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治学浅谈
黄永年
《文史知识》要我给“治学之道”写文章。我想既称“治学之道”，就得讲大道理，讲大道理至少要把我大半辈子的事情好好总结，目前实在挤不出时间。何况即使挤了时间，可谈不出大道理来也够丢脸。不如老老实实叫“浅谈”。谈得对的地方来句套话“可供参考”，不对则尽可付之一笑。无非浪费点纸张油墨和印刷工人同志的精力，尚不致构成大过失。
一
过去有所谓“家学渊源”和“学有师承”的说法。“家学渊源”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先父早年去世，先母终生执教小学，并未从事学术研究。“学有师承”倒诚有其事，我的几位老师，吕诚之（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丕绳（书业）先生，都是海内外公认的第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不过他们都不是我上大学才认识的老师，成为我的老师都在上大学之前。所以要讲这个“学有师承”，不能不从我当小朋友时说起。
童书业所著《春秋史》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城里，从幼稚园、小学、初中一直接受新式的教育。开始接触古代的东西，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避难到江阴农村读了半部《孟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回到常州城里重上初中一年级，很偶然地从地摊上买到一本吕诚之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本在今天看来仍是研究先秦古籍的好读物，那时候就成了我涉足学术园地的启蒙书。一九四一年冬天太平洋战争爆发，原先在上海光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吕诚之先生回到故乡常州，第二年应聘到设在郊区不受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任教，我得到消息就转学该校，在高中二年级时听到吕先生讲的四门课——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
也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童丕绳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童丕绳先生的大名是从吕先生那里知道的。知道吕先生和这位童先生合编了《古史辨》的第七册。本来我已知道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但总认为顾先生要推翻三皇五帝是旁门左道之言。这时出于对吕先生的敬佩心情，托人从上海代购《古史辨》第七册寄来，边读边思想斗争，大约斗了一星期光景，终于承认顾先生是正确的，我迷恋三皇五帝是封建传统在作怪。以后我和童先生见了面，抗战胜利后又经童先生介绍认识了顾先生，我都称他们为老师，他们也都认我为学生（其实童先生本是顾先生的学生，但我也并未称顾先生为太老师，当时好像并不计较这类辈分）。尽管以后我并未跟着他们以先秦史为专业，但从他们那里学来的对中国古史的基本看法，尤其是他们精密不苟的考证方法，使我终身得益，受用无穷。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我就读于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和龙榆生（沐勋）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未能传他的诗词之学。一九四六年重读上海复旦大学，蒋秉南（天枢）先生和我的师生感情也很深，中文系主任陈子展先生在我的国文入学试卷上打了一百分，也使我有知遇之感，但我仍没有继承他们的学问。这时期对我真有影响的是始终不曾见过面的陈寅恪先生。我在复旦一年级时购读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资治通鉴》的老框框，看到了一片大可开垦的新土地，近十多年来我研究唐代政治史，实是受了陈先生的启发。
中央大学
从以上的事实，可看到我之所以走上研究古代文史的道路，是受了这几位先生的启发和诱导，并不是像某些人怕学不好理科才学文科。不怕读者笑我吹牛，我上中学时数学还是拔尖的，曾经发现并纠正过当时流行的教材《三S平面几何》中某个例题的错误。后来之所以没有学理工，实在是这几位先生吸引力太大的缘故。
但我现在研究的、讲授的东西又绝大多数和这几位先生不一样。顾先生、童先生重点在先秦，我的重点在隋唐；童先生同时研究绘画、瓷器，我则研究版本、碑刻和书法；龙榆生先生研究诗词，我研究古小说和话本章回小说；只有唐代政治史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相重，但看法不完全相同。所以如此，一则怕闲人说我的成果是偷老师的，偷岳父的，另找一个领域便无此嫌疑；再则学生学老师主要是学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最多学一点基本原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在老师的领域内打转转，否则学术怎样能向前发展？
二
研究古代文史必须读古书，在这方面古人比我们占优势。像清代乾嘉学派的学人，他们从小读的就是《四书》、《五经》，以后在此基础上研究经学、文字训诂、先秦诸子之类自是驾轻就熟。就连我的岳父童丕绳先生也从小专门请了老师教古书，《十三经》多半能背诵。到我这一代就不行了，新式学校不教古书，只好在课余自己找来看。从初中到大学这十年中，我先后看了《书目答问》和《四库提要》，《五经》加上《论语》和《孟子》，《说文解字》和《系传》、段注，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加上《列子》，《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和《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太平广记》和《夷坚志》，《古文辞类纂》和《文选》，李商隐、吴伟业、王士禛、姚鼐、黄景仁等人的诗集，《花间集》和龙榆生先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还有清代学者的《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劄记》、《陔余丛考》、《癸巳类稿》、《癸巳存稿》、《述学》、《东塾读书记》等基本书、常见书。工作后仍旧见线装书即翻即看，半个多世纪以来重要一点的古书差不多都看过或翻过，还看了大量虽不重要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当时的线装书价钱还便宜，于是择价廉物美者买之，从而也兼通了版本目录之学，又连带通了碑刻学。
有人要问，这么多古书看得了吗？我回答确已看了。其所以看得快、看得多，是因为我给自己摸索到了一套快速看书的方法：
（一）除必须精读或特别喜欢的仔细地看上几遍以至十几遍外，绝大多数只是粗粗浏览，一遍已足。有些次要的书或大部头的类书、政书连浏览一遍也无时间精力，只略略翻一下知其内容体例，需要时再查阅有关卷帙。
（二）看时不要紧张，不要正襟危坐地自己对自己说现在要用功了，这样反而看不进去。不如放松点，看所谓正经书也得像看小说一样，要不择时地，不讲姿态，以保持看书的兴趣。有人说，这样记不住怎么办？我说谁叫你去记！看小说时谁都不去死记硬背，反而把内容记住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小说的内容形象化，再则看时放松不紧张。后一点在看古书时同样起作用。我看了那么多古书从没有死记硬背，但遇到什么问题一般会记起什么古书里有，虽然只是个模糊的印象，一查原书便可核实引用。
（三）不抄卡片。不是说绝对不要抄，而是说在看书时一般不要抄。因为看书时你并没有想好要写什么文章，研究什么课题，从书里抄什么资料好呢？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就吃过一次苦头，当时下决心要通读《资治通鉴》，而且还准备做一套《资治通鉴》的资料卡，可抄起来这条也好像有用要抄，那条又好像有用得抄，这么边看边抄一部《资治通鉴》不知得看到哪一年，结果是废书而叹，连《资治通鉴》也看不下去了。到暑假里换看《通鉴纪事本末》才重新提起了兴趣，《资治通鉴》迟至大学里才读，当然没有再做死抄卡片的蠢事。卡片要到确定了课题去收集资料时抄，如嫌卡片贵，用普通白纸或小本本替代也可以。
（四）不查字典。读古书遇到生僻字，往往从上下文就可猜出它是什么意思，或多遇到几次也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除掉极关键的字外，一般不必查字典。查字典会打断看书的兴致，而且太费时间。我们看小说时谁查字典啊，可小说还是看懂了，而且看得津津有味。不知道读音怎么办？让它去，反正这不会是常用字，以后教学生时万一遇到再查读音也不迟。当然，如果你的专业是文字、训诂、音韵，那就非查字典不可，而且今天的还不够，还得利用《说文》、《玉篇》、《广韵》之类的古字书韵书。我不弄文字、训诂、音韵，所以用上述方法很成功。
《黄永年文史论文集》
自然，以上四条的（一）（三）（四）都有明显的缺点，有其不足之处。天真的想法是部部都从头到尾精读，每个字都得其正音正解，而且边读边做出十全十美的卡片。但这样必然读得极慢，除非修仙活他几百上千岁，一辈子的岁月实在读不了几部书。天下的事情总要有所失才能有所得，宁可用粗的办法来实现博览群书，切勿只图精而变成了孤陋寡闻之士。
这里还得附带讲一点，即古书都是文言文，有的还是讲对偶音律的骈体文、诗词，要读要看，必须文言文过关。这不必学语法，语法是一门学问，可让专家去研究，但求通读文言文大可不必去学它。我的经验是，先读上二三十篇文言文，要会背，以掌握其语气之抑扬顿挫，再多看古书，最好看无标点、未断句的，看上一两年，便可无师自通。如果再学作文言文，作过几十篇，作得可以冒充清朝人的文章，在今天就算高水平了。至于平仄音律，找本简明的如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看看，再读点诗词，也就不难掌握。
三
过去有的老先生读了很多书，也很有学问，就是太谨慎，一辈子没有写出多少东西来，这种人今天大概不会有了。但今天有的年轻人写起东西来又太随便，还抢着要写书出书，以一年出上几本自夸，至于质量如何，真是自己的成果还是当了二道贩子，就一概不管了。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除了拿稿费和评职称升等级时充数外，能在学术大厦的建筑上添砖加瓦吗？我的看法是，东西应该写，否则岂不等于蚕光吃桑叶不吐丝，但写的必须是自己的心得收获，这等于蚕一定吐自己的丝而不会把别条蚕吐的丝偷来算自己的丝，否则岂不连蚕都不如？由此出发，我还认为一开始写学术性东西应该写论文，甚至写短一点的读书札记，这样有能力把它写好。同类的论文积多了，到了一定年龄再写这方面的专书，这样此专书才真正是你的研究成果，真正代表你的学术水平。如果不想写专书，汇印成一本论文集也很精彩。老一辈的学者多数是这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上复旦大学时开始写短的论文和札记，发表了三十多篇。工作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表了比较有分量的大约六七十篇。其中有关唐代的四十多万字经寓居美国的汪荣祖教授介绍，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印一本题为《唐代史事考释》的论文集，其他唐代以外的还有研究古典文学和其他领域的留等以后再结集。
这里再谈我撰写学术论文的经验和体会，大致可说这么几点：
（一）我是在复旦后期才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试把它用于学术研究，觉得很灵，很解决问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指导研究，例如毛泽东同志《实践论》里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对研究古代文史同样有指导意义。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研究唐代政治史时不主张把古人现代化，抵制了庸俗地玩什么古为今用，就是这些基本原理在我头脑中起了作用。
（二）要在读书时发现了问题再写文章，写文章时把问题彻底弄清楚或曰彻底解决。所谓问题，无非是两种：一是前人或今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但确属重要应该研究解决，这通常叫作“填补空白”；再是前人或今人弄错了讲错了的，需要加以纠正。发现了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就可以试做研究写学术文章，文章确实写得好，也就是自己提出的见解确实站得住而毫无勉强之处，就可以发表，就算在这个领域做了点贡献。检查一下我的论文，还没有一篇不是这么写成的。例如唐史方面对河北藩镇的研究就是填空白，对两税法的研究就是纠正人家的错误。千万不能随便想了个题目，然后随便找几条资料甚至偷点人家的论点来凑文章。想当年闹评法批儒、评《水浒》、讲《红楼梦》时冒出过数以千百计的应景文章，哪一篇不是这么凑出来的？撇开政治问题不说，在学术上也是不值半文钱的。
（三）要读常见书，用常见书，不要光依赖孤本秘籍。譬如研究古代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是常见书，《资治通鉴》也是常见书；研究先秦，十三经、诸子是常见书；讲诗文，若干大家的集子还有《文选》之类是常见书。这些其实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献，碑刻、敦煌卷子以及近年出土的临沂、银雀山汉墓简牍，虽然也很有用，毕竟太零碎，只起辅助作用。吕诚之先生、顾颉刚先生、陈寅恪先生还有我岳父都是能从常见书里看出人家看不到的问题，写出第一流的论著，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本领。我多年来也一直从这方面努力，比较有创见的唐史研究文章，还有像讲《长恨歌》《秦妇吟》之类人们感兴趣的小玩意儿，引用的资料都没有超越常见书范围。
（四）写文章要善于联想，运用资料不要局限于那么一点小领域。这讲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只好举些我经历的实例来说明。早在我刚上复旦时，童先生在上海博物馆研究瓷器，对“卵色”一词不得其解，我就联想到《太平广记》里有“春风卵色天”的诗句，告诉他卵色即天青之色，这如果死查讲陶瓷的书是查不到的。又如研究唐人所说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究竟指什么？我忽然想起刘劭的《人物志》，一查果然查到了这个词的正确解释。要做到这样的，靠计算机恐怕不行，还得靠多看书，看多了才有东西可供联想。
（五）要注意寻找事物的规律。有些论文单纯属于考证性质，譬如我曾考证过唐太宗的出生年份，维护了《旧唐书》的旧说而否定了某友人的新说，这就谈不上有无规律。但有很多事物确有其规律性，在考证事物弄清其真面目后，最好进而探求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吕诚之先生、顾颉刚先生、陈寅恪先生和我岳父都很注意这点，尽管他们探求到的不一定都正确，但对我有很大启发，我也力求在这方面努力。例如我认为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几乎都是权力之争，包括近年来为人们艳称的二王八司马也只是权力之争的失败者，未见得比他们的对立面宪宗更为“革新”，就是我在探求规律中的一点收获。
（六）不要迷信权威。权威总有其成为权威的道理，对其学问应该学，但不应该迷信。当年罗振玉在明器研究上也算是个权威了，可他把明器中的有角怪兽定为“魌头”就错了，我上复旦时根据《唐会要》和《太平广记》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迄今为考古界所承用。陈寅恪先生更是大权威，我在复旦时写文章对他的《狐臭与胡臭》一文商榷，他让夫人代笔复信同意我的看法，老一辈学者在这些地方确有雅量。以后我在唐史研究上还有许多地方和陈先生的说法不一样，这当然不是指故意标新立异，故意作翻案文章，而是讲要坚持真理，不要迷信权威。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
除掉写论文外，我在五十年代前期还写过十几本历史通俗小册子，近十年来又为“祖国丛书”写过《〈旧唐书〉与〈新唐书〉》和《唐太宗李世民》，为指导研究生需要撰写了《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碑刻学》、《古籍版本学》几种教材，给这几门学问建立了体系，还校点了《类编长安志》、《雍录》和《西游证道书》，选译了《旧唐书》、韩愈诗文、吴伟业诗、《颜氏家训》、《北齐书》、《周书》。限于篇幅，其中的甘苦留待他日有机会再谈罢。
原刊《文史知识》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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