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语言八十条 | 谈文学与语言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40、简单地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
41、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
42、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比如毛主席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如果不知出处,“落花时节”,就只是落花的时节。如果读过杜甫的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会知道“落花时节”就包含着久别重逢的意思,就可产生联想。
43、《沙家浜》里有两句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诗“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脱胎出来的。
44、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45、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46、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首先是向群众学习。
47、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48、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语感”。作家要锻炼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
49、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
50、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5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52、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53、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5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5、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56、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57、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58、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59、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60、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61、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62、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63、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64、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65、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6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67、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68、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69、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70、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71、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72、“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73、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74、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75、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76、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77、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78、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79、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80、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
文学与语言
汪曾祺
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最初提到这个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胡适提出“白话文”,提出“八不主义”。他的“八不”都是消极的,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没有积极的东西,“要”怎样。他忽略了一种东西:语言的艺术性。结果,他的“白话文”成了“大白话”。他的诗: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实在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相反的,鲁迅,虽然说过要上下四方寻找一种最黑最黑的咒语,来咒骂反对白话文的人,但是他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写的“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就很难说这是白话文。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比如毛泽东写给柳亚子的诗: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单看字面,“落花时节”就是落花的时节。但是读过一点旧诗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从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里来的: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落花时节”就含有久别重逢的意思。毛泽东在写这两句诗的时候未必想到杜甫的诗,但杜甫的诗他肯定是熟悉的。此情此景,杜诗的成句就会油然从笔下流出。我还是相信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一点古人的书,方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可以说是“书面文化”。另外一种文化是民间的,口头文化。有些作家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战争年代,有些作家不能读到较多的书。有的作家是农民出身。但是他们非常熟悉口头文学。比如赵树理、李季。赵树理是一个农村才子,他能在庙会上一个人唱一台戏——唱、表演、用嘴奏“过门”,念“锣经”,一样不误。他的小说受民间戏曲和评书很大的影响(赵树理是非常可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写的。孙犁说,他的语言受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一定非常熟悉民间语言,而且是很熟悉民歌、民间故事的。中国的民歌是一个宝库,非常丰富,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民歌有没有哲理诗?——民歌一般都是抒情,情歌。我读过一首湖南民歌,是写插秧的:
赤脚双双来插田,
低头看见水中天。
行行插得齐齐整,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应该说是一首哲理诗。“退步原来是向前”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从“人民公社”退到“包产到户”,这不是“向前”了吗?我在兰州遇到过一位青年诗人,他怀疑甘肃、宁夏的民歌“花儿”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去的,那样善于用比喻、押韵押得那样精巧。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花儿会”(当地有这样的习惯,大家聚集在一起唱几天“花儿”),和婆媳两人同船。这婆媳二人把他“唬背”了:她们一路上没有说一句散文——所有对话都是押韵的。媳妇到一个娘娘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不是说:送子娘娘,您给我一个孩子,我给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而是: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哪,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
咯咯嘎嘎地笑着哪!
这是我所听到过的祷告词里最美的一个。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有一首著名的唐诗《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窗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并没有说这位新嫁娘长得好看不好看,但是宋朝人的诗话里已经指出:这一定是一个绝色的美女。这首诗制造了一种气氛,让你感觉到她的美。
另一首有名的唐诗:
君家在何处?
妾住在横塘。
停舟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看起来平平常常,明白如话,但是短短二十个字里写出了很多东西。宋人说这首诗“墨光四射,无字处皆有字”。这说得实在是非常的好。
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中国人写字讲究“行气”。语言是处处相通,有内在联系的。 语言像树,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
“文气”是中国文论特有的概念。从《文心雕龙》到“桐城派”一直都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讲得最好,最具体的是韩愈。他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后来的人把他的理论概括成“气盛言宜”四个字。我觉得他提出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他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语言的一个特点是有“四声”。“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语调的构成,和“四声”是很有关系的。
中国人很爱用水来作文章的比喻。韩愈说过。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涌出”,“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中国人说“行文”,是很好的说法。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中国当代作家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的,现在多起来了。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这是极好的事。这样会使中国的文学创作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本文系作者1987年在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选自《汪曾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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