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加恩（Kaan Kangal）评《回到马克思》

康加恩（Kaan Kangal），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兼哲学系外教，1986年2月出生于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硕士就读于德国耶拿大学，主修哲学，辅修社会学和斯拉夫文化，博士就读于德国慕尼黑大学，主修哲学，辅修社会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学术兴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科技哲学等。

精通土耳其语、德语、英语、俄语、拉丁语。

著作介绍

《回到马克思》1999年版、2009年版、2014年版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著（原名张异宾，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特聘教授），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出版，分别于2009年和2014年两次再版。现已译为六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2013年，日文译本出版；2014年，英文译本出版；2014年，俄文、韩文、德文、土耳其文版出版。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真正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MEGA2）摘录笔记和手稿的最新文献、并在哲学研究领域第一次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完整内在历史语境出发，真实地呈现了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像的学术专著。作者的学术创新在于，首次运用全新的解读方法确认了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社会现象学，以及建立在扬弃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域，特别是第一次指认出马克思在最后的经济学科学探索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哲学批判话语。由此，解决了前苏东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阿尔都塞和施米特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重重理论困境和谜障。

书评内容

书评：《回到马克思》英文版（张一兵著，哥廷根大学出版社，2014年，Back to Marx: Changes of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s, by Zhang Yibing. Göttingen, Germany: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ingen, 2014.）

这本厚书的字里行间里，充满了大量对马克思的分析。这里关注本书的三个贡献：1）张一兵所呈现的，是对马克思全部著作最为详尽的概述之一；2）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认为一些标准阅读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完全不相一致的；3）他提出，晚期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历史现象学。

1）马克思的著作通常被划分为早期和晚期，或非成熟和成熟时期。张一兵相信，这一划分把问题过度简单化了。实际上，存在着多个值得关注的思想转变。基于文本依据，马克思的第一时期被定位在1838-1844年，这一时期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的普遍唯物主义，记录在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犹太人问题》、《1844年手稿》中。张一兵强调，从《穆勒评注》和《1844年手稿》开始，马克思进入第二阶段，直到1846年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科夫的书信》的草稿，以及《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理解。1847到1853年期间，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并记下《伦敦笔记》（1850-53），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随后开始了马克思的最后阶段，开始于1857-58年：《大纲》及晚期导向《资本论》的写作。

与大多其他马克思研究所不同的是，后者面对的是马克思的完成著作，而张一兵的研究涉及到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和其他纪录文献。这些纪录文献包括研究提纲、书目、理论沉思等。现已出版并索引的共有约250本笔记，其中的60,000页文本包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释和评论，更不用提收录在历史考证版全集（MEGA2）中的大量未出版资料.。张一兵提出，这些马克思终身保留的笔记本，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以发掘其理论意图、思想实验和理论直觉，这些构成了马克思完成著作的幕后背景。

2）1924-32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以及一大批马克思1845年前著作的出版，包括《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波恩笔记》、《柏林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手稿》——以上文本的问世，重塑了学术上对马克思理论发展的理解。基于这些资料，例如，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和伊林·费切尔便在早期著作中发现了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用以对抗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则遵循了一种模式，既拥护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又赞同其晚期的主体性思想。对于一些思想家，如早期弗洛姆、马尔库塞、列斐伏尔，以及晚期萨特来说，《1844年手稿》本身便代表了青年马克思。围绕“人本主义马克思”的争论，导致南斯拉夫实践派直接反对所谓的“恩格斯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人本主义的缺场”（xxiv）。随后，在这一问题上，阿尔都塞的断裂说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路径，将青年马克思刻画为人本主义意识形态，将成熟马克思指认为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观。还有苏联的进化论模式，将1844年之前的时期指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并将马克思向唯物主义的转折定位在1845年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1846年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青年与老年争论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定位马克思的理论转向。哲学前提的颠倒与最初将经验感知视为非历史的，代表了马克思的第一次转变，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张一兵认为，在这两极之间的摆动，在《1844年手稿》表现得较为明显（115）。1847年，马克思开始从一种历史视角关注社会现实。十九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开始写作《大纲》，标志着他在经济学语境中对物化、异化和对象化的“现象学颠倒”（487）。最后的转变，由《资本论》中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表象的系统颠倒构成。

3）对张一兵而言，马克思整个工作的最终成果，是他的“将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认识论的特殊理论为基础的历史现象学”（353）。“历史现象学”开始于马克思《巴黎笔记》中的早期经济学研究，尤其在1842年左右，当他第一次在人本主义的影响和同时代人的政治批判下，第一次抓住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物质生产思想。此时，马克思生产出一种社会唯物主义，与异化概念紧密相连。

张一兵认为，对马克思思想的纯粹经济学解读必须被抵制：在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基础建设和发展中，人们不仅要思考马克思取得了什么，更加要思考马克思如何获得这些基础和进步。“如何”的问题，预设了马克思有关经验现实与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的、具有理论重量的观点。张一兵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现实表象形式及其在思想史中的表象形式的追问方法，是通过一种称为历史的、批判的现象学的途径获得的。“现象学”这一术语，指向马克思的理论在不断变动历史中的双重根基：理论与经验主义。然而，张一兵考察的特殊案例是马克思走向《资本论》的道路。本书旨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重构马克思的现象学。

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在《穆勒评注》即《巴黎笔记》的末尾，“政治经济学的要素”，以及《1844年手稿》中，向着一种对历史辩证法的特殊理解发展。在其后来的《布鲁塞尔笔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手稿中，马克思在本体论层面上发展了其工业生产力思想，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进一步发展。张一兵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建立了他的哲学逻辑和对社会现实的经济学批判。在1845-1847年间,马克思开始放弃之前基于人本主义的讨论和非批判性现象学的实证主义-唯心主义传统，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发展出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全新理解。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意识到，经济关系结构的颠倒和物化，要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结构中去。1857-58年的《大纲》是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象化和物化关系的表象形式进一步对峙的产物，在张一兵看来，这正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的现象学”（389）。

张一兵强调，他的“回到马克思”工程并不代表固化为某种教条格言的企图，而是试图将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各个独特方面放在一起讨论。他的悉心考察集中在被忽视的纪录文献中，这些文献正在德文版和中文版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中陆续出版，他将那些在标准的马克思历史编撰学中被遗失的片段重新拼接回来。因此，这一理论贡献应该有助于打破围绕马克思建立起来的个人崇拜，至少在中国语境中；并有助于对各种相互反对的马克思解读去神秘化。

（原文刊发于《Science＆Society》杂志）

译者：杨乔喻，转自实践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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