戈为玉帛，转娑婆成净土。」图片众多且质量上乘是该刊在众多民国佛教期刊中最显著之特点，立足国内远涉海外，一些并不知名的僧人照片也屡有出现，为填补各地佛教史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该刊不仅仅刊出佛教界的消息，对一些科技人文的介绍，也屡屡得见，主编刘仁航的乡村建设和提高女权，宣扬女性中心地位，以及养生的主张，都在该报里面出现，是研究刘仁航思想的重要来源。佛教艺术和武术也在该报里面不断出现，图文并茂，使该报得以在佛教界产生了影响。著名的佛教僧人慈航曾经将该报发行到海外，太虚也在该报上面为慈航的救国方案写序。但慈航本人办有《慈航月刊》一刊，与《慈航画报》拟无关系。该报于1934年10月因经费不足停办。
《护生报》（见图四）1932年6月创刊，由上海护生报社出版。双周报，其宗旨是普劝念佛与放生，反对杀业，提倡保护生命。 〈出版宣言〉云：「呜乎！天下之事其惨酷孰有什于杀生哉。此所以仁慈之辈为之痛苦流涕者也。夫吾人与物类，同禀天地之所，同具气血之情，同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奈世人恣一时口腹之欲，而施刀斧鼎，筏之惨毒，绝不稍念物类之痛苦。遂至杀气弥天，可不痛哉。夫人列三才之位，既未有补于世，已属于虚生。况复昧理纵欲，直等狼虎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岂仅杀生释民所应戒，而非吾人所宜于行者屿。如汤王之网开三面，子产之蓄鱼于池，孔子之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谓：『数罟不如恗池。』又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食其肉。』《易》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禬祭。』他如颜鲁东、苏东坡设立放生池，白香山、黄鲁直之不杀戒，岂无所见而然哉。尝闻欧美各国有保护动物之定律，且以肉食含有好斗之恶性，提倡素食，为消弥杀机之根本办法，我中国闻化之早，远胜他邦，而仁慈之念，反让欧美，清夜之思，能无愧乎。回忆去年报载非洲人肉事之骇事，骤闻之莫不令人咋舌。若习以为常，亦必如吾人之宰杀禽兽，而恬然无怪矣。且物类感觉无异于人，吾人苟作操刀自割之想，则日事烹割之恶习，自能痛切而铲除矣。今则天灾人祸，纷之沓来，二十年来，死亡之众，何止百千万人，虽戾气感召，其因不陋，一，然吾敢谓以杀业为最。嗟乎，口腹之味，刹那间耳。贪生畏死，物我同情。用是不揣鄙陋，竭我愚忱，创刊斯报，命名护生，虽不能免灾劫于一时，或亦可消未来之祸害，愿我同志共勉之。」刊登多为短小精悍之文章，内容浅显，可读性强；主笔者既有著名的学者和居士，也有一般的文人；注重新闻的刊发。该报每期请人专门题写一次报名，多为各界名流，像基督徒张学良亦为该报题写报名，说明该报的影响不仅在佛教界。该报为8开大报，每期8页，另附4页〈观音专刊〉（见图五），以宣传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思想为主，提倡悲智双运的主张，借助观音之名弘法利生，广播社会，重视生命。该报于1936年9月停办，共出107期。
图四：护生报
图五：护生报观音专刊
《新报．佛学周刊》（见图六）于1934年创刊，蒋微笑、释大超编辑，南京中国佛学会出版。蒋微笑是太虚大师的弟子，曾经跟随在太虚的身边，太虚有好多讲演就是他记录下来并发表出去。大超法师，江苏盐城县人，从小随泰山寺恒瑞长老祝发，长大后受具足戒，再从仁山法师游化各地，在天台学院肄业三年，继而毕业于闽南佛学院。太虚大师对大超很器重，让他担任南京中国佛学会总务干事多年，又推荐他任水汜净居寺住持。大超法师禀性爽直，胸怀磊落，学验俱丰，精明强干，太虚在武昌成立佛教正信会，派遣大超法师去管事，深受信徒的欢迎。 《佛学周刊》为《新报》之周刊。南京中国佛学会系太虚大师发起成立，旨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佛化思想。刊期待考。
图六：新报
《新夜报》（见图七）于1932年6月6日创刊，原名《晨报晚刊》，属于《上海晨报》副刊。 7月1日起改名。 1949年停刊。 《新夜报．佛学研究》是《新夜报》之副刊，1935年2月16日创刊。主要登载佛学研究方面的文章。 〈发刊辞〉云：「佛学研究，是我们寓居上海一班研究佛学者联络全国青年佛学者所编刊的。我们觉得上海不但是现今中国的经济中枢，而且也是中国学术思想言论风气转移的策源地。就宣扬佛法一方面讲：应付大战前夕的国际风云，适应中国民族的复兴运动，需要有朝气的青年们来研究佛学；就普度众生一方面讲：消弥世界和平破裂的灾难，振作国民生产建设的精神，尤需要有朝气的青年们来研究佛学！回顾现今上海方面的佛学宣传，除威音月刊和佛学书局的半月刊稍有活气外，其余各佛教团体刊物，大都只是等因奉此而已。所以尤须有崛然兴起的佛学研究，乃足以内弘大法，外济时艰！佛学研究，乃由研究佛学的青年们，根据佛教圣典所研究提到的真理，由了解而信仰，由信仰而实行；从本身的实行而应用到家庭，学校，社会，国民以及世界人类，法界众生，而获其证验，以之或破邪说，或显正义，燃佛炬于昏衢，导人心于觉路者也。惟是智小谋大，绠短汲深，愿中外佛学先进，惠而教之！」1935年10月9日停刊，共出35期。
图七：新夜报
三、对民国佛教报纸出版的反思
以上笔者缕述了中国佛教报纸的发展脉络与内容，这些报纸已经收入《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之中，由大陆中国书店出版。可以看出，中国佛教报纸在中国报纸的出版中是滞后的，它要晚于很多同期的报纸。太虚曾经说过：「而代表佛教之寺僧，亦于都市乡村靡不周布。然中国以清季道、咸来之内昏外昧，后强邻数十年而惊起，致遭甲午前后重重之屈辱。而先觉孙先生等率民众志士为革兴之运动，已将六十年。而观佛教寺僧之觉醒，其落后者至少又二十年，迨光绪末年之设僧教育会，始稍稍有所发动。乃国家以内梗顽奸，外受列强牵掣，致国民革命逮今未克完成；而佛教寺僧之内阻顽腐、外膺各界摧毁，迄兹未能追上一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行动，……」（注23）。佛教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内容，但是到了近代在文化事业上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佛教界的保守自封，与制度未能跟进有关，当然也与佛教界本身缺乏人才有重要的关系。虽然当时佛教的刊物已经大量涌现，但是作为传媒中消息最快，影响最大的报纸却一直没有跟进，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界的一个悲哀。正是由于它们稀少，且学术价值极大，学界已颇难寻见，所以我们将它们汇总出版，并取名「稀见」。
此外，应该说中国佛教界当时出版的报纸不仅仅就这6种，还有其他报纸刊出过佛学副刊。如当时最有名的佛教刊物《人海灯》的前身就是《厦门日报》的佛学副刊，之后发展成独立的刊物。汉口《时事新报》副刊〈智慧灯〉一纸，「《南通报》，此报间日一出，中有『佛海一勺』，并常载关于佛教中事，在江苏南通出版。《之江日报》，此报在杭州出版，每逢星期六增刊一专张，名曰《佛学周刊》。」（注24）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些副刊，未能收入，殊为可惜。
民国出版的佛教报纸比较全面地展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我国佛教界的基本情况，反映了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提倡佛教改革，开展兴办教育与发展文化的活动，重新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的重视佛教文化事业的精神，也反映了中国佛教界在时局动荡时代发扬慈悲助世、精诚爱国的自觉精神。特别是这批资料保留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老照片，无疑会给今天的使用者提供更为直观的研究便利。我们希望佛教界和学术界能够对这批资料给予深入地的研究，为未来的佛教发展提供更好的经验与教训，将我国的佛教研究水平推向新高。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报纸（包括期刊）有个别地方因受某种限制，做过技术处理，碰到这种情况，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引用。
【附注】
注1： 刘慧彰，〈教育与佛化〉，《南瀛佛教》，12卷6号（1934年6月），页37。
注2：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17：制议》，（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138。
注3： 同上注，页458。
注4： 同注2，页140。
注5：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26：酬对》，（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343。
注6：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30：文丛》，（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884。
注7： 同上注，页849-850。
注8： 同注6，页843-844。
注9： 同注6，页851。
注10： 同注6，页851。
注11：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31：文丛》，（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1147。
注12： 同注6，页850-851。
注13： 〈纪念周年略述缘起〉，《佛教日报》，342号，（民25年4月10日），增刊。收于《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第2卷，页185。
注14： 梁漱溟着，〈《唯识述义》序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里仁，民72），页239。
注15： 同上注，页246。
注16： 同注11，页1333。
注17：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29：文丛》，（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228。
注18：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24：支论；时论》，（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349。
注19： 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太虚大师全书. 32：诗存》，（三版，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民69），页131。
注20： 同注18，页242。
注21： 同注17，页237。
注22： 释印光著述；释广定汇编，《印光大师全集. 第二册》，（再版增订，台北：佛教，民68），页67。
注23： 同注18，页231。
注24： 〈介绍各种杂志日报〉，载《海潮音》第二年第7期（19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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