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治学片语
历史学不专恃记忆，
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 黄仁宇 |
他是军人，学的是工科。战后负笈美国，以30多岁的高龄半工半读，从头研究历史。他提出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蕴育各个人对公众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中国历史的特色，即是长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会价值作行政的工具，数量重于质量，纪律重于法律。虽说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这些因素已在逐渐消磨，可是却并未全部被摈斥于我们的生活圈外。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
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Ann 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元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却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见识，观察到历史形成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的事件，或者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我们的帝国，在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技术的问题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但是技术问题与道德问题仍然不可分离。他的老成来自于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是否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倾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社会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旨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的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的要求相符合。多年以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他处理政务时摈斥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与百官的俯伏跪拜中，他实际上控制的则极为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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