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惟一：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方法
西方学者从事中国史的研究是在以下几个重要层面展开的；第一，不同的历史学家基于不同的观念所进行学术研究的目标和学术问题也是不同的。第二，在历史研究中，比较和对照的方法是提出问题，以及将研究结论提升到更具有普遍意义层面的重要途径。第三，对史料本身的文本批评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步骤。第四，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历史记录的不完整性、将当代的假设和思想置入历史时期的诱惑和危险、对中国丰富史料的熟悉程度等方面。第五，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意图和方法。最后，西方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未来之路在于对两种相似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在分别针对专家学者和其他领域研究者以及普通读者三个层面上进行中国史的写作。
一、历史学家的目的
无论是对其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或是对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都取决于他对历史学家的功能、责任、历史写作目的等观念(concept)的认知。在过去的两三千年的时间里，拥有完全不同文化的人们书写着各自的历史，他们的历史观念必然多种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着。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学家很难在完全一致的假设(assumptions)和预设概念(conceptions)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写作。历史学家会选择一个特殊的时期或者主题开展研究，以回答他正在思索的历史问题。因此，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历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结果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历史学家也许会选择人类发展历史中一系列微小而明显孤立的事件进行研究。他们相信，随着对此类事件研究的累积，可能会建构出对这些事件发生背景的历史叙述。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会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们可能会假设某些特性属于或者描述了一个既定的历史时代，然后致力于解释特殊的事件或个人在整体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历史学家都在历史研究中设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学术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用科学的方法来确保历史学研究证据的有效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却又很难期待这种专业而严谨的研究能够给出一个没有争议的答案。例如，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确认流传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历史写本的精确度，也很难用科学的方法确定国家形成之初最重要领袖人物的谱系问题。
我们还要提醒自己，应该意识到古文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古文物学家满足于收集事实、信息和物品的碎片，把它们编入某个类别，但是他们不会追问以下这类问题：这些事实、信息和物品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它们的功能是什么?而历史学家则训练有素地收集相关信息，其确切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以上问题。这种差别就像一个专业园丁与生物学家的区别：园丁仅仅是为了陈列的目的而展现出他们种植、管理的果实或者鲜花的良好品质；而生物学家则会从决定果实或者鲜花生长和衰落的原则出发，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型或种属。
此外，历史学家与科学家之间还有一个重要差别。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者化学家寻求建立绝对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学家会在研究中将自己从研究对象中移除出来。他们使用一个可控制的实验从外部来检验研究结果。这么做既免除了研究结果因人而异的危险，也免除了任何带有特定目的的主观解释的影响。而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家拥有的绝大部分证据经不起这样的仔细审查。对于他所研究的主题，历史学家不能期望收集到全部的证据，并且那些摆在他面前的历史信息中，仅有极少一部分是精确的或者能够为历史叙述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当然，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去衡量和证明这些证据，并且尽其所能用科学家那样客观的方式去对待史料。但是在此之后，与科学家从外部看待研究主题的方式大相径庭，历史学家不得不步入研究主题界定的范围之内，尝试理解研究主题的性质。因此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主观性的术语去评价他的研究证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并不是为了量化事实或者证明某个结果的必然性，而是专注于发现某些事件发生的共时性或者历时性，专注于衡量这些事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此外，历史学家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还有可能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证据。与科学家不同，历史学家自始至终都无法验证他们的理论。
历史学家关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关注人类的智力成就和艺术创作，关注人类对生活问题的掌控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处世界位置的理解等。我认为，首先，历史研究并不仅仅致力于界定经济的活动或影响。通常，经济的活动或影响被认为对人类的态度和行动具有支配作用和普遍适用性。其次，历史学家也不是以一套完全人为的社会框架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一般认为，一个人为的社会框架极为重要，而且具有强迫力量。再次，历史学家的目的也不是去证明那些毫无疑问的决定或者一个超人类力量的想法怎样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毁灭。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确认出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而不能说是永久的)人类成就；致力于理解人类冒险之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致力于解释一个社会的独特之处是在何种环境中形成的。并且，历史学家关注以上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历史时代，关注这些时段中那些因其思想或者行动而卓然于世的少数人群。
当然，完全把经济发展、社会等级和集团等从历史叙事的宏大框架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也是不正确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充分阐述人们对宗教的渴望如何影响了人类行为，也会充分阐述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了人类生活。但是，历史学家必须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而不是将这些成就提升到高于一切的优先地位。历史学家必须通过历史著作中的一些例子提出适当的历史警示。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研究某个特殊时段、事件或者人物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此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不足为奇了。也许一些方法比较重要，另一些方法不太重要。例如，乘坐同一辆英国皇家海军战舰贝格尔号的乘客中，查尔斯·达尔文寻求在有机生命自身物质证据的基础上，理解有机生命的历史，而不是基于假定的意志或者造物主的决定来考虑这个问题。而这艘船的指挥官费兹罗伊(Fitzroy)船长则完全不同意这一点，他认为上帝创造了所有的生命。再例如，对中国历史某些时段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方式，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历史学家所强调的重点和类型不同。就拿东汉来说，一些历史书写者可能会关注王朝的发展、皇宫内部发生的事件，认为这对深入理解那个时代来说非常重要。而如果由李约瑟来撰写一部东汉历史的话，他也许会更关注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及它们带给人类实践的影响。
二、比较与对照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慎重地选择他所关注的时代、地域、主题、时间或者人物，无论他是否愿意接受“比较文学学者”这个描述，他其实都在进行着比较研究的工作。例如，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政府扩张政策的研究绝对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没有与其他国家的扩张政策(如俄国、普鲁士、大英帝国或者法兰西共和国)进行比较，是不能进行这项研究的。再如，1688年英格兰“光荣革命”的重要性、力度和影响只能通过与17世纪更早发生的事件(从中看到英格兰国王的行政权力)进行比较，与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进行比较才能被更清楚的评估。同样，对明清时期中国科技进步的理解，不但要求与中国更早期及后期的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也要与其他文明国家科技发展进行比较。
着手进行那些基本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研究时，历史学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即在比较研究中，比较一定要受控于那些将两个或者更多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的基本要素——宗教假说、知识进步的程度和方向、社会差别的需求以及经济行为带来的局限。例如，在研究中国殷商时期的奴隶制时，如果以一种粗略的、毫无心理防备的方式将之与埃及、雅典或者美国的奴隶制进行对比，也许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对比没有考虑到以上各种文化所达到的人类成就的不同阶段。
如果比较研究被限定为一个较小的、很容易被界定出来的独特历史事件，这类比较研究很可能是最有效的。例如，比较研究埃及法老时期和汉代敦煌地区砖的制作与使用方法，也许能够得出有效的结论。然而，比较研究的应用性和适用性也许不能像期望的那样明显而广泛。不过，对于正在构思中的研究结论来说，比较方法也许能够成为重要的部分，从而使结论具有普遍意义。相对而言，当比较引出了学术问题时(这种方式应用广泛)，比较的方法将是令人激奋的，并且反过来又影响其他学术问题的提出。我们知道，在宏观范围内运用比较方法的最著名的例子是“李约瑟难题”，即如何解释中国和欧洲出现科学进步的不同速率与阶段。与砖制作的比较研究相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像“李约瑟之问”这类的问题不可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选择一个界于这两者之间、中等尺度的研究主题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令历史学家得到较大收获，并且有望能够得出一个既有效又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在这种情形下，历史学家倾向于对一个独特的主题进行研究，思考着怎样将之与其他时代或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题进行比较和对照。这种比较和对照既可以在同一个文化之内进行，也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于研究者来说，考察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会使他对自己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和丰富。也许这类比较研究的任务会引起历史学家的紧张感。历史学家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注意到较小的历史事件，提出的问题能够被界定清楚，问题的范围也容易被限定。而历史学家求知的好奇心又迫使他去建构甚至创造出有关历史背景的更宽广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更加宽泛的历史背景之内才能评价历史事件的影响，才能评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三、历史信息的资料源
无论是从事自身文化历史的研究，还是从事其他文化历史的研究，一个西方历史学家都有充分理由从甄别史料的来源、评估史料的价值来着手他的研究工作。历史学家必须首先确定他所使用的史料内容是否完整或者不太零碎。他必须确定在他的研究框架中，能够被他使用的史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几个世纪以前最初的那个版本。这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在流传过程中，历史文本已经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在甄别和评估史料时，最有必要做的应该是鉴别哪些内容是被后人添加进去的，并且将这些添加内容与编纂者最初所写的文本区分开来。这通常能够做到。在中国的历史资料中，这类例子随处可见。例如，业已证明《尚书》和《史记》中的部分原文已经散佚或者被替换成了后人加入的大段文字。
然后，历史学家尝试确定历史文本编纂者写作时哪些是能够使用并且确实使用过的原始资料?编纂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编纂者的偏见和成见对其所述事件和人物影响的程度和方式是什么?此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都会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对史料期望过高，他们手头所处理的史料只能用来研究一个既定情形或者问题很少的几个层面。此外，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由于受历史文本编纂者写作时的兴趣所限，编纂者只关注某些主题，因此他会在写作中有选择地使用他所收集的资料。当然，这些被选择的资料不能涵盖其他也许更重要的研究议题。如《史记》《汉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地理信息，但是它们不能告诉读者当时大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且它们也没有记录当时发生的所有事件，如现在公认的发生于王莽时期的黄河改道事件。
历史文本资料包括很多种类。其中编年史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被认为对社会、国家或者帝国特别重要的事件。有的编年史是编纂者出于个人动机写成的，不受任何权威的干涉，如古希腊的作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有的编年史是在政府的直接要求下由官员编纂的，如中国的正史。无论是哪种情形，编纂者都尽可能地收集和囊括了所有的相关证据。但是在编纂过程中，撰写成书的内容没有必要包含所有已收集的资料。因此我们立即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编纂者选择资料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个人编纂者也许能更自由地记录那些会使官员甚至是国王或皇帝的诚实受到质疑的事件。而代表一个国王或皇帝的编年史也许会不得不忽略这方面的相关史料，甚至会将那些与权威意愿相背的事件排除在外。
幸运的话，历史学家也许能够收集到其他类型的史料，对编年史进行补充和证实。这类史料可能被归为档案。档案的书写是为了记录一件事情的完成，如税收、食物和水等必需品的分配、商业贸易等，或者是有关皇家命令的执行情况。档案中可能会记录那些没有引起编年史作者注意的资料。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档案记录是唯一可能获得的写本史料，如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或者克里特岛(Grete)上的线形文字B。不幸的是，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有关早期历史时期的这类史料非常难以获得。当我们获得这类档案史料时，我们将会了解到，在编年史撰写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史料的，从而使编年史有助于形塑官方的历史形象，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留下政府的丰功伟绩。然而，正如官方记录和编年史可能会出现错误一样，档案也是编写者基于他自身的责任和参照系而写成的，因此档案中也容易出现错误。比如，在税收记录中，关于纳税人受益的情况很可能已经被蓄意伪造了。
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文学作品都同样能够丰富历史叙事的细节，正如在《红楼梦》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托马斯·霍布斯、亚当·斯密、黄宗羲、顾炎武等评论家，撰写的有关政治理论或者经济实践的著作也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历史叙述，这也许不同于那些得到授权的官员们所撰写的历史，但是却比后者更精确。而且这类著作也许会为一些已经被毫无疑问地接受了的历史事实添加一个批评性的注释。诗歌则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如在《古诗十九首》中可以看到一次长途旅行或者军队服役期间的艰辛，而这些不会出现在官方的历史叙事中。
一些西方历史学家(不是全部的)不仅重视以上这些历史知识的来源，他们还研究物质证据上携带的信息。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学家最能够从这类物质证据中获得益处和灵感。这主要归功于过去50余年中国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工作的成就。原则上，物质证据的作用是证实、确认、补充、修改或者反驳我们在传世文献中读到的内容。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对物质证据的解读是失败的，这仅仅会弱化他在论题中所持有的观点。而如果一个考古学家拒绝考虑文本证据，其研究工作的有效性将会遭到质疑。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拒绝承认物质证据是既可靠而又有价值的历史证据，而一些考古学家将历史写本视为无用的、完全出自偏见的记录。
四、批判的方法
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历史记录的内容特别丰富，而且连贯性很好，持续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幸运的是，尽管存在着对过去传统和遗产与生俱来的偏爱，中国从来都不缺乏用批判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历史记录的学者。这在古往今来的许多例子中都可以见到。我们可能会想到刘歆，他认识到新出现文本的重要性。与同时代很多保守的看法相反，他坚持认为《左传》应该与其他文献一样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他着手修订《左传》中的一些年代记载。我们还会发现，千年以后的司马光质疑官方编纂历史的方式，他编写了一部不以王朝更替为框架的历史。20世纪早期的学者，如顾颉刚，大胆地面对那些已经被神圣化的著作(有关中国文化遗产的传统著作)中存在的矛盾之处，并且开始解释为什么错误、错误的假设何时开始出现。
西方学者研究历史也许会从检视历史著作的写作动机开始，然后检视其中存在的偏见，确定现在人们看到的物质证据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例如，《旧约》中篇幅较长的《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一般被认为是历史记录，事实上，它们是因特定目的而编撰的。在《旧约》中，作者们发出警告、展示以色列人的领导力量如何由强变弱，并且希望展现出这种变化是如何依赖于人类对全能的神的指引和要求的服从程度。
希腊和罗马早期历史的编纂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希罗多德对标志人类积极性的事件和成就进行记录，对人类的善意行为进行赞美，对可能威胁人类的危险提出警告。而修昔底德则是为了对那些人类“永久拥有”的某些事件进行历史叙述，纪念那些勇敢的行为、令人敬佩的领袖或者错误的决定。但是，塔西佗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对罗马皇帝所作所为的尖锐批评。在较近的时代，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书写他自己的国家——英国的历史时，将之描绘成线性向前的一系列发展过程，人们越来越成熟，生活越来越好。
同样，确认中国历史著作编纂背后的动机也是必要的。要区分哪些著作的写作动机是基于朝廷命令，哪些是出于个人的、非官方的。因为许多历史著作也许已经被视为研究某个时代的基本史料，但是应该注意到其写作动机其实是源自朝廷的意愿，其撰写者是国家官员。作为政府设立的编纂委员会成员，他们不得不在著作中以缺乏道德和诚实、不履行对人民适当监护的职责等理由来贬低已经被取代的上一个王朝。同样，这些官方历史学家必须在著作中展示出他们所服务的王朝的合法性，它履行着前代王朝未完成的责任，因此应该获得超人类的力量——“天”的赞许。在官方历史著作中，也许还可以洞悉到中国御用历史学家编著背后另一层面的动机，即他们是为了展示当时社会阶层的力量及王朝应对紧急情况的正确措施。最重要的是，一套知识分子的历史观和朝廷撰写历史的方法在这类官方历史著作中延续不断，不同时代的官方历史编著者对此毫不质疑并且将之视为准则。这类历史著作的撰写被视为加强王朝统治力量的工具。
历史学家以同样的方式试图确认考古学家发掘的物质证据被制造的环境与动机。无论如何，历史研究中都不能忽视物质证据的价值。历史学家都清楚，由于几方面的原因，从这类物质证据中很难得出一个普遍的判断标准，或者一个主要的结论。众所周知，物质证据被发现的过程及地点几乎都是偶然的。起初必须孤立地看待这些物质证据，只有当这类物质证据是从一系列的地点被发现时，它们才有可能被确认为代表了一个文化、一个特殊时期或者一个地域的某些确切特征。
幸运的是，有关中国历史某些时期的考古发现足够广泛和众多，足以得出一些一般结论。例如根据汉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墓葬风格所得出的结论。但由于受条件所限，我们对这类物质证据的使用并不能随心所欲。例如，缺乏保存在地面上的物质证据；为社会最高阶层建造的墓葬保留众多，而社会低级阶层的墓葬保留非常少。但是从墓葬设计、墓葬中发现的工匠和艺术家的手工制品中，我们还是能够确认古人制造这些物质证据的一些原因。用宗教的话语来说，墓葬的建造者和艺术家试图护送死者从坟墓中到达新生之界。或者他们尝试将死者安置在宇宙的适当位置。在墓葬中，一些绘画或雕刻艺术品试图显示墓主人拥有的特权地位。艺术家也许会展示墓主人生前行使官员职权的场景，也许会刻画神话中或中国历史中的英雄事迹。此外，在墓葬中复制日常生活的场景，如宴会、狩猎冒险等，也许是希望死者重新享受他生前拥有的情趣。历史学家重视这类物质证据的重要性，并且为物质证据可以补充他已经掌握的文本记录而感到欣喜。例如，马王堆中发现的珍宝印证了《盐铁论》中对当时奢侈生活方式的辛辣批判；墓葬中马车上的长袍官员形象是对《汉书》中所描写的尊贵地位的回应。
五、历史学家的困境
西方历史学家在撰写自身文化历史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史料的缺乏，因此，他们设计了避免这种内在危险的方法。同样，他们面对中国的历史记录时也相当谨慎。
西方的学术训练要求历史学家一定要意识到历史记录所涵盖的主题的广泛多样性，同时也要意识到历史记录的弱点和短处。在历史文献中，如正史，最初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是那些有关社会高层的男人和女人的内容，以及那些在维持帝国政府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人和控制土地与人民的人。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史是中国文人的创作，其中指出的是官员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它用欣赏和赞许的口气记述荣耀人物的故事，而用蔑视和生气的口吻记述罪犯。但可悲的是，这些历史记述缺少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它只笼统地记录那些可能摧毁人民生活方式的主要事件，如洪水；也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如一个农民家庭是如何被迫或者被勒令离开他们的家园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历史中也非常缺少有关普通民众工作情景的记录，无论是农场工人还是矿工，或者是战场中战士的个人行为。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正史中提供的信息也许是不完整的，或许正史也并不是它所记述的那个时代的必要参考文献。例如，欧阳修的《新唐书》中就没有包含对佛教的关注，而这在其他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在正史中，我们读到的那些非汉人的记述都是重复的，从一部史书到另一部史书的记载都一样，似乎同样的记述适用于每部正史。然而问题是，如何区分这些非汉人的记述所体现的时代。此外，在正史中不同来源的资料也被编纂在一起，其中不能被证实的传闻也许与被充分证实的内容一样多，同时，正史也许还是奇闻逸事的载体。这些传奇逸事被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却很少被验证或者从来就没有被验证过。在某些正史中，也许对这类奇闻逸事的处理态度与对待一个官员的正式声明是一样的。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无论是研究自己所处文化的历史，还是研究其他文化的历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克服一个特别而又普遍存在的困境，即将我们所处时代的假设和思想置入过去某个时代的诱惑和危险——在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时候，似乎生活在数个世纪以前的人们与我们分享着同样的思想，分享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在与较早时代毫不相关的概念基础上判断那个时代人们的行为和决定。在书写历史时，如果期待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Shōgun)会像基督教精英一样行动，或者期盼俄罗斯沙皇会坚守佛教教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处，这种假设的谬误非常明显，但是这类错误并不总是如此显而易见。受惠于知识与科学观察的积累，我们已经远比汉代的卫青更清楚地掌握了中国的地理知识。我们也已经远比明代的郑和及随从他到非洲的水手们更多地了解海洋的潮汐运动。但是对我们来说，在我们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卫青或郑和所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判断卫青或郑和当时的决定则是完全错误的。同样，以20世纪形成的或者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政治概念来判断那些统治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或者清朝的皇帝们的行为动机也是大错特错的。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可以免于这种时间的错乱，即将后一个时代的境况运用到一个更早的时代。可以说，极少有例子能够表明今天某个特定国家的欧洲人一定能够摆脱“民族国家”(nation)这个概念的限制①。1618年到1648年的30年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艰苦的战斗和纷争困扰着冰岛。在以上两个例子中，痛苦的根源正是在于宗教的影响。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试图重建这些战争参与者当时所生活的环境，他们只能从今天法国、德国或者英国等国家(nation)的角度出发理解以上这些历史事件。但是，在17世纪欧洲的政治环境中，宗教争议在形塑人类的价值观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今天重要得多。同样，信仰、记忆和情绪推动着冰岛国家各个党派的内部竞争，而来自其他地方和背景的历史编纂者可能不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些推动力量。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走出他们自己的时代背景，并且努力尝试着进入他们所研究的那个时代。
西方历史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中国同行对中文史料及其相关事实非常熟悉，这是他们无法与之匹敌的。由于无力运用如此丰富的信息库，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分析他们所知道的，尝试理解与此相关的情形或问题。他们做编年笔记，尝试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现以上情形或者问题的发展与变化，并且试图发现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偶然或有意的因素所导致的。作为这类历史探究的一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寻求对这些原因进行解释。一些西方历史学家有可能会比他们的中国同事更注重因果关系，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将《战国策》的作者，或者班固与李维这类作者对待历史的观念进行比较，也许会形成一个有趣的讨论和研究主题。
六、西方历史学家的意图和方法
我们观察到，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会根据他对历史研究的目的和范畴的认识来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再补充一点，在所有的情况下，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将会自由地发展和选择他做研究的方法。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只能解释我个人是怎样理解自己的职责的。用概括性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就是我一直都在尝试确认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个性。我们阅读历史文本、研究考古发现，是为了追踪历史长河中男人和女人实现他们的想法并且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的过程；是为了确定这些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人的努力的组织方式，可能还是被迫这么做的；或者是为了确定多大程度的行动自由会促进个人的能动性。对于中国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我们关注那些与知识的进步、宗教号召、自然力有关的学术问题。我们也许还会关注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将之视为中国特征表现的见证。
此外，我们必须进一步及时确定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事件或者历史时刻，也必须进一步判定是否有可能去确认一个或者更多的个人——这些人是带领中国历史发展至繁荣时期、或者阻止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导角色。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来说，这让我们想起李约瑟提出的与此有关的问题，即如何解释不同空间和发展阶段中，中国和其他文化的科学理解与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另外，我们还需要检验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论战，它们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和平与安全。历史学家要确定论战中最主要的单个思想者、官员或者博学者的角色。再次，从宏观视角来看，对这类历史问题的追问会引起历史学家对某一次历史运动的评估，无论这个运动是由宗教信仰激发的，还是由于知识或政治的目的激发的。历史学家要评估这一运动最初是怎样由一个热切的责任感而引起，后来运动遭到了镇压，然后因另一运动的兴起而衰落的过程。至此有人可能会想到汉朝之后很短的时间内道教运动的蓬勃发展、唐代晚期对佛教的压制以及清帝国晚期拳民运动的兴起等历史运动。
在所有的这些历史追问中，我们试图评估是哪些激进的变化有足够的力量影响漫长历史时期人类发展的进程。从这方面讲，就必须提到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的增长、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而在中国，这个问题也许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也许最好留给中国而不是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解决。同时我们会追问，传统的力量是否被毫无革新地接受?是否某些时刻、某个角色有能力阻止社会发展到更公平的生活状态?是否在偶然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反对，就足以成为摧毁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致命因素?有人可能会用另一种方式提问，即传统力量确保了中国伟大成就的连续性还是阻碍了个人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西方历史学家也许是偶然进入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一些人相信中国历史由于它本身的原因而值得研究，并且他们拒绝任何试图利用他们的研究以协助国家或政治的目的企图，拒绝服务于宣传利益的企图。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将中国历史视为人类叙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确认人类叙事不能被分割的时代，甚至可以简单地用“人类的起源”这个词来表达。
但这并不是呼吁我们忽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与研究西方历史或者其他文化历史的方法的差异。一旦考虑到可获得的原始材料的不同类型及其所涵盖的范围，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不能对所有人类发展的历史提出同样的问题，因此对每种文化历史的研究都要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生动而鲜明的例子就是中国与非洲的历史。中国有成篇累牍的写本资料，而非洲的历史知识依赖于口耳相传。此外，由于历史资料的不同类型以及有效性的差别，历史学家在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时，提出的历史问题一定非常不同。例如，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有充分理由对这些文化中的公共演讲行为给予关注。因为公共演讲影响国家主要决定做出的方式，影响普通民众对领袖提议的反应。但同类问题却不能针对中华帝国而提出。中华帝国的政府没有途径让一个技巧娴熟的演说家，像伯里克利或者西塞罗那样去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他的观点。在另外一些例子中还可以看到，如果历史学家尝试比较和对比“封建主义”这一多变词语中“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类型时，他们只能对不同的文化历史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例如，前帝国时代的中国、欧洲或者是日本。
因此，仔细甄别我们所拥有的那些一手史料，谨慎地确定史料编纂的时间和史料形成的环境，我们会追问：史料中是否包含了后来作者补入的部分?某些伪造的部分是否被故意插入史料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追踪这些史料文本传播的方式，评定这些史料的长处与弱点，并且解释驱使史料编纂者强调某些发展类型而忽略另一些的优先决定权是什么。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用科学的方法去评估我们的证据，例如，评定历史学家得出中国不同地区人口数据的可靠性、评定历史学家给出的战斗中敌军伤亡人数或者中国军队遭受的伤亡数据的可靠性。对于考古发现，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也许不仅仅看到了某种情况的片段。我们在尝试——正如我们考古学界的同事们所尝试的那样——区别哪些考古发现是只具有区域重要性的证据，哪些是能够使我们得出更加普遍性结论的证据。例如我们会问：四川出现的独特艺术风格是否或者怎样影响了其他地区的艺术风格?不同地区的农业中，铁制工具是否出现于同一时期?对于努力维持秩序的政府或尝试建立王朝的分裂主义者领袖来说，有效的通讯网络是否同样非常有用?
冒险去撰写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受惠于前辈学者，包括中西方学者。中西方学者是在根本不同的研究动机和知识背景下进行工作的。他们也认识到，中西方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相互补充着。在有关汉、唐、宋、明、清时期的学术著作中，西方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研究方式，也能够欣赏其历史观的发展和变化，例如郑玄、卢文弨或者康有为所做的历史评论。在十六七世纪耶稣会教士的著作中，西方历史学家看到，受欧洲知识传统训练的学者如何处理中国文献。从专业学者那里，如爱德华·沙畹( Chavannes)、亨利·伯乐(Henri Maspero)或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西方历史学家了解了一些运用欧洲学术方法解决问题的恰当方式，如将欧洲学术方法运用于文献学或者与汉文相关的文本批评中。这正如西方历史学家对待希伯来文、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写本的那些方法一样。
正如中国同行一样，西方历史学家认识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结论经常会被评论和修改。在熟悉甲骨文文献的情况下，沙畹翻译了《史记》。凭借对甲骨文的了解，他其实可以写出有关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完全不同的叙事。自1970年以来，越来越多考古发掘的写本资料被公之于众。这些写本资料迫使那些研究中国知识遗产的西方历史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结论。而他们并不羞于这样做，正如张光直时刻准备着根据连续的考古发现重新检视他自己的结论一样。
历史学家很容易去推测，但是非常有必要将推测置于可控制的范围。历史学家的这类沉思是合理的，即如果战国诸侯或者汉帝国的官员确实看到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繁荣的希腊城市生活方式，结果会怎样?如果罗马的旅行者远至长安或者洛阳，结果会怎样?让我们假设明代或者清代的旅行者已经到达了诸如巴黎或者维也纳这样的城市，他们看到用石头建成的巨大的、高耸入云的建筑，并且见证了土地的统治者可以操纵政府的方式，我们也许会问，什么样的情形会使这些旅行者感到震惊?他们会赞赏或者嘲笑什么呢?但是正如我们仅仅只是推测一样，没有资料来证实这些，我们不能更进一步形成我们喜爱的、能够解答的问题。
事实上，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们经过仔细考虑后，开始对一个能够清楚定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孤立对待的主题或者问题进行研究。只有在最初的研究之后，他们才会准备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将讨论的主题置于更宽泛的历史背景和相互关系中来考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始于检视1930年代在居延发现的写本资料。不得不插一句，至今还有些西方学者无视这些居延文献。只有研究了这些居延汉简的形式和内容后，才有可能将汉简及汉简上的内容与已知的历史论题(如制作文件的方法、汉代的官僚系统、汉帝国防御线的组织等)关联起来。普利布兰克(Pulleyblank)教授关于安禄山反叛的研究也是一个例子：研究进入一个可定义的主题，后来形成了一个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步入唐代历史更宽广的问题讨论之中。
在众多研究主题中，评价一个特殊的历史文本时，提出和界定一个主题及其边界绝不比引用一个主题更加容易。一些研究主题也许以一种清晰的、可以很好界定的方式出现，例如君主制的力量、民意的力量或者神话的影响。但是在这些研究主题之下，又需要强调“抽象概念(abstract idea)”的重要性。“抽象概念”的含义也许影响更加深远，但却难以限定。因此，只有对那些可以用精确方式检验的直接相关证据深思熟虑之后，才能最恰当地处理这些“抽象概念”。
七、未来之路
在以上提及的几个层面的基础上，西方历史学家可以承担研究中国文明特征的出现、增长、变化和消亡过程的历史任务。他们可能充分认识到将中国文化特征与其他文化特征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许会在进行这样的任务时感到不安。这主要是由于只有少数西方历史学家接受过一个以上文化历史研究的充分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从而使他们能够达到在另一文化历史研究中堪称专业的水平。与此相反的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式是，有两个学者各自在两种文化历史中看到并且致力于同样主题的研究，而这两种文化是既相关联而又独立的，因此，有价值的研究结果随之而来。例如对唐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实行官僚系统及训练官僚的方式进行的研究，或者是对清朝和沙皇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农业实践进行的研究。
中西方历史学家都倾向于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如对汉、唐、宋、明、清的研究，而较少关注那些持续时间相对短的王朝，如秦、晋、隋或者元朝。同样对于那些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的分裂时期(它们也许持续了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的研究和关注也较少。此外也较少研究和关注那些有两个或者多个政权争相拓展控制区的历史时期。总体来讲，西方历史学家们很清楚，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分裂时期以及那些已经失去发展动力、行政力弱和腐败的王朝加起来，完全与那些强有力的统一王朝时间一样长。他们同样清楚地知道，研究这些分裂时期时历史学家面临着界定一个“时期”或者“情形”的困难。这些“时期”或者“情形”缺少一些历史学家所熟悉的最基本的构成元素。然而与致力于研究那些强有力的王朝(能够在当时控制今天我们所称之为中国的大部分土地)相比，研究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会得到更高的回报，也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当然与那些分裂的时期相比，历史学家可以收集更多、更规范的有关主要王朝的信息和证据，如唐朝相较于与十六国时期而言。同时历史学家越是长时间地关注一个时期，就越有可能判断他所研究的历史事件的成功与失败，就越有可能评估历史中政治或者经济事件的价值。他越有可能看到某些思想或者价值的连贯性及其实践过程，从而判断这些思想或者价值的优缺点，也越有可能区分出那些意外事件，并且通过对比已经确定的事实和常规实践，来确定一个进步或者变化的历史时间节点。对唐代进行研究，要比对五代时期进行研究更容易完成以上这些研究任务。
在中国撰写历史的传统方式中，有一些基本原则限制了对那些短命王朝(如秦、晋、隋，可能还包括元朝)成就的正确评价。这是因为后代的历史撰写者已经将这些短命王朝的统治实践描写成不值得借鉴的。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也许正是这些短命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实践中一些重要变化的出现，而随后的政权只是有能力以更持久的方式发展了这类思想，并且将之运用到更宽广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些短命王朝之后的王朝(如西汉、东汉、唐，也许还包括明)采用了短命王朝时期出现的思想并且将之发扬光大。
关注分裂的历史时期可能会使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看到某个时期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一个稳定的统一时期则不太明显。在分裂的历史时期，也许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个人领导力如何能够引起随后事件的发生，并且影响一个社会团体的成长；也可能会揭示出个人动机在抵御政府及其官员的强权时有多么的成功或失败；也许还可以看到，一个被长久坚持的传统在那些没有强有力中央政府维护的时候会遇到怎样的磨难和考验。在一个分裂的历史时期里，那些长久以来被接受的观念可能会遭到质疑，从而历史学家有可能观察到这些观念是否能够抵御革新，抵御批评和抗议的刺激。在分裂的历史时期，一个地方王国可能会发起政治结构或科学技术试验。因此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解释试验的动机是怎样引起，是如何得到支持的，又是怎样在一个主要王朝的实践中发挥长久作用的。
对比分裂时期与强有力的王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显示出一些思潮的增长和消失。从那些短命的王朝，如梁、北周，历史学家可以观察到一个皇帝信奉佛教的热诚，以及一种具有独特鼓舞类型的佛教艺术的产生。这些特征也许可以与佛教建立的历史、唐代更长时间内不同类型佛教艺术相比较和对照。
在历史研究中，所有的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决不会同意提出一个最终的研究原则。历史学家有责任在几个不同的层面呈现其研究结果，以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一方面，历史学家必须以极高的专业水准来展示研究工作，以满足他的历史学家同行们的要求，并且经得起学者们的批评。出版这些研究成果是最基本的，但它只会吸引非常有限的读者，如少数的专家或者有能力钻研到这个阅读深度的学生。因此历史学家也必须同时用其他学科的学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撰写他的研究结论。举例来说，要使中华帝国的历史能够引起罗马帝国研究专家的注意，为双方提供一个精炼的研究结论。在这类出版物中，历史学家必须清晰地处理论著的学术性，以便让其他领域的学者能够理解这些研究结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还应该在一个更加不同的层次上写作，即将他的研究主题及其重要性以介绍给普通读者为出发点进行写作。对于改善人类知识来说，这些普通读者是决定性的。这些普通读者也许是由于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或者一个短期的展览会，或许是由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在电视上看到了考古发现的生动报道，从而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这些普通读者包括青年学生、大学里渴望选择专业的学生、那些职业谈判中不得不关注中国的政治家或者公务员。对这些普通读者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知之甚少的国家。历史学家必须服务于这类读者的需要。历史学家必须意识到，这些普通读者需要一个关于中国的精确而易读的叙事。也许历史学家会遭到批评家的指责，指责他们并不比“流行作家”好多少。但是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人们期待着职业的历史学家不要拒绝帮助普通读者加深他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
回复【0061】获取《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
作者: [英] 鲁惟一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 Chines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 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the Han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