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在一个习惯于动辄大谈“发展”和“当代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讨论域中，有人声称要通过“回到”某种尚未达及的历史性场域来廓清理论地平时，显然会冒一定的理论风险。我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在上个世纪末（1999年）出版时，有些批评和误读是事先想到的，可后来出现的某种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说意料之中的东西，首先无非想到过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弄懂！？”其次，会是那些作为全球胜利者的布尔乔亚自由主义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意料之外的是，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去的“原教旨”情结。

对于这一类反应，原来我倒真没有思想准备。不过，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挑战性的解读，再次回到“回到马克思”这一话题上，以对话的姿态重现这一理论工程的原初讨论域。[1]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曾对该书的学术目标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2]这一段话，如果加上“历史现象学”就涵盖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五个关键词。

壹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言说“回到马克思”？

在某些学者那里，《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意向被狭义地修饰成一种原教旨意味，误导读者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似乎“回到马克思”不是要重建我们从未曾达抵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而是唆使人们脱离现时代、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到过去的书本，停留在对文本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诠释上，把马克思哲学演变成一种“理论实体主义”的文赎运作。这真算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原由很简单，这是一种话语权的维护。如果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语境不是“已经在手”的现成性的终结之物，它自然是可重新生成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 MEGA2）的新文本还是传统文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的全新解释效果），这种新的“上手”必然会使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铸成的体系哲学丧失权力话语的居上地位。所以，拒绝历史语境的开新是维护一种旧有的持存性，即马克思是现成的（解释学意义上的终结性），因此现在的事情只要宣布“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行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按这种思考理路来做一个假定，即马克思的思想果真具有“在手状态”的现成性，这也就必然可以排除了对其历史地平进行廓清的必要性，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将是原有的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体系哲学或“修修补补”后的亚体系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类哲学”等）仍应作为言谈马克思“当代性”的逻辑前件。我以为，这一假设的可证伪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果从方法论上承认这一出发点，即意味着必须正视这样一种颠覆性的事实：马克思的思想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从来不是现成性的，它甚至并不具备必须居有的“上手性”。这种真相披露所造成的震撼无异于从根基上摧毁一座建成的大厦，甚至杜绝了对其进行枝节性“修缮”的可能。也惟此，这个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在历来的讨论甚至学者们运思的潜意识中被一遮再遮，始终不能浮上水面。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才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

由于在过去我们自己的原著研究中始终处于被“喂养”状态[3]，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黄皮肤黑眼睛式”）独立的、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的特定交融（这也是我反讽地所指认的“上手性”）。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失却历史语境融合的马克思必然成为外在的、对象化的无思的现成物。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从第一卷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上手”）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先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当代哲学史中，胡塞尔曾以“回到事情本身”作为现象学的重要理论入口。而后来这一阐释学意义上的“回到”，又成为海德格尔通过回到苏格拉底以前所谓思之本真性重写当代思想史的开端。其实，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同样，“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以造就新的“上手状态”。这也是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4]换句话说，按照解释学的观点，马克思不再是那个原初的对象，已经成为一种被阐释的历史效果。一个全新但有据可寻的马克思展现在我们面前。显而易见，马克思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现成的，脱离了“回到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单单言说马克思的“当代性”，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一种有意识的遮蔽。

以我的见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命题，它是前苏东传统学界在60年代就炒作过的一个教化体制中的写作方式。如前所述，这里无意识悬设的一个虚幻关系是，假定传统解释框架诠释马克思的完成性和现成性。说透一点，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是想遮蔽前苏东传统马克思哲学诠释非历史绝对话语权的非法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必须走向当代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这一意向生成现实何以可能。是回避马克思哲学在教条主义解读模式下形成的历史视域之必然消解，麻木地以其为前提口号化地制造一种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脚踏实地地返本开新，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争论这一问题的辨析实质所在。“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这是萨特在本世纪50年代、德里达在90年代相同口号的某种模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在手”状态的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接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

我坚持认为，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就会出现诸如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话语误识成马克思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并将其与新人本主义之后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之类的非法性言谈。这些所谓的“对话”看起来似乎颇具“当代”意味，但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非法的外在链接。这难道不已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灾难了吗？还不应该让青年一代认认真真把学问建立在踏实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解读之上吗？

贰

什么是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注解读模式的重要性。在今天我们的学术讨论中，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当下发生的许多学术论争中，学者们明明居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却在以不同的理论尺度争论同一个问题。比如“人学”、“实践唯物主义”等专题问题，还有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本的重新阐释，其实，站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立场上，或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支援背景下，其理解结果的异质性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人们在争论问题前谁都不去首先确定自己的理论前提，即在什么意义上、何种解读模型中涉入一定的理论讨论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当然，我这里主要关心的还是文本学意义上的解读模式问题。

依我的观点，“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5]也因此，我在该书的导言中，明确区分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五大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揆教授的模式。孙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名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精心而深入的解读为著称。除去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的就是他这种独特的文本研究法，也是这种解读模式被我命名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对此，我再做一些说明。

我这里所谓的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定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为的是要明确造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界划。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已经相去甚远。从狭义的文本学角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 “文本”，并非是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不是一成不变地从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同质性地说到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因而假设文本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同样的言说背景和言说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非法的同质性逻辑。而且，文本自它诞生之日起，作者就已经“消隐”了（福科在同一意义上说“作者死了”），我们所能遭遇与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写作者本人（这一点对已故的文本作者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也在此列）。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布展开来，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诠释中不同视域历史性融合和作为解释结果的“历史阐释效果”，都是说明了这个意思。而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最根本的不同，是我这里标注的文本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

我多次指认过，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传统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它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刚性”的“边界”，将公开著作与其他类型的文本视为一个严整的同质性总体。在这样的解读背景下，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原初思想理路被先在地栅格化了，以哲学文本为例，原著研究即用所谓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非历史地反注马克思的文本和手稿，马克思原来文本写作中的历史性生成和针对不同对象的理论专题，被非历史地分割成“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里发生的事件是，马克思哲学文本被非历史地“原理化”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荒谬的“按图索骥”。更有甚者，不同时期文本的异质性也一再被忽略，成了完全同质性的、可以任意援引的“语录堆砌体”。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了我们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理论创新缺乏活力。我认为，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由于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平铺，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大量的文本群就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如果转换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上，就是坚决将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悬设起来，将原来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的文本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马斯洛所说的“再圣化”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将已有的成见置于阅读行为之外，非直接性地面对文本。简言之，即胡塞尔的“放弃现成的给定性”，回到事物本身。这也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的文本学研究起码有两个值得提及的学术创新点。一是关于马克思理论文本的分类学界划。我第一次指认，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已发表的文献来看，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著作群大体可分为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着力探讨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也得到过一定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却根本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但事实上，恰恰是第一、二类文本，才更加真实地展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本真心路历程和源起性语境。以笔记的写作为例，话语的断裂、边界的布展以及理论逻辑中独特的异质性都在一种毫无遮掩和非形式化的状态中“无蔽”地呈现出来。由于笔记本身记录的是阅读者对阅读对象语境的进入状况和思想实验的经过，不存在预先的定论性，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对一些学术观点摘录的理论意向性、最初的评论和由议论产生的写作计划与构想以及各种思想最初形成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它是对第一文本的“互文性”重写，是作者与第一文本撞击后的效果意识的即时呈现，既非一种无原则的机械认同，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主观妄断。而这些重要的原发性理论边界和“亚意图”的即兴思考，是在一般理论手稿和论著中所无法获得的。譬如，不研究1844年的《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萨伊、斯密、李嘉图到穆勒经济学探索中的递升式理解逻辑，尤其是《穆勒摘要》中从经济学学习的跟读语境的“失语”状态到人本主义哲学话语的统摄性运作的转换，就无法解读同期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本真语境，从而失去对手稿理解评估的真实客观基础。而不研究《1850―1853年伦敦笔记》，也就不会深入发掘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在哲学逻辑，自然与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重要哲学理论建树失之交臂。

其二，是文本解读中的功能性深度阅读法。这个比喻性的说法是从阿尔都塞那里借用的，他曾经提出一种“症候阅读法”，即从显性的文字中读出隐性理论构架，从马克思已经写下的文字中读出没有说出的东西来（“读出空白”）。实际上，孙伯揆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提出的同一文本中的“双重逻辑”，也已经很深地言说了这种深度文本阅读法。[6]这里我可以举《回到马克思》中的一些实例。首先是比较性功能阅读法。面对马克思的笔记，我没有仅仅停留在写下的文字上，而做了更多的思考，比如青年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中的失语状态的判定，就是在同时参照马克思不久前写下的《伊壁鸠鲁笔记》之后做出的。我发现，“青年马克思在进入历史学领域时，他那种刚刚在《莱茵报》经受了现实打击的哲学话语——唯心主义观念论还没有全面崩溃，但在新的历史事实面前一开始就完全退缩在文本摘录和评述之外。我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马克思在进入新的历史学研究领域时，原有哲学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在青年马克思以往的理论作风中，这是一种十分少见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之前的《伊壁鸠鲁笔记》等摘录性笔记中看到，马克思面对哲学文本的那种自由自主的话语统摄状况。他几乎对每一摘录文本都进行透彻的解读与批判）”。[7]其次是马克思笔记性文本的复杂阅读结构。例如我将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阅读语境中的认知结构区分为焦点意识和支援意识。[8]焦点意识即马克思直接有意图的前台理论目的。

在这里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家所肯定的东西。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颠覆资产阶级经济家指认为合理事实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支援意识是指在亚意图层面上支持马克思完成认知过程的后台性语境。这主要有二个层面：一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是指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青年恩格斯与赫斯是共产主义，而普鲁东则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笔记的前期摘录内容上看，主要是恩格斯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更深一层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其三是手稿文本中的复调话语结构。例如在对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文本解读中，我在孙伯揆教授的“双重逻辑说”基础上，进一步指认了这一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构成的矛盾思想体”。

因为，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在马克思的同一文本中，一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为中轴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二是一条从经济现实出发的客观线索，二者在同一文本无意识交织着，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这倒真是一种不自觉的复调（这不同于后来巴赫金所讲的自觉文本创造中的复调变奏），因为这种复杂语境是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批判中不自觉发生的。在该书的第一手稿中，我进而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处于被告席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民经济学（直接被反驳的对象）；二是普鲁东－青年恩格斯（实际上是李嘉图社会主义的再表述）的审判与指认；三是马克思超越这种在国民经济学范围内的指控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前提）。这是一种很深的极复杂的理论对话。

叁

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在对文本学的解读模式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理论梳理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具体而微观的话题中，即《回到马克思》所确立的、带有原创性特征的新型解读视角，也即它的副标题指认的：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相对于传统马克思哲学史的研究，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即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哲学话语转换。从我读到的国内外文献中，以这样的思路完整地将经济学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之后可能还真是第一次。

首先，从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全程来看，自他1842 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涉足经济学研究起，经济学内容就始终在他中后期的学术研究中占到了70%以上的主要地位，到晚年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1846年以后，对于一位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来说，纯粹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像依附于鲜花的馨香，在独立的意义上甚至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中认识到，经济学所面对的种种状况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时，经济就是唯一的现实。所以，要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对经济学的理解和深入，也只有弄清这一主导性研究本身的真实历程，才能从根本上明白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线索的真实基础。

其次，从经济学语境中去探寻哲学线索内在脉络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解释构架中那种条块分割式的僵化理论边界。我认为，在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过分硬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相互之间是渗透和包容的关系。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不行，哲学分析完全离开对马克思经济研究也同样不行，这两种研究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更不行。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定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发性研究意图和全新视角所在。下面我将就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的发现来谈谈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巴黎笔记》后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至最高点。这是马克思在历史研究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接触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从当时欧洲思想史整体断面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在诸多背景因素（包括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基于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观点）制约下发生的逻辑认同。更重要的是，客观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这一点恰恰是此时还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拒绝和否定的方面。如果不能通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参照系来确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则仍将是停留在“纯粹”哲学话语层面的名词释义罢了。那样，劳动异化史观被指认为唯物史观，人学被误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足为怪了。

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也即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它发生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进程中，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到《马克思至安年柯夫》。这一转变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基点的形成。我以为，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他哲学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经济学中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上，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也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

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决裂”之后，在经济学话语之上建立的新的哲学话语。这是一种全新的现实的历史话语。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还是以实践作为哲学的总体逻辑入口，解决了一种理论悖结，初步呈现了新世界观的逻辑意向，即历史性的语境；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已经直接将这种新的历史性逻辑展现为一种完整的“历史科学”，即关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具体历史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科学的历史性生存的“本体”性规定的历史构境论。这不是一般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是以“走出哲学”为前提的。在赫斯的启发下，马克思已经从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狂想中意识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即从神到人、从逻辑学到人的类本质、从自我意识到劳动的自我活动、从民主主义的自由和正义到共产主义，包括施蒂纳的个人和“无”，基金作为一个形而之上的逻辑命题，都还只是哲学家的一种职业对象。即使被换成了实践、生产甚或“科学社会主义”（赫斯）的字眼，也还是从观念和逻辑出发的。至此，马克思不再自认为是传统的旧哲学家，他放弃了用哲学构架来描述周围世界和社会历史的理论方式，确立了从做一个普通的人去面对社会生活和历史情境开始的新哲学世界观。这种决断使马克思能够真正摆脱由爱利亚学派滥觞的走向事物背后的彼岸理念论，返回到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非常性的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革并非如传统研究所确认的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后转向政治经济学，而是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端同体发生的。这使得马克思面对世界的哲学起点，第一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重合了。

马克思第三次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仍然基于他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这个过程从《哲学的贫困》开始，经过《1850―1853年伦敦笔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完成。在我看来，这第三次转变并非异质性的思想革命，而是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即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创立。其直接基础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具有革命性突破的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1847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对以 “资产阶级社会”为生产力发展最高点（“人体”）的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批判考察。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实现的生产方式，他在完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建构的同时，实现了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最高水平为尺度的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确证与批判。因此，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哲学探讨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因为正是在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研究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每一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运行规律也才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具体地指认。这也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在“资产阶级”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类）的客观外在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的物役性颠倒关系（资本），因此也就历史地构筑了有史以来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复杂的社会层面和内在结构，这必然形成独特的非直接性的历史认识论的全新哲学基础。而批判性地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透过各种颠倒和物化的经济关系假象，最终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是马克思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历史现象学的主体内容了。

肆

“历史现象学”的意义场

那么，历史现象学，作为我用来重新命名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的特设指认，它的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在本文最后将要辨识的一个问题。与学界对上述研究方法的缄默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立刻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孙伯揆先生的批评。他们的疑问是：用“现象学”来指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成果，其合法性何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问。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对“现象学”的历史界划。

自《逻辑研究》发表以来，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显学”广为人知。只要一看见这三个字，人们很容易将它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大师联系在一起。然而，必须声明的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意义场，并不是来自胡塞尔的现代现象学，却更多地是类似康德以后直至黑格尔所指称的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它是在传统本体论和传统认识论之中生发出来的。与胡塞尔主张的“意识现象学”不同，这种现象学并非要求人们以自我的内省或体验以及一种意识的精致微观结构去面向“事实”，达到一种先验本质的“澄明”境界，相反，它是从休谟的经验怀疑论开始，由康德断裂开来的二元世界中的“现象界”奠基，再经费希特、谢林的主体性努力，最终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中达及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黑格尔所创立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批判立场，它要求人们关注从具体地感知物像到构成感性确定性的“知觉”直至自我意识构架的分层现象结构，以及在现象背后作为最终本质和规律的绝对理念的揭示。

这种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研究事物（本质）在时间内的历史地呈现（显相）出来的认知科学。以黑格尔自己的话说，精神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辨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的意识、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由最低阶段以至于最高阶段分析其矛盾发展的过程”。[9]因此，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论中都曾说过：“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说到底，这也是揭示物化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背后的精神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物相批判理论。这也是我借用这一概念的缘起性语境。当然，马克思从来并没有用“历史现象学”来指认自己的理论，这只是我在黑格尔古典现象学批判语境中的一种借喻。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确认，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首先我认识到，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正论过程中，创立了批判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学现象学，这是对黑格尔的哲学逻辑颠倒。而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最初的经济学批判中，在赫斯的经济异化批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赫斯由于缺乏真正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他的论述是不够鞭辟入里的。更主要的是，赫斯的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了。虽然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还是隐性唯心史观的，他不得不为了革命的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但这也正是他自我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的出现，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它是一种在全新的逻辑建构中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现象批判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而在1845－1847年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在抛弃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时，实际上已经在实证科学的意味上否定了现象学认知（往往与异化逻辑相同体）合法性。可是，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对经济学资料的详尽占有过程中，他再一次在科学的视域中意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颠倒和物化的复杂性，所以，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边界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创立了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和客观异化，这才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这里，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马克思这时的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不可能在观念中实现，必须由物质变革来完成。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

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复杂的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物化关系，非主导性的关系（如过去了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这不是直观或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所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的各种复杂的经济具象。这就使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假象作为全部理论的肯定性前提的。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就是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物相）的本真性（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根本基点。也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正是他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前提。这是过去我们传统研究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所以，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制高点。

我以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切当代性的学术创新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可跨越的我们自己“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研究。其实，“回到马克思”作为一种口号是空洞的，它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争论价值，关键倒是在这一口号之下，我究竟是否做了一些值得批评的具体研究？比如上文已经讨论了作为一种马克思哲学研究新方法的文本学的解读模式，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内在思路来反观他哲学发展的逻辑的新视角，MEGA2的新文本群的意义，还有我所标注为“历史现象学”的马克思批判理论之新解。令人生疑的是，《回到马克思》一书这些具体内容却被大多数批评者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可能因为这种具体的批判比起对口号的评说来，会辛苦和艰难的多。我期待一种具体的批判和论争。因为，这将是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次深刻挺进。重要的不是我的观点之对错，而是我们这些黑眼睛黄皮肤的年轻一代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是否需要脚踏实地地使马克思在我们手中直接“上手”一回。

最后，我想援引我的老师孙伯揆教授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语：“任何发展都好象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历史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徊，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目地；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远大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10]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如果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作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回到马克思，回到的原初作品，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真正本质。通过这种探索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11]

参考文献

[1]其实，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已回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去了，《无调性的辩证幻想――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文本学研究》一书即将出版，一批解读青年卢卡奇、施米特和科西克的论文也正在发表过程中。
[2]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8页。
[3]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完全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从早期的马列主义文选到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第1－2版）和《斯大林全集》，无一例外。这项工作倒没有受到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在原著研究方面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一句话，前苏东的传统教科书解释构架是我们原著研究唯一的制约性前设。
[4]巴黎塞伊出版社2000年推出了法国年轻女哲学家伊莎贝尔.加罗的新著《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在这本被评论界称为“回到马克思”的论著中，作者用新的方法和观念探索了马克思哲学主要概念的形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用马克思的理论对生态学、女权主义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5]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6]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46页。
[8]这是我从英国意会哲学家波兰尼那里借用的概念。参见波兰尼：《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第１２５页。

[11] 参见孙伯揆先生为拙作《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所作的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