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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学述
曾经有肯定古今中西之间的张力的必要性的么?积贫积弱、生死未卜的弱势族群似乎无暇亦无力消受这样的精神奢侈品。于是有形形色色的消弭张力之方案:或以中体西用的万灵药方将西方文明贬乏为有末无本、有用无体的物质文明,将华夏文明提升为根深本固的精神文明,乃至以中国文化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虽然不是终极的)形态(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此为贫弱之国的文化价值作心理上的自卫,极端保守者甚且对国粹作孤臣孽子状;或干脆将中西文化的共时性的地域民族之异置换为历时态的古今之别(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异),悬现代化即西化为鹄的。前者旨在给出保存“中”“古”的正当性,后者意欲证明“中”“古”已死或应当速死,如此方可保障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我们”再生(鲁迅先生就曾说过:“要我们保存国粹,须国粹先能保存我们”)。当然,两极之间总会有人出来“允执厥中”,因为据说中道精神正是国民性中最基本之素质。不过,行中道者也并非单色一调,其中比较诱人且难以企及的恐怕要算“熔铸古今,会通中西”了。
“在锡予先生身上,熔铸今古、会通中西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见《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序》,作者为季羡林先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锡予即汤用彤之字。这里也许需要对以上论述略加阐发:汤用彤的“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既包括他在文化问题上的理论尝试,更主要的则意指他在学术上所达到的造诣和境界。
来源:《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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