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文化江湖
查家祖籍属徽州六县之婺源（今江西婺源县），元末明初迁至海宁。浙江海宁是出文人的地方，近代承前启后的学问大家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至情至性的新月诗人徐志摩，都是海宁的名门之后。比起这几家来，金庸的家族查家一点也不逊色。查家一门，自清朝以来，出了查慎行、查升、穆旦、金庸（查良镛）等文化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自金庸的祖宗查氏父子迁至海宁以来，查氏家族金榜题名中进士者20人，其中具有入仕资格的举人76人，可谓极尽荣耀，是名副其实的文翰世家。祖父查文清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金庸最敬佩的人，后查文清的仕途因为“丹阳教案”而止，回乡闲居，每日读书做诗自娱，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
查良镛爱读情节离奇的武侠小说，到处搜罗，一睹为快。金庸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上小学期间，他看过的武侠小说有几十本，最喜欢的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
查良镛所在的小学图书馆里藏书也相当丰富，老师们也鼓励小孩子多读课外书，其中一位姓傅的老师，将自己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借给查良镛。这三本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海宁人，曾留学美国，家乡人以他为荣，这三本书在当地相当流行。查良镛爱读小说，只是出于孩童天性，不是少年立志今后要成为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年轻时的志向不在写作，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家。
1936年，12岁的查良镛从袁花镇小学毕业，考入久负盛名的嘉兴中学。嘉兴中学毕业的名人很多，有辛亥革命时期著名人士范古农、褚辅成，文史界知名学者钱玄同、朱希祖，教育家张印通，著名文学家、作家沈雁冰（茅盾）、郁达夫等也都是嘉兴中学的校友。在《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便是嘉兴人。
1937年，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嘉兴中学选择迁校，先是迁到北部的新塍镇继续上课，后南迁从新塍，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于潜。最后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浙南山区小镇——丽水碧湖镇。母亲病故那年，查良镛还不满14岁。山河破碎、慈母辞逝的岁月里，此时没有比冰心的《寄小读者》更能打动一位敏感的少年学子的心了。1999年2月28日晚，99岁的冰心在北京过世，查良镛还写了一首朴实无华的无题诗以悼念冰心。他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武侠世界不仅仅是好勇斗狠，还有很多爱和温暖。
1938年9月初，查良镛进入联中初中部。因为报考中学没经验，查良镛和伙伴们灵机一动，编了一本《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收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并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书稿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很快售罄，不但深受本地考生欢迎，还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这本书的收益，资助他们顺利地从高中毕业。
1939年6月，查良镛初中毕业，顺利考入省立临时联合高中。查良镛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关注周遭的生活，有不平事，总能仗义执言。在现实中，仗义执言非但不能得到支持，还会受到打压，查良镛就因在壁报上撰文讽刺跋扈的训导主任而被赶出学校。
1941年9月4日，金庸在“笔垒”发表第一篇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题目来自他的同乡前辈王国维的诗句。当时，金庸的一个同学和老师发生冲突，老师仗着自己身高马大，谩骂学生，甚至要动手打人，还威胁要开除那位同学。那位同学被逼急了，拾起一块砖头，说道：“如果无理开除我的学籍，那我宁可被杀头，也要先开除你的生命籍。”幸亏周围同学及时拉开他们，才避免一场恶战。这件事加上之前在联高的不公正待遇，促使查良镛写下呼喊维护社会公道正义的文章。责任编辑陈向平看到文章后，击节赞赏，不但将此文发在“笔垒”头条，并且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看这位论述精辟、笔力浑厚，既有唐宋散文笔调，又有西方文艺韵味的作者“查理”。当他看到“查理”只是一个营养不良、瘦骨嶙峋的高二学生时，颇感惊讶。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感到相见恨晚，从此成为忘年之交。
如果没有战争，查良镛会选择出国留学，可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然而，日军的入侵让他的留学梦破灭了。他从小看了很多英文小说，对英文很感兴趣。在选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他选择了难考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查良镛的第一志愿是著名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他的文理科俱佳，自然榜上有名，无奈因为缺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不得不忍痛放弃。此外，他同时考取了中央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的外文系。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不仅不收费，而且衣食住行全包。在中央政治学校的查良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查良镛看到不平之事，看到欺压良善的恶行，总要站出来说些什么。他性格中好打抱不平的因子，让他再一次被迫退学。
离开大学，查良镛四顾茫然，家乡战火纷飞，无法回去；再去投考，学费和生活费该如何解决？这时，同在重庆的表兄蒋复璁帮了他的大忙，为他在中央图书馆谋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从每天下午2点工作到晚上10点。
这段时间里，查良镛和几个老同学一起办过一期《太平洋杂志》，主要刊登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也可以算是他媒体从业生涯的开始。后来查良镛在《东南日报》找到了工作，做外勤记者。主要工作是收听外国电台如美国之音、大英电台（BBC）的英语广播，择要翻译出来，偶尔也选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迻译备用。
1946—1947年，查良镛在杭州呆了两年，杭州的风物、杭州的师友，深深印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杭州的风景。
1947年10月底，查良镛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1952年，《大公报》筹办《新晚报》，查良镛调往《新晚报》。
1959年初，金庸准备办一份八开的十日刊，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刊名就叫《野马》。改出日报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出世。
《明报》成立之初，连股东在内，只有5人。金庸负责编务，编辑只有潘粤生一人。金庸兼社评主笔及武侠小说专栏作者之职，同时负责第一版大样的编辑工作。其余的编务工作，一概由潘粤生负责，包括为第一、二、三、四版组稿、约稿、写稿及编辑工作，兼看二、三、四版大样，碰上金庸出缺，又要兼顾第一版的大样。沈宝新负责经理部的一切事务，包括印刷、出版、发行、广告、总务等。戴茂生协助沈宝新处理会计工作，联系印刷商及出版的工作，也要负责校对。第五位员工是叶云，负责送稿等庶务，也要帮忙做校对的工作。
从《明报》创办伊始，至两位股东退出管理层为止，两位股东的分工基本上没有改变。《明报》出版第18天时，改成一份有新闻内容的综合性大报，增加了采访组，人员编制比以往一下子增加了一倍多。采访组记者向编辑负责，而庶务、校对则向会计负责。当时报社只有10人，股东、管理与员工，实际上只有分工的差别，而没有明显的上、下级的指令性关系。
其实，金庸自始至终都强调《明报》的独立性。自从《明报》大幅报道移民消息后，销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打破了在2万多份徘徊不前的局面，5月份《明报》销量平均超过3万份。“五月人潮”事件后，《明报》确定了自己的办报风格，开始走上综合性新闻评论路线，与左派报纸日益疏远。由于政治观点不同，双方的争论时有发生。
1964年，《明报》与《大公报》就大陆核试验问题展开论战，标志着《明报》与左派报纸的彻底决裂。
“文化大革命”十年，金庸的小说创作和他的《明报》事业都达到了高峰。现实的政治给金庸刺激和灵感，对小说人物的挖掘，让他的评论更为准确和犀利。1965年开始，《明报》以及时独到的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
1973年4月18—28日，查良镛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访问台湾，为期10天。1973年6月7日起，查良镛在《明报》上连载了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即《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连载后，受到广泛注意，接着又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又应海外读者要求，在《明报月刊》分期刊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记录了查良镛台湾行的“所思”，其中既有对台湾的建言，更有他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1976年，因长子的死，金庸的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从此信仰佛教。
1981年，查良镛回到大陆，见到内地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明确了《明报》办报方针：《明报》希望两岸能在和平竞赛的环境下改善人民的生活福祉，并以和平的手段达至统一的目的。谁做了有益人民的事情，《明报》就鼓掌称兴；谁犯了众怒，做了不利于中国统一的事，《明报》也谴责之。
1985年6月，查良镛又有了新的身份，他被中国政府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此后，他以极大的精神和气力，投入工作。
1989年5月20日，在《明报》创刊30周年茶会上，金庸宣布从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一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位。
1991年2月，金庸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明报》于3月22日挂牌交易。
1993年3月20日，金庸结束大陆之行回到香港，找老搭档沈宝新，两人商定全面引退。金庸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4月1日，于品海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金庸只担任名誉主席。
1994年1月1日，他辞去名誉主席职位，《明报》将近35年的“查良镛时代”结束了。
《鹿鼎记》连载结束后，读者期待着他的新小说。此时，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小说。金庸巅峰时期急流勇退，很多读者觉得特别遗憾，强烈要求他继续写小说。金庸不为所动，他最欣赏的历史人物张良、范蠡均是事业最辉煌时退隐江湖的，他最喜欢的武功招式“亢龙有悔”，即提醒自己不要为虚名所累。他写小说不再是乐趣；另一方面，写了《鹿鼎记》后，他感觉再难突破。金庸是一个不断求新的作家，与其重复自己，不如放弃。武侠小说宗师和媒体传奇人物的光环已经非常耀眼，一般人可能会想，这样的人生已足够成功了。金庸却不满足，他退休后，不必再为报社的事情操心，他就执著于学问、一心想回到校园。
1994年，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荣誉教授，金庸在接受荣誉教授称号时，在北大举行了一次演讲。金庸谈道，北京大学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以及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贡献尤其良多。
1999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0年，他取得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博士生导师资格。金庸任教浙大，引起许多讨论，有人觉得他做博导绰绰有余，有人则说他的学养不足以出任历史系的教授和导师。当时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评议过程中，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和其他老师都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最终，金庸仍通过了博导资格。
其后几年，金庸忙碌于各类活动，杭州、香港两头跑，他对大陆的教育模式有隔膜，又没有教学经验，很快便觉得这项差事实在不好做。于是，他提出辞去博士生导师职务的请求。2004年金庸辞去博导职务，2007年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他在任期间，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人脉，在浙大组织了多次高水准人文交流论坛，而他的讲座也成为浙大人文学院的精品讲座。
金庸辞职同样引起媒体的广泛讨论，一向低调的金庸没有回应。他已经打点好行李，准备去剑桥大学研修。其时，剑桥大学已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有500多年传统，主要授予那些对国家或大学作出突出贡献的英国人和杰出的外国人。得知将被授予这一荣誉后，金庸提出还要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对金庸读博的申请，剑桥大学一开始认为没必要，最终还是应允，并安排DavidMcMullen等剑桥著名教授担任金庸的博士生导师。这样，金庸得以入读已经聘任他为院士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在剑桥读书期间，他谢绝一切与学业无关的社会活动的邀请。金庸夫妇租了一套住房，他们甚至没有打算请保姆，金庸的饮食起居均由夫人料理。金庸表示，既然读书，就应该像个读书人，读书生活应该过得清苦一些。金庸在剑桥大学攻读中国历史，课程有世界史、中国唐代史、历史学。
金庸表示：“我是不求学位，只求学问。”
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不会被人忘记。
对于有些或褒或贬的评论，金庸看得很淡，他只希望自己的小说不被新时代的电脑等取代，除了游戏和网络电视，还有小说。只要有人还看小说，金庸就不会被人忘记。能够这样，他就满足了，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 终年94岁。
再见，金庸；再见，江湖。
参考：
张圭阳：《金庸与〈明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葛涛、谷红梅、苏虹选编：《金庸其人——解读金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