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日本对中国史的研究
作者：[日]谷川道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原文载《江汉论坛》2009年04期，原题为“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中国史研究重新体系化这一目标,日本中国史学界京都学派和历史学研究会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学派之间曾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宏观上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史学研究归于沉寂,日本汉学界更加注重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虽然日本汉学界有克服微观个体研究局限性的尝试,但就学术界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日本近代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步。上古以来的二千年中，日本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由此诞生了被称为“汉学”的学问。“汉学”以儒学为中心，此外还包括诗文等知识，它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是必须的教养。
以明治维新(1868)为转机，日本开始迈向近代化，由此与近邻的朝鲜(李氏朝鲜，1392—1910)、中国(清朝，1636—1912)之间便形成了新的外交关系，这时也就有了建立近代亚洲史学的必要。现在日本仍在沿用的“东洋史”一词就出现在此时，它实际上是一个与欧美的历史即“西洋史”相对的概念。
此后，中国史研究作为东洋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逐渐发展。以“汉学”这门传统的学问为养分，吸收西欧近代史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国史学作为近代历史学而得以诞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大约半个世纪之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说它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也不过分。在政治史、法制史、社会经济史、宗教史、文学史、思想史等各个研究领域里，通过实证性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其中大部分哪怕是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时代区分论，就力图从体系上把握中国历史，这一构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影响。30年代以后，试图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解决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也相继问世。
不过后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发展顺利的中国史研究不是受到压制就是遭到了歪曲，其中甚至出现了使战争目的合理化的主张。这就是所谓中国社会停滞的理论，它将日本与中国分别理解为进步和停滞，借此来鼓吹日本统治中国是正当合理的。
战争结束后，日本学界在反省过去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建学问的问题。对战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在新的理念指导下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体系化。新的理念包括以下一些观点：不用停滞而是用发展的思想来把握中国史；科学合理地理解中国史；认为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环是有其普遍原理的等等。
积极利用这些新的理念对中国史开展研究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历史学家们。战争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严厉弹压，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研究也不能公开发表。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
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
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
历史学研究会的目的是力图克服停滞论。停滞论在战争中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即主张专制国家与作为其基础的共同体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的长期存在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此相反，战后的历史学研究会则基本主张在私人土地所有上耕作的劳动者是从奴隶转变为农奴，由此他们批判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战争中主张停滞论并企图使战争目的正当化的态度。这种看上去似乎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学术对立，后来却逐渐演变为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之间的论争。这是因为当试图用以生产形态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论来把握中国史时，最后必然要碰到时代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必然要面对战前就存在的内藤湖南的学说。
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唐宋变革论。湖南认为以朝代来划分时代并不能说是正确的史学方法，他提倡应该用形成时代的“内容”来进行区分。也就是说，不用类似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这样权宜的称呼，而必须把构成时代的实质作为问题来研究。站在这种角度上，就可以看到唐与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时代变化。用上述观点来划分时代显示了湖南非常近代的史学思想，其核心部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湖南认为唐与宋在政治上有着本质变化，这就是从贵族政治走向君主独裁政治。根据他的理解，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贵族的地位，是因其家世自然的成为地方的名望家，并从这种持久的关系中得到的，这也是基于原来几代连续出过官僚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的名族就作不了高官。当时的政治可以说为全体贵族所专有，因此君主也只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而已。君主如果不承认贵族的特权就不能实行统治，此外也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由于贵族的没落，君主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因而就不再是贵族社会的私有物了。不过君主不是全体国民的代表者，其自身已经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
在君主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民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在贵族时代，人民似乎被视为贵族阶级全体的奴隶，他们没有私有财产。隋唐时代，人们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由国家直接来统治，但是政治权力实际上还在贵族那里，农民就好像是拥戴着君主的贵族团体的小作人。再来看租、庸、调制度，与从私有地上交的税不同，租是小作人向政府交纳的土地费用，庸则是无偿的义务劳动而非自由劳动。作为上交土地产品的调，是以人民定居于一定的土地作为条件的，当人民移动时便无法实施。上述租、庸、调制度在唐中期以后崩溃，变为两税法。在两税法制度下，人民可以自由居住，他们不再被认为是从属于土地的存在，因而也就可以在现住地交税。此外由于钱纳的出现，对收获物的处理也可以自由地进行。此时，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当然也就得到了认可。
内藤湖南还进一步指出，官僚性质的变化(门阀主义一人格主义一实务主义)以及经济、文化性质的变化也都发生在唐宋之间。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实际上指的是社会所有方面的变革。湖南认为这种变革是自然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人的特定意志来决定、人为来进行的。上述湖南的史观被称为文化史观。这里的文化不是与政治、经济等同列的狭义的文化，而是指包括人类社会所有现象在内的、广义的文化。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人类存在样式，这一样式就可以被称为文化。
湖南以唐宋变革作为分水岭，认为此前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以后则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不过，唐宋变革并非只是政治形态的变化。在贵族政治中，出身于特定家族的一群人独占着政治权力，这就意味着政治是以人类生活中的自然关系为原理来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人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在没有移动自由的状态下生活，整个经济也呈现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唐宋变革导致了这种自然远离的崩溃，它带给人民的是更加开放、社会性更强的时代。
湖南称唐宋变革以后的时代为近世，这一语气让人有一种时代在朝近代社会前进的感觉。对于唐宋变革以前的贵族政治的时代，他认为可以划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从文明产生的阶段至秦汉，可以叫做上古；后期则是六朝隋唐时代，也可称为中世或中古。当然，在这二个时期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期。
那么，上古和中古有何区别呢?湖南首先指出，中古的贵族政治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大家知道周代也是一个贵族政治的时代，不过那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士族与庶族是有区别的)，而六朝贵族政治的特点却是代代为官之家成为地方的名望家。上述二种贵族政治之间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湖南认为，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动荡时期，人民的地位无论怎样提高，权力终归带有君主独裁政治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氏族政治崩溃以后，产生了与后世君主独裁政治相似的政治现象。不过，这种现象没有继续延续下去，伴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贵族政治。
如上所述，内藤湖南用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概念来划分中国历史。其特点在于，先设定近世这么一个时代，然后设想在与欧美势力接触以前，中国就已经具有了迈向近代的可能。虽然湖南也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坎坷异常，但却深信中国的近代化决不是对欧美的模仿，而是有着中国独自的发展道路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近世这一历史时期的存在，才产生了中国独自的近代化历程这一构想。
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
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的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
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至秦汉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豪族势力，西岛在分析了他们的阶级基础后，将其定为家父长式家内奴隶制。在西岛看来，中国没有盛行类似西洋古典古代那样的劳动奴隶制，而只产生了家内奴隶制，其原因在于，虽然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但氏族共同体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不过这时。豪族势力渗透到共同体里，产生了被称为假田制的小作制。这种小作制看上去类似农奴制，但却是依靠家内奴隶制的力量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视其为奴隶制的变种。秦汉帝国就是这种豪族阶级的代表，所以可以把这个时代规定为奴隶制社会。此时成为国家权力核心的只是豪族阶级的一员即刘氏的权力，而秦汉以后，国家渐渐成为豪族阶级的联合政权，隋唐帝国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因此奴隶制社会也就一直持续到了隋唐时代。
照这个思路，自然可以把宋代以后看成是中世封建制的时代，对此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周藤吉之。周藤分析了唐中期以后盛行的大土地所有的经营内容，认为可以把直接生产者的佃户比作农奴。从法制史的观点来论述这种主户与客户身分关系的是仁井田陞，他根据当时被叫做“主仆之分”的事例来支持周藤的农奴制学说。
佃户制基本上持续到明清时代，因此中国的封建时代也就一直延续到了当欧美列强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体制，即所谓西洋的冲击(western impact)之际。内藤湖南以来的京都学派将中国步人近代化以前的1000年称为近世，并以此作为近代化的前提，然而这一时期在历研派那里却变成了应该由近代化来否定的封建制时代。
如上所述，历研派以生产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指标而提出了新的时代区分论。对此，京都学派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生产结构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的反驳文章，其中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为主。宫崎通过实证性研究指出，六朝、隋唐时代的大土地所有虽然是广大而统一的庄园，但在宋代以后逐渐出现分散的趋势，而且前者的直接生产者是具有农奴性质的佃客，后者的佃户则是契约性小作人。宇都宫也在分析了从东汉开始盛行的大土地所有以后，认为在那里的直接生产者主要不是奴婢而是佃客。
历研派马上展开了反论，论争于是愈演愈烈。在历研派与京都学派展开论战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千论争值得注意，即关于秦汉帝国的理解问题。对于西岛把秦汉帝国的性质定为奴隶制社会，守屋美都雄表示了疑问，并针对西岛用主奴关系来解释刘邦及其臣下的观点，展开了实证性的批判。增渊龙夫主要在中国史理解的方法问题上提出了与西岛不同的意见。增渊把焦点对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而出现的各种家父长制的集团上，他一方面对于西岛的论述，即这些集团是肩负秦汉时代的新兴集团的观点予以部分承认，但同时指出这些集团决没有西岛所说的那种奴隶制构造。为什么这样说呢7因为奴隶制是从欧洲历史发展史中导引出来的概念，如果将其原封不动地套用在中国史上，那就会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照增渊自己的看法，这些家父长制集团的成员在接受作为首领的家父长权支配的同时，对于首领还怀有个人的感情，比如任侠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增渊所用的方法可能学自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对于社会集团，不能简单地只看其表面形态，而应该站在促使集团形成的人的心情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即强调需要从社会集团的内面来理解。增渊的理论在当时作为观察历史的新方法，给予学界非常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在历史分析法上，除了马克思以外，韦伯的观点也开始被人接受。针对西岛理论展开批判的还有滨口重国。他认为比起奴隶和小作人来，中国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一般庶民阶层，而西岛的理论对此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也就是说，滨口认为国家权力和编户的关系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即便是在秦汉时代也不例外。
上述三种针对西岛的批判中，尤以增渊和滨口的观点，不仅限于秦汉研究，对其它时代的研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西岛最后不得不撤回其奴隶制理论，转而以国家权力和自营农民的关系为基础来理解秦汉帝国。但在这里，西岛并不是以国家封建制来理解这种关系。他认为土地持有者的自营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并非通过向国家交纳租赋，而是通过农民本身作为个人受到国家的人身支配来体现，西岛将这种关系命名为个别人身的支配。西岛虽然没有使用奴隶制一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以奴隶制国家形态的存在作为思考前提的。西岛的理论转换，对于六朝、隋唐时代的理解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就是超越了象前田那样局限于奴隶或农奴这样的框框，而逐步开始用国家和编户的关系来考虑问题了。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围绕着对中国史的重新体系化这一目标，在历研派和京都学派之间展开了时代区分论争，此后，两个学派以外的研究者们也加入其中。与中国史学界的分期问题论争不同，日本的时代区分论争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论战以外，还有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进行论争。在不同的史观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论争，是因为大家都力图用发展的观点来理解中回史，而且也都使用相同的时代区分用语，如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等。论争虽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发展，但对于时代区分的方法至今仍无一致的意见。70年代以后，对时代区分问题的关心日趋淡薄，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了。中国史研究从对大局、对理论的探讨转为细微实证性的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以6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为分水岭，日本社会为之一变，与此相应的是人们的生活意识也起了很大变化。战后，基于对战争的反省，人们的思想是与重建家园的理想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很自然的产生了一种迫切的心情，即应该怎样思考日本的将来，如何去认识世界等等。当时充满丁各种主义、主张，它们之间展开激烈的交锋。那时大家都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历史，并具体地描绘这个发展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在勾画未来。可是，当高度成长结束以后，人们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把怀疑的目光对准历史，对未来也充满了疑虑。具体就学问研究而言，比起从体系上来把握历史，人们更热衷于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比起探讨论理及意义，人们更注重事物的形状与机能。
中国史研究也不例外，不过中国史研究还有其较为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动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来说，似乎看到了中国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新中国就是战后日本应该学习的榜样。
可是新中国在60年代以后开始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接着便是文化大革命。日本人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才慢慢了解其真相的。面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用更加冷静、更加客观的态度来观察中国。用客观的态度来观察历史事物对历史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70年代以前，由于固执于自己的立场而缺乏这种态度的事例屡见不鲜，与此相比较，70年代以后的研究可以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只埋头于个别研究，既缺乏大局观，也看不到事物的全体相关性。虽说也有试图克服这种缺点的迹像，但就学术界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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