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治学当从目录学入门

▲汪辟疆先生（1887.11.3-1966.3.12）

吾人研究目录学之标准，当必博稽其源流，商榷其类例，与夫义例之变迁，分隶之出入，皆宜详究。语其大则可通古今学术之邮，语其细则可得著录之准则。而治学之方法，亦将于此涉径焉。

——汪辟疆

南京大学的前辈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汪辟疆的目录学成就既突出又具有鲜明的特点，下面我就谈一点学习体会。

一、示治学门径

汪辟疆（1887-1966）1922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教授，1928年来南京就第四中山大学之聘，后第四中山大学几经易名，成为中央大学，解放后又改名为南京大学，汪先生在这所学校任教达38年之久。为了指导学生读书治学，汪辟疆写了《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目录学研究》等一系列目录学著作。这些著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生指示治学门径。在他看来：“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也。学术万端，讵能遍识？亡书轶籍，无补观摩。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其途径，分别其后先，使学者得此一编，而后从事于四部之书，不难识其指归，辨其缓急。此目录学之本旨也。”

在各种目录中，推荐书目是专门承担指导阅读任务的。《书目答问》就是此类目录的代表作，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一开头就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絓漏，志趣学业亦各不相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胡适于1923年应青年朋友的要求，也编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然而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氏称该书目“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书目之最低限度。”梁氏自己也编过一个推荐书目《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汪辟疆认为：“梁、胡论列，可谓备矣；鄙意尚嫌过多，非今日学子所能尽读。”于是在1925年4月也编了一个推荐书目《读书举要》。就收录范围与数量多寡而言，汪辟疆的推荐书目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仅收130种书，同胡适与梁启超的上述书目相比，更切合读者的需要。为便于举例，我们不妨将他写在霍松林所藏《杜诗镜诠》上的一个推荐书目抄在下面：

诗三百篇

庄子 用郭庆藩集释本

屈原赋《楚辞》 用山带阁本

太史公书 用张文虎金陵书局校本

水经注 用武英殿戴校本

杜工部诗 用九家集注本

右六书，为治文者必须熟诵而详说者。首训诂，次语法，次考证，，最后通义旨，不可放过一字，不可滑诵一句，不可忽略一事物，寝馈勿失，终身以之，有馀师矣。《文选》、《通鉴》，纂辑之书，取供浏览，抑其次焉。方湖为霍松林题记。

对于治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此可谓精而又精了。作者还指出了采用的版本、读书的方法，并强调了读原著的重要性。

就分类而言，汪目也比胡目、梁目科学。胡目仅分三类：（一）工具之部；（二）思想史之部；（三）文学史之部。梁启超批评道：“胡适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个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八九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梁目分五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时涉览书类。显然，梁启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科学的分类体系。首先，他没能用简单明了的类名来概括该类图书。其次，分类有些含混不清，类名与该类著录的图书不大一致。如甲类包括了经部书、子部书和学术史著作。乙类基本上是史部著作，类名却局限于政治史，还不伦不类地加上了文献学。丙类用了“韵文书类”名称，却收录了既有诗又有文的总集和别集。丁部将小学书和文法书并列，也不大符合逻辑。戊部“杂取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与上述各类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没有反映图书的学科内容。正因为该目分类不科学，所以不便读者检索与利用。

汪目在前人的基础上朝前迈进了一大步。首先，胡目与梁目对分类未作任何说明，而汪目《读书举要》卷首《导言》实即目录，对所分七部一一作了介绍，如“跌宕图史，折中群言，远绍旁搜，稽考尚焉；工师善事，利器是先，贯穿万卷，圣智所难。录稽考之部第三。”我们读了这段话，就会清楚地知道所谓稽考部，是专门收录工具书的，并且了解了设立稽考部的原因以及工具书在读书治学中的稽考作用。如果我们想了解当时对读书治学有用的重要的工具书，就不妨翻一翻该目的稽考部。其次，汪目分上篇、下篇，共七部。

上篇：

一、纲领之部；

二、丛载之部；

三、稽考之部。

下篇：

四、哲学之部；

五、史学之部；

六、文学之部；

七、文字学之部。

显然，其类名简洁明了，含义清楚。由于七部分类标准不尽相同，故又分上、下两篇。上篇针对读者的实际需要而设，纲领之部收录介绍和各学科历史、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入门书；丛载之部收录一些能够扩大读者知识面的名著；稽考之部的内容已如前述。上篇三部图书的共同特点是均为综合性图书，而下篇四部所收则均为专科性图书，两者判然有别。此外，纲领之部、哲学之部所收图书稍多，还设立了二级类目。如哲学之部下设经典哲学、诸子哲学、宋元以后哲学、哲学史等二级类目。收书不多而又有如此清晰周密的分类体系，就既起了辨章学术的作用，又便于读者迅速而准确地找到入门途径。

其《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的分类也值得注意。谈工具书使用方法的著作主要有三种体制：一、介绍各类工具书有哪些用途；二、介绍查某类资料有哪些工具书；三、先分类介绍工具书，再分专题介绍工具书使用方法。汪辟疆此目为第二种类型的筚路蓝缕之作，分检字、检人、检地、检官、检事、检书、检辞、检文等九类，共介绍了26种工具书。读者一般都是先遇到问题才去查工具书的，所以这种依照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类介绍工具书的方法是符合读者检索工具书的习惯的。后来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历史系编写组编的《文史哲工具书简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分查文字、查词语、查篇名、查书刊、查年代、查地名、查人物、查事物等八类分别介绍工具书，显然与汪先生的分类方法一脉相承。在众多的介绍工具书使用方法的著作中，汪先生和南京大学后来编的这两部书，体例完整、统一、实用，深受读者欢迎。

推荐书目一般都非常重视提要的撰写。汪辟疆《复龙沅书》尝云：“其主提要钩玄、治学涉径者，则流略之涉及读书指导者也。”其《工具书及其解题·书目答问》又说：“读书家以实用切要为归，故书不必求其隐僻，板不必论其新旧，要必于古今学术之全，寓提要钩玄之旨；又贵区析其类别，而不囿成规；论列其得失，而不尚高谈。使操觚之士，获此一编，庶几如操舟于烟海之中，得南针而辨其方位，冥行于暗室之内，得孤光而识其方隅。此读书家书目之可贵也。”汪辟疆的《读书举要》大致做到了这一点，它通过分类告诉我们各个学科应当读什么书，又为每一部书撰写了精辟的提要，告诉我们应当怎么读。

该书目提要的最大特点就是贯穿了指示治学门径这根红线。作者比较注意介绍读书的方法与步骤。如在《四库全书总提要序录》的提要中，他指出：“今先取其总序、小序读之，学术纲要，已略备具。再能进而阅《提要》全书，终身受益不浅矣。”具体到每部书如何阅读，作者也都一一作了探讨。如《诗经》提要云：“此书为古代诗歌总集之第一部。训诂名物，以陈奂《毛诗传疏》为最详；诠释要义以宋朱子《诗集传》为独到。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颇多新解。上海有石印本。三书可任取其一读之，若能比较互阅，尤为有益。”再如有关《说文解字》的书浩如烟海，如何入门呢？作者在《说文句读》一书提要中作了精辟的分析：

《说文》注本，当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最佳。其实，段氏书武断颇多。有独到处，即有偏觢处。鄙意为初学计，不若王氏《句读》为无弊。郑苏戡先生教人初治《说文》先看王筠《说文释例》，不知《释例》为已通许书人说法，使初学读之，愈看愈不明了矣。初学于《说文》素无研究者，王筠尚有《文字蒙求》一书，颇简明，宜先看。钱大昭《说文统释序》，亦明了富兴趣。此外关于研究《说文》专书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说文释例》、桂馥《说文义证》等书，可供参考。朱书言转注假借处，虽未尽允当，然明音义关系，亦不无可采。

此则提要，指出读《说文》应当从王筠的《文字蒙求》、《说文句读》入手，如果进一步深造还有哪些重要著作。作者特别分析了影响最大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优缺点，以及前人所称道的王筠的另一部著作《说文释例》，指出它们都不适合当作初学《说文解字》的入门著作。若非对《说文解字》有深厚的功底，是写不出这样的提要的。

在对一位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校本、注本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版本，有些重要著作，有些大家的作品版本还非常多，读者在研读的过程中，从那种版本或从哪几种版本入手，往往感到非常困难。为解决这个困难，汪辟疆的《读书举要》不仅推荐了应读的书，而且还推荐了应读的版本。简单一点的，在标目中就作了说明。如《杜樊川集》（清冯集梧注）、《玉溪生诗注》（清冯浩注），实际上告诉我们，读杜牧的诗文集应当用清冯集梧注本，读李商隐的诗集应当用清冯浩注本。复杂一些的则要在提要中加以说明。如《杜工部诗集》称：“杜注最多，有仇兆鳌、杨伦、钱谦益诸家注本，皆可阅。大抵仇注最繁富，杨注颇简要，钱注多独到。此外注本尚多，读者但取其体例大雅者观之可也。”在众多的杜诗选本中，汪辟疆只推荐了三种，并指出了各自的特点。研究杜诗当然不能只读这三家注本，还得要把其它体例大雅的版本找来看看，但那已是下一步的事了。再如《苏东坡诗注》云：“此集注本有宋施元之，清王文浩、冯应榴诸家，皆通行本，施注在宋时最有名，以宋人注宋人诗，引证时事，尤为明确。王兼论诗，冯详事实，皆各有独到。”为了帮助读者找到可靠的版本，汪辟疆有时还对某书的版本作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介。如《文史通义》的提要称该书：“详论学术流别间及史法文学。外篇专论方志。后附《校雠通义》，折衷刘向、刘歆、班固、郑樵、焦竑诸人之说，原委备具。上海新印本删去之，最为谬妄。阅此书时，可参看近人胡适《章实斋年谱》。《章氏遗书》，浙江图书馆有木刻、铅印两本。”提要告诉我们《校雠通义》是章学诚在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在校雠学理论研究中有突出贡献，是不能删去的，所以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不能用删去《校雠通义》的上海新印本，而要用浙江图书馆出版的《章氏遗书》本，另外还指出了阅读与理解《文史通义》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汪先生还在提要中将阅读该书的可资参考与比较的资料予以附录，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兹不妨再举一例。如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提要称：“此书典赡不及杜君卿《通典》，识解不及郑渔仲《通志》，然摭采颇丰富，排列无漏略，欲究历代之典章制度，实为不可少之书。《续考》及《皇朝通考》，亦宜参阅。《通志二十略》，有大胆议论，宜读。《通考》有严惇节本可阅。”作者通过比较，将几部政书代表作的特点、价值、精华等都作了介绍。为读者阅读与利用庞杂的政书系统指明了一条路径。

作为一位高水平的学者，他对图书内容的评价虽寥寥数语，却颇见功力，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如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以地域为经，而纬以史迹，最为有系统之书。各省及州域序论，兵机地势，了如指掌。凡读史地书，或感枯燥，阅此书真有自得之乐矣。魏叔子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由于作者对图书的评价，出于自己的心得体会，而非人云亦云，故所论颇注意分寸，如对清李兆洛所编《骈体文钞》的提要云：“此书为骈文最佳选本。李申耆主张骈散合一，为阳湖派中健者，故别裁颇精。向与《古文辞类纂》，并为艺林所重。学者从事骈文，阅此最为有益。”这里用了“最佳”、“最为有益”等词语，而且将之与姚鼐所编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古文辞类纂》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读者的足够注意。而对清周济所编之《宋四家词选》则评价道：“此书为较精之词选。”用了“较精”一词。有时还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如严羽的《沧浪诗话》提要云：“严氏以禅喻诗，自谓得正法眼藏，其取径尚不差，惟‘别才’‘非学’之说颇足误人，读者当慎取之。其评论汉、唐诗家，尚多可采。”

作者还在提要中顺便道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这对初学当然具有指导意义。如汪先生在提要中反复强调要读全集而不能只读选本。《读书举要》于陶澍《陶靖节诗注》云：“陶诗虽有选本可读，其全集究不能不看。”于《王阳明集要三种》云：“王学重要，过于程、朱，非阅《全集》不可。且文字优美，非宋明理学家所及。用《四部丛刊》本。”汪先生在清王立名编注之《白香山集》的提要中还说明了必须读全集的原因：“香山诗不免轻率，实有时代精神，光气究不可掩。其《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声。’皆香山诗歌立足点也。选本多不能见其真面目，故全集必读也。”

除推荐书目外，汪先生的《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也是专门指导治学门径的。文章首先推荐了十部源头书，接着谈了四种读书方法：一、诵读；二、阅读；三、抄读；四、参读。并一一作了介绍。“诵读有二：即背读、熟读是也。”“背诵必随口举其全文，一字无误。熟读，在深晓篇章大义，了无疑滞。”“阅读者，即前人所指为涉猎之书也。”显然，诵读指精读，阅读指泛读。汪先生还用既传统而又非常现代的眼光指出了精读与泛读的内容：“经史诸子文翰之源头书，最要者宜背读，次要者宜熟读。惟文籍既广，学术至博，以古人言，则有羽翼经传之群书，殚见洽闻之雅记，何莫非学者阅读之书？以今日言，则有殊方异域之译籍，近代名贤之造述，不可自封，且或有与古书古学互相印证者，乌可弃置？”文中特别强调了应读外国学者著作的译本与现代学者的学术著作，表现了作者具有开放的视野与广阔的胸襟。汪先生还特别强调了精读的重要性：“书之应诵读者，必为基本之基本书。应阅读者次之。惟初学必宜先有数种精读熟读之书，为之根柢，然后从事阅读，方有择别，获益自宏。”汪先生说抄读有全抄、节抄、撰抄、比抄、摘抄、类抄之别，实际上讲的是积累资料，写读书笔记的方法。汪先生还结合自己的读书经验，重点介绍了参读之法：“余尝取古本或白文本为读本。同时即尽力搜求关于此书之注释考证诸书，悉置几案。日诵白文一卷，或一篇既毕，然后将几案所备诸家校注，逐篇检阅，遇有文字歧异、考证纠纷者，摘记于册。若已别有所见出于诸家之外者，别纸疏记之。如是，则某一书读毕，同时亦将诸家之书读毕。闻见既博，理解亦增，其效可操卷也。”

汪先生示治学门径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学生穆克宏谈道：“遵照汪先生的教诲，我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了经、史、子、集各种书籍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了各门学科的源流，懂得了一些学习和研究的门径，确实受益不浅。”

二、辨学术源流

在汪辟疆看来，“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目录不仅为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而设，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学术，与夫一家一书之宗旨，而后乃可以部次类居，无凌乱失纪杂而寡要之弊，”他于孙德潜《校雠学纂微》提要复云：“目录之学，与史相纬；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源流，及一家一书之宗趣。”

书目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类来实现的。目录学论著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能够正确地阐述书目分类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意义。汪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曾用表的形式简单明了地反映了我国早期目录分类由七略到四部之并合异同情况并从六个方面对该表作了说明：

（一）史部与经部之开合也；

（二）诸子与兵书术数方技之开合也；

（三）诗赋与文集名异而实同也；

（四）诸子始终独立专部也；

（五）图谱始终未能独立专部也；

（六）佛道二家分合无定也。

现仅以首条为例：

古代目录，史书统辖于六艺之中，盖以史本出于六艺之《春秋》，刘《略》、班《志》六艺略之《春秋》家，即为史部。观于刘、班以司马迁之《太史公书》及冯商之《续史记》并附入《春秋》家类，不复别立部目可证。此经史合也。自荀勖出《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内，别创丙部，李充亦然。但改丙为乙耳。自是以后，虽有王俭仍本刘、班，合《史记》于经典之内，然至阮孝绪仍出之。至唐初修《隋志》，而史部确实成立，一分而不可复合。该以经书只有此数，后人注疏，亦不离其宗。而史书则与日俱增，尽附存于六艺之《春秋》家，其势不能。此史部与经部开合之一大变迁也。

这段话虽不长，但是作者以《史记》一书在书目中的归类为例，将史部由经部的附庸逐步蔚为大国的过程与原因说得一清二楚，充分显示了中国目录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意义。

就推荐书目而言，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则重点体现在介绍一家一书之宗趣。作者往往在介绍一书的同时也对该书所属门类的源流作了简明精到的介绍。如《读书举要》于《诸子文粹》、《文选》、《古文辞类纂》三书按曰：“窃尝以散文变迁大势，可分三期：自三代至秦为第一期。自秦至唐元和为第二期。自唐元和至清末为第三期。”接着列举了各期的代表作家，并分析了各期散文的特点。如谓第一期“为古人不得已而著书也，本此著书，非有意为文，故辞义俱美，是曰著述文。”谈到第二期，指出秦汉以后崇颂扬之体，尚骈丽之风，极辞采之功，多俊逸之韵。“降及李唐，几于人工骈体，辞多意漓，为世诟病，故一辞害意，是曰辞藻文。”第三期，“崇尚格调，以文载道，不为言中无物之文。”“末流之弊，又在尚格调，务空谈，掇拾孔、孟、程、朱之绪言，抑扬赞叹，枵腹者利其易为，几于千篇一律，故以意害辞，是曰格调文。”不难看出，这一段话实即一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简史。对我们阅读上述三书，无疑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上述三书即为此三时期之代表作品。当然对我们了解我国散文各阶段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为推荐书目，《读书举要》比较注意介绍一书之学术源流与影响。其重在揭示一书之源流者，如作者在谈到《汉书·艺文志》时说：“本书取材于刘歆《七略》，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学术源流，灿然具备；不但开史家之先河，实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要书也。”又如于《古文辞类纂》提要云：“通行古文选本，以此书为最雅。全书重心，实在韩、柳、欧、苏、曾、王一派的古文。且隐然以古文正统派自期。卷末虽收及词赋，不过取备一格，与《昭明文选》旨趣迥异。”其重在揭示一书之影响者，如《读书举要》对《尚书》的介绍：“此古史也。《禹贡》、《洪范》、《吕刑》，为后世《地理志》、《五行志》、《刑法志》所本。《典》、《谟》为后世纪、传所本。外如《武成》、《西伯戡黎》诸篇，亦与《纪事本末》为近。后世体裁，多源于此，不可忽也。可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可参阅。”

《读书举要》还着重介绍了各书的内容，以便读者了解、阅读与利用，如于唐刘知几《史通》之提要云：“此为论史籍专书。凡历代史家流别、得失、体例，言之极详核，于史法尤龂龂。”再如于陈垣的《二十世朔闰表》的提要云：

本书自汉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历，著其朔闰。三国南北朝朔闰不同，别为标出。自汉平帝元始元年起，加入西历，以中历之朔闰，换算西历之日月。自唐高祖武德五年起，加入回历，以回历之岁首，换算中历之月日。卷首附有《年号通检》及《日曜表》，用以检对中西回历之年月日，及校订史书金石甲子之讹误，尤为便利。年代学至此书，精密极矣。治中西史籍及金石学者，可置座隅。陈氏尚有《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卷，亦佳。

读者单从书名不一定了解《二十世朔闰表》的内容、性质、价值，读了汪先生的这则提要，我们对该书的作用以及它在年代学中的地位就一清二楚了，提要还连带提到了陈垣的另一部相关的工具书可资参考。

《读书举要》还注意揭示图书的价值，如于清李文度《国朝先正事略》提要云：“阅清代史书时，可参阅此书。李著此书时，其材料多半采自名人墓志行状，略加删节，文笔整洁。此外尚有钱林《文献证存录》，皆清代学人及文人小传，间及诗文，亦饶兴趣。”通过作者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该书用原始材料写成，对于研究清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要注意有删节现象。如果对清代学人及文人小传感兴趣，还可以读一读《文献征存录》。

汪辟疆还注意挖掘图书所蕴含的超越该书体例之外的独特价值。如于《佩文韵府》提要云：“辞书向无善本，此书在旧日，本供词章家挦扯之用，大雅所不道也。然偶遇辞藻不可通处检之可得出处，用代辞书，当无不可；虽间有失检，要不失为巨籍。”汪先生告诉我们，过去文人在写作时利用《佩文韵府》寻觅辞藻，而我们今天则可以用来查找诗文的出处。再如《读书举要》对《水经注》的介绍：“此为言水道之书，惟在地理之价值，不及在文学上之价值；因所举地域，变迁极大，实不足以资研究水道之用。但文学优美，模山范水，大为文学家所取资。残膏剩馥，沾溉靡穷。柳子厚、徐霞客之游记文，多源于此。”按语复云：“《水经注》描写山川，极妍尽态，征引怪异，怵目惊心。《抱朴子》所谓：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采伐渔猎于其中也。”这就充分显示了《水经》与《水经注》作为地理书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与资料价值。

三、作科研基础

科学研究当以文献学知识为基础，汪辟疆作为目录学专家，将目录学知识与方法应用于科学研究真是游刃有余。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们读书治学当然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首先，汪先生碰到一个问题都喜欢从目录中查考明白。如他对唐人薛用弱所撰《集异记》的考证：

 《集异记》三卷，唐薛用弱撰。《唐志》著录入子部小说家类。《宋志》同，但作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集异记》二卷，。云：“唐薛用弱撰集隋唐间谲异奇诡之事。一题《古异记》，首载徐佐卿化鹤事。”马氏《文献通考》同。据此，则薛氏此书，固盛传于唐宋之间，惟卷帙互异耳。清《四库全书总目》收《集异记》一卷，称“《记》凡十六条，首载徐佐卿事，与《异志》同”（见《总目》一百四十二）然考明顾元庆《文房小说》重镌宋本《集异记》二卷，亦只十六条，首载徐佐卿化鹤事，与《四库》著录一卷本正合。则是薛氏此书，唐宋以来，虽有卷帙多寡之殊，其原书故无损也。《唐志》称：“薛用弱，字中胜。长庆光州刺史。”唐末，皇甫枚《三水小牍》称：“薛用弱于大和初，自仪曹出守弋阳。为政严而不残。”其生平官阶行事，可考者只此。

作者通过对目录著录资料等的考校，得出现存《集异记》保存了该书唐宋时的原貌的结论，以及该书作者仅存的生平事迹资料。

从事科学研究不能不注意文献的版本源流，并尽可能地运用善本作为研究的依据。而要对文献的版本源流与质量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然需要借助于目录学知识，汪辟疆正是这么做的，仅举一例：

《三水小牍》，唐皇甫枚撰，两《唐志》未著录。宋陈直斋《书录解题》小说类，始载《三水小牍》三卷，唐皇甫枚遵美撰，（《文献通考》，枚作牧清聚珍本亦同。）马氏《经籍考》、《宋史·艺文志》并载之，卷数与直斋同。明杨慎有二卷本。姚咨于嘉靖甲寅从杨写补。后十一年，秦汴据以锓木。《天一阁书目》所载之二卷本，即此书也。清乾隆间，卢文弨刻入《抱经堂丛书》。阮元《揅经室外集》又据钱曾影写姚本入录。近人缪荃孙复据卢本而校以《广记》、《续谈助》、《说郛》、《说海》，并辑佚文十二条，刊入《云自在龛丛书》。皆二卷本也。宋时既称三卷，今只二卷，知此书在明时，已佚其一。缪氏益以辑补，虽未能遽复旧观，然已十得六七，在今日当以此本为最善。

作者通过目录著录了解《三水小牍》的流传情况，又尽可能地目验原书，从而对该书现存版本的质量作出了判断。他校录的《唐人小说》即用缪荃孙校补本作为底本。

汪先生不仅通过目录考证一书的流传情况，对版本的源流与质量进行梳理与鉴别，而且还把书目的著录情况当作科学研究的资料依据。如作者对于裴铏《传奇》的按语云：

 惟其书盛传于赵宋之世，故宋人辄目唐人小说之涉及神仙诡谲之事，概称之曰《传奇》。陈振声《直斋书录解题》，既取此书入小说类，并云：“尹师鲁初见范文正《岳阳楼记》，曰：‘《传奇》体耳。’文体随时，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概一时戏笑之谈耳。”观于振声辩驳之语，则宋时鄙薄之辞，又可概见。晁公武称：“铏为高骈客，故其书多记神仙恢谲之事，骈之惑于吕用之，未始非裴铏辈导谀所致”云云。是又以高骈之惑溺神仙，归罪裴氏，虽为宋时著录家一时推测之语，然其时士夫崇道之心理，与其抨击诞妄猥琐之小说，不能两立；即就晁、陈二氏之言，从可识矣。

作者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声《直斋书录解题》的评价，分析了宋代人对《传奇》的看法以及《传奇》在内容与艺术创作上的特点。

科学研究应当在前人的基础上朝前迈进一步，从事某个课题的研究，当然应当了解前人关于这个课题已经做过哪些工作，有过哪些成果。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利用目录学知识。在《汪辟疆文集》中有一组讨论《水经》与《水经注》的文章，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启发。如第一篇文章《分析〈水经〉和〈水经注〉作者的分歧问题》，作者首先调查了《水经》与《水经注》在官私目录上的记载情况，以及其他记载与论著的考订情况，并且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论文中。正是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水经》与《水经注》的作者存在者分歧，因而专门写了这篇重要文章，解决《水经》与《水经注》的作者分歧问题。《〈水经注〉与〈水经注疏〉》、《杨守敬熊会贞传》、《〈水经注〉的版本和整理工作》等三篇文章，向我们介绍了《水经》与《水经注》的研究史和出版史，对研究《水经》与《水经注》当然是很有帮助的。

在从事某一课题研究时，第一步工作如前所述是从现有的书目索引入手收集资料，如果没有现存的资料目录，专家们往往自己编一份，以便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料。作者撰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倭寇在明代》即可说明这一点。作者首先将明人言倭事的著作38部编了一个目录，接着又摘录了其中的要点，并分析道：“综上诸家所论，实与今日御倭情形，无少差别。”作者还编有《词集举要》，自称“审定再三，分为丛刻、选本、覯律、正韵四目，皆治词学者必读书也。”如其丛刻部分录书十种，并说明道：“宋人单行词集或附刊全集，或别椠单行，今皆不易得。此十种搜罗殆尽，得一书不啻得数百十种单行词集。如一时不能全购，则姑先购《全宋词》以稽入，《历代诗馀》以辨体，《词话丛编》以博识，庶几不陋矣。惟《全宋词》、《词话丛编》二钜集校刊未精，能就图书馆借每家每种原底本细校一过，则尽善尽美矣。”

据以进行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是真实可靠的，鉴别资料的真伪是文献学，当然也是目录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汪辟疆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注意辨别资料的真伪。试以《唐人小说》为例，作者于《李卫公靖》提要云：“按此条《古今说海》，题曰《李卫公别传》，无名氏传。明人刻书，类皆展转迻录，不究所出。其实《太平广记》四百十八已引之，下注出《续玄怪录》。宋临安书棚，亦收入卷末。则此文固李复言撰也。”此据类书考出作者者，并指出《古今说海》本署名无名氏的原因，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再如作者于《红线》提要云：“按明刊《五湖小说》载此篇，而下题杨巨源撰。《说荟》本之。其实此文，已收入《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五，下注出《甘泽谣》，则当署袁郊矣。明人刻书，不稽所出，妄题撰人，如此类者甚多。词人引用，遂多歧误。是小说虽属小道，则不可不订正也。”此据类书纠正了明人妄题撰人的错误，并指出小说辨伪的重要性。

汪辟疆论目录学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也就是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汪辟疆从事学术研究，即注意此点。在汪辟疆看来，“文学递嬗之迹，必前有所创，而后有所承。”所以他在论著中特别注意分析文学的流变。在这方面，《近代诗派与地域》堪称代表作。该文即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作者下卷首称：“今于未论列近代诗派之先，当不可不先知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之史学变迁。清代之诗，约可分为三期：曰康雍，其初期也。曰乾嘉，则中期也。曰道咸而后，则近代也。”在分析各个时期的诗歌特点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其前因后果，如对清代初期诗歌的分析：“有清康雍之初，承明代前后七子之后，流风余韵，至此犹存。观于复社、几社诸贤如陈子龙、李雯之伦，罔不奇情盛藻、声律铿锵，当时号为七子中兴。流风所播，乃在明末遗民，下逮清朝，仍未歇绝，不过稍益以悯时念乱之想，麦秀黍离之感。”该文将近代诗人按地域分为六派：一、湖湘派；二、闽赣派；三、河北派；四、江左派；五、岭南派；六、西蜀派。而在分析各地区诗歌特点时，均注意追溯其历史渊源。如该文对湖湘派的分析：

荆楚文学，远肇江南，屈宋承风，光照寰宇，楚声流播，至炎汉而弗衰。下逮宋齐，西声歌曲，谱入清商，极少年行乐之情，写水乡离别之苦，远绍风骚，近开唐体，渊源一脉，灼然可寻。故向来湖湘诗人，即以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具竟体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诗人，举莫能外也。 

当然作者也很注意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在这方面《唐人小说》的成就非常突出，作者尽可能地将每篇优秀的唐人小说对后世的影响都揭示了出来。如《谢小娥》一篇按语云：“谢小娥事，在唐人小说中，差为近实。《新唐书》（二百五）即据此文，采入《列女传》。文间事省，未足以写小娥也。李复言《续玄怪录》有《尼妙寂》一则。（《太平广记》一百二十八引）即记此事，而略有异同。皆足与公佐此《传》互证也。此事既出于义烈，颇为后世所传。如凌濛初即演之为《拍案惊起平话》，王夫之复演之为《龙舟会杂剧》，并皆原本此篇，而益加铺张，信乎义烈之感人深矣。惟《舆地纪胜》江南西路，有谢小娥事，亦出于此，而时地多不符，则宋后传闻之误也。”这一段按语将小说与正史以及后世小说、杂剧，乃至傅会的古迹古事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对我们认识正史，以及后世小说、杂剧，乃至傅会的古迹古事的取材、写作方法与资料价值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唐人小说》中，此类论述甚多，我们就不再举例了。

当然，汪辟疆也注意横向联系与比较，并且注意将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结合起来。其《唐人小说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文大抵就是这么做的。论文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一、唐人小说与诗歌之关系；二、唐人小说与曲之关系；三、唐人小说与骈散文之关系；四、唐人小说与后代笔记小说之关系。正是在比较中，充分说明了唐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下面我们再举一例，作者在《李太白诗集》、《杜工部诗集》按语中写道：“李、杜二集为古今诗家之总汇。李白结古风之局，杜甫开新体之端；后此派衍流分，穷源究委，多源于此。惟李集汉、魏、六朝之大成，加以天才横逸，不可羁勒，学之不善，往往粗犷豪放，故传其派者绝稀。杜则上薄《风》《雅》，下该八代，加以天才学力，超绝人伦，故能尽得古人之所长，而不为古人所囿，千变万态，穷极工巧，皆为名家。此杜之独有千古也。”此论可谓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之完美结合。

汪先生的目录学著作为我们读书治学指示了门径，汪先生以目录学为基础知识开展科研工作，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汪先生学问渊博如浩瀚的大海，我仅从目录学的角度谈点一孔之见，借以就教于方家。

>本文原题《汪辟疆目录学成就管窥》，载《古典文献研究》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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