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救了我》：写给所有焦虑者的人生指南

我希望这本书能体现真诚。

——[美]戈登·马里诺《存在主义救了我》

当我们在谈论哲学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

有的人怀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把哲学看成是特殊人物所从事的大事业；有的人则蔑视它，认为它是梦幻者的胡思乱想，有的人认为哲学是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一种事业；有的人则不然，把哲学看成是高不可攀的、令人不敢问津的东西。

希腊哲学家的鼻祖泰勒斯曾受到侍女的嘲笑，因为她看到泰勒斯由于观察满天星斗的夜空而不慎落人井中：他对眼皮底下的事物既然如此笨拙，又何苦去探索遥隔万里的空际呢？——这也是哲学留给普通人的最常见的印象。

存在主义：一贴疗伤OK绷

其实哲学并不总是如此，至少存在主义哲学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甚至是一剂药方、一贴OK绷，在你流血流泪、绝望无助的时候为你疗伤。

美国哲学教授戈登·马里诺认为，存在主义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有关生命本身有何意义的问题，那些我们一旦从停靠的港湾中起航，开启每一天的生活，便会浮现在眼前的问题。

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存在主义哲学家坦然面对生活，出淤泥而不染，过着真实的生活。他们比其他任何派别的哲学家都要了解我们内心的挣扎，比如，焦虑、抑郁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情绪。

多数哲学家都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看的远不远，只有存在主义哲学家关心——你跌倒时，摔得疼不疼！在这位传奇哲学教授、拳击教练、图书馆长戈登·马里诺看来，存在主义哲学甚至是一剂救命良药。存在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克尔凯郭尔曾狠狠抓住他的肩膀，将他从自挂屋梁的冲动中一把拽下。

存在主义如何救了我？

他的《存在主义救了我》一书真诚地讲述存在主义如何影响了他一生的经历。通过学习哲学，他从迷茫的街头少年，逆袭成为拳击教练、哲学教授、图书馆馆长。

如果人生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恶念，可惜人生并非如此。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识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至关重要。

把时钟拨回戈登·马里诺的少年时代，你可以听到圣保罗（Saint Paul）曾提及的“存在的呻吟”——硝烟四起的童年家庭，飞扬跋扈、恶习缠身的少年，沉溺于酒精、药物甚至暴力，甚至被一把点45口径的手枪对着头。

但是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一直陪伴他走过最幽暗的岁月，并且帮助他战胜焦虑、抑郁、黑暗和绝望……《存在主义救了我》一书正是马里诺走出生活困境的真实记录，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把他从深不见底的泥沼中拯救而出。

带上这本书，勇敢地生活吧！

今天的社会，时代的车轮碾压而过，脆弱的个体几无抗衡之力，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陷入抑郁、焦虑、绝望等不安情绪归中，如何克服这些情绪。在戈登·马里诺看来，存在主义哲学家既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处理挫败感，或列出我们需要规避的行为清单，也不会提供缓解抑郁的具体策略。不过，他们会指导我们如何在情绪低落时保持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

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存在主义思想家们都相当明白，生活不仅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馈赠，也是一项挑战。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有好的结果，生活也是如此。但这些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坚信自省有助于个人进步，这种个人进步可以超越机能改良与兴趣激励。——人的内在力量可以改变外在命运，加缪坚定地表示：“身处严冬，我心中依然有个永不颓败的夏天。”

就像重复推着巨石的西绪弗斯，生活本身就是不着边际的，但人类可以通过书籍传递最重要的价值，帮助我们好好活下去。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存在主义救了我》就是这样一本真挚的哲学生活指南，它教会我们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所以，请带上这本书，勇敢地生活吧！

《存在主义救了我》

作者:[美]戈登·马里诺  著

王喆，柯露洁 译

未读 出品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戈登·马里诺博士真诚讲述了存在主义如何影响他一生的经历。通过学习哲学，他从迷茫的街头少年逆袭成为拳击教练、哲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本书不仅是他走出困境的真实记录，也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史。通过引用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尼采、萨特、加缪等哲人的金句，他阐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特征和当代价值，以及存在主义如何克服影响人类行为的负面情绪。此外，他通过引用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尼采、萨特、加缪等人的金句，阐述存在主义的特征和当代价值，以及怎样克服影响人类的负面情绪。   

引言

我希望这本书能体现真诚。我这么说，并非不尊敬其他作家或勤于思考之人，但在我看来，以不炒思想史冷饭的方式真诚下笔，或许能汲取并传播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些许智慧。自成年以来，我对他们的学说用力颇深。

   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塞涅卡（前 4—65）告诉我们：“和哲学家一起学习，每天都应该有所收获，应该日渐明智或趋于明智。”对于像我这样数十年来与克尔凯郭尔及其追随者并肩而行的人来说，上面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要么我因而变得更为明智，要么我便是在浪费时间。若是前者，那我应当能够传递些许智慧；若是后者，那我就应保持缄默，心无旁骛地整理存在主义思想史。

存在主义是哲学联邦中的一员，而哲学就是爱智慧（而非知识），这里的智慧，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有关如何生活的前理论认识。神经质的我在最终提笔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传授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哪怕连拾人牙慧都做不到。我知道，再没有比一个作者在书中抱怨写书困难更令人厌烦的事了。这就好像文字处理软件变成了战火纷飞的阿勒颇（Aleppo）！然而，当我第一次坐到键盘前，面对屏幕上的空白文档时，就像一个拳击手被重重击倒，卧床不起。对我来说，写作就像与胸无点墨、空洞无趣的自我进行搏斗。

   我天生福薄，总是忧心忡忡。其实，我应该算是忧郁人群中情况最严重的那一类。不客气地讲，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抑郁症患者。平心而论，我一直很努力地做个好人，至少从我脱离了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日子以来，我一直竭尽所能地教书育人。但我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什么圣人，一如我不是那种能够知足常乐、安然入睡，第二天清晨起床还能元气满满地拥抱新一天的人。

   本书旨在阐述存在主义哲学家针对如何更好地生活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书中提到的这群人除了资质过人以外，在幸福感和道德水准上，和我相比也不过半斤八两。其实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存在主义哲学家就是名副其实的神经病。那么，这些人（抑或是我—他们的追随者）何德何能，竟然要给人们开具生活的药方？

读到这里，你或许会觉得我接下来要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但是”，例如“尽管我的话削弱了本书的中心思想，但请继续读下去”。嗯，没错，下面我会说“但是” — 尽管我缺点不少，问题很多，但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尤其是克尔凯郭尔，能帮我一一克服。虽然听起来有些矫情，但克尔凯郭尔确实曾抓住我的肩膀，将想要自挂屋梁的我一把拽下。

克尔凯郭尔、尼采（1844—1900）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a 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坦然面对生活，出淤泥而不染，过着真实的生活。他们比其他任何派别的哲学家都要了解我们内心的挣扎，比如，焦虑、抑郁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情绪。如今，这些人类内心的纠葛通常被人们用医学术语归类。但是，存在主义哲学家则以其独特委婉的方式提醒我们换一种视角看待这些负面情绪。

克尔凯郭尔、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坦然面对生活，出淤泥而不染，过着真实的生活。

想必一些读者肯定对“存在性威胁”（existential threat）这一表达有所耳闻，但对存在主义却一无所知。对于那些歪着脑袋问“什么是存在主义”的人，我已经准备好要做一个调查问卷了。

存在主义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有关生命本身有何意义的问题，那些我们一旦从停靠的港湾中起航，开启每一天的生活，便会浮现在眼前的问题。

我所倚靠的存在主义，究其本质而言，就是强调“个人”。这一流派的哲学家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由内而外地思考存在。形形色色的哲学家之中，该把哪些人归入存在主义阵营，对此，众说纷纭。只有让-保罗•萨特（1905—1980）曾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称号，但没过多久他就撕掉了这个标签。除此之外，学者们并没有官方统一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名单。比如，我在编辑《存在主义重要作品集》（Existentialism: The Essential Writings）时，就选择了阿尔贝•加缪（1913—1960）—从诸多方面来看，他似乎明摆着就是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并且几乎每部存在主义作品集都收纳了他的作品。然而，在我浏览大卫•E. 科珀（David E. Cooper）的名作《存在主义》时，却发现这位著名教授并不认同加缪是个存在主义哲学家，因为“加缪和其他存在主义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写作目的不是减轻、克服那种与世割裂的疏离感”。真奇怪，我本以为作家们只要竭尽全力表现出这种疏离感，就能加入存在主义阵营。

更复杂的是，许多作家虽然被归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哲学家。大多数时候，你只有在哲学系才能找到研究存在主义的课程，然而，虽然在存在主义作品集或存在主义课程的大纲上很少能见到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但将这个与克尔凯郭尔同时代的哲学家归入存在主义阵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没有统一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但一系列哲学主题还是将这些天差地别的知识游侠联系到了一起。存在主义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有关生命本身有何意义的问题，那些我们一旦从停靠的港湾中起航，开启每一天的生活，便会浮现在眼前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主义萌芽出现在科学开始取代信仰［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话来说，便是“挣脱自然之魅惑”］之时。都怪哥白尼，他唤醒了沉浸于幻梦中的人们。从此，人们不再相信伊甸园是地球的中心，地球又是宇宙的中心，上帝仿佛置身于戏院那样在宇宙中俯瞰着人类历史的一幕幕。存在主义这个令人费解的学说横空出世还有一个原因，即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崛起，纲常分明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地位。

到了近代，灾难降临时，存在主义蓬勃发展。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许多人求助于认为人生并非由理性主导的作家，以期理解（至少能够应对）人类的疯狂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灭犹大屠杀再次突破了人类疯狂的底线，人们对存在主义的兴趣迅速高涨。

然而，20世纪中叶，当存在主义逐渐为人所接受的同时，分析哲学也在英美高校内大行其道。该哲学流派源于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如果命题无法被验证，便不值得思考。而随着形式逻辑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维逐渐固化，疯狂追求逻辑的形式和清晰性。

如果按照《圣经》区分语言和精神的方法，分析哲学的精神就在于剔除一切和形而上学相关的成分，抛弃那些无法回答的有关哲学本质和根源的问题。笃信分析哲学的人认为，所有无法清晰定义的东西都是一派胡言，要么应弃之不顾，要么应将其交由诗人处置。

我想起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时参加的一次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初，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分析哲学的大本营）。上课之前，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高声朗读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这句话概括了本书的主旨，接下来我还会多次引用）：“自我是一种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或者是在一个关系中，这关系自身与自身所发生的关联。”（《致死的疾病》）教授放下课本，轻笑几声，不无遗憾地大声说道：“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把这‘盘’字当真呢？”尽管当时的我初出茅庐且暗自追随克尔凯郭尔，但“盘”这个比喻实在太形象了，就算克尔凯郭尔听到，怕是也会忍俊不禁吧。

如果存在一条可以判定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标准，那这标准便是对学院派哲学深恶痛绝。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教授就是鼎鼎有名的例子。虽然克尔凯郭尔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但他从来都没有当过教授。事实上，克尔凯郭尔表达过对学者的轻蔑，在他看来，虽然这些学者构建起抽象的城堡，他们自己却住在“狗窝”里。克尔凯郭尔瞧不起这些教授，将他们视为虫豸，鄙视他们没有真才实学，只会拾人牙慧。存在主义“三巨头”—萨特、波伏娃（1908—1986）、加缪，虽然是高产作家，但都没有在大学就职过。尼采年轻时就早早地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一职，理直气壮地对自己说：“我不是人，我是超人。”他斥责那些手握粉笔的教书匠缺乏勇气与创造力，辱骂他们是“死守概念的干尸”。

存在主义至少有两个分支，其中之一是现象学，该学派主要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我们能知晓与不能知晓的东西。该流派诞生于德国犹太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1859—1938）的几部开拓性巨著。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其导师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启发下创建了现象学。布伦塔诺发现，观念、想法、感觉等意识活动和物质世界的东西不同，前者具有意向性，常常指代超出其自身的东西。比如，我脑海中窗外那棵松树的意象超越了意识的范畴。然而，松树本身却无法指代任何东西。简而言之，人们将观念投向了某物，而某物只是其自身而已。

如果我们只对外在物体存有印象和观念的话，如何确信这些物体是真实存在的呢？毕竟，人和世界是由观念联系的，你无法在脱离观念的情况下去检验观念是否在所谓的真实世界中指代某些物体。哲学家将这种两难的境地称为“自我中心困境”（ego-centric predicament）。胡塞尔对这类问题采取迂回战术，创造了现象学，该术语源于希腊语的“现象”一词。他恳请我们摘掉概念的眼镜，重新认识世界，他号召人们“回到事物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胡塞尔凭直觉“排除”事物存在的问题，转而力图对事物自身做出纯粹描述。尽管有些勉强，但胡塞尔要求我们不要凭借概念来看世界，而是以孩童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萨特是胡塞尔的追随者，他既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小说家。萨特在小说《恶心》中列举了许多例证，以胡塞尔的方式审视世界本来的样子。小说的故事发展到一半，主人公洛根丁（Roquentin）紧盯着一棵栗子树的树根，心想：“这个树根……以一种我无从解释的方式存在。它盘根错节，无法动弹，没有名字，让我痴迷，我盯着它，不停地思考它的存在方式……我很清楚，你无法将其身为树根（如水泵般吸取水分）之功能付诸其如海狮般厚硬的皮肤，付诸其油腻、起结、顽强的外观。”水泵的比喻帮你了解树根的共性，却不能解释洛根丁眼前这个树根具体的特征，这些特征从不同角度看都是不同的。

胡塞尔因强调具体存在而被誉为存在主义先驱。而现象学家（包括追随胡塞尔的萨特在内）主要着手解决意识结构问题。萨特在他那本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巨作《存在与虚无》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男子正透过锁眼偷窥一位女子，突然这个偷窥狂感觉有人走到了他的背后，他顿时羞愧不已，觉得自己从观察的主体变成了观察的客体。通过对这一场景的详细描写，萨特证实了“同他的存在”（being-with-others）与“为他的存在”（being-for-others）是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

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是实践现象学方法论的先驱，但这一方法论并不为英美哲学家所接纳。不论你相信与否，我随机截取了萨特《存在与虚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得直截了当：

因为意识内部藏着“在其内部”这一本体论角度的本源，因而意识是一种抽象概念。相反，因为现象必然会为意识所“反映”，所以现象也是抽象的。

萨特以这一思想为中心，一写就是六百多页，一直在阐述因为意识本身就是意识的客体，因而，意识是抽象的。对于我的研究生院的分析说服学教授来说，这种主张便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所说的“正在休假的语言”。现在，面对如此羞辱，存在主义现象学家可以这样反击：“干巴巴的经院派语言是时候跳出藩篱好好休个假了！”

但还有另一派存在主义哲学家，对于他们来说，“存在”所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存在，而非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本书中大部分观点取自克尔凯郭尔、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陀思妥耶夫斯基、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加缪等文采飞扬的存在主义代表。其他不说，单凭这些作家行云流水的文笔以及勇于直面世间纷扰的胆量，便能如磁铁一般吸引读者注意力，让人不忍释卷了。

从前苏格拉底（前469/470—前399）时代起［在柏拉图（前427—前347）的对话录中，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影响力仍十分显著］，哲学家们就从未停止争论，究竟什么才是智慧最佳的寓所—神话、寓言故事、诗歌、理性、解释、推理。接下来，读者将会领略存在主义哲学家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将诗歌和推理这两个要素相互融合的。我将在这些作家的帮助下稳步前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学说都能逻辑自洽，但他们仍然选择将自己对“如何生活”的见解寄托于寓言故事。

克尔凯郭尔在哲学领域才华横溢，他在本书中将会以诗人哲学家或哲学诗人的形象出现。然而，他打心底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歌德式的浪漫诗人。在他并不算连贯的作家生涯中，与其说他所有的论述以逻辑见长，倒不如说是颇有神话意味。究竟要如何传达那些可以改变和维持人生状态的真理呢？克尔凯郭尔独创了一套方案并将其付诸实际，这套方案就是“间接交流法”。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我们的知识储备足以应对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正直而有信仰的人。培养刚正不阿的品质绝非易事，而获得新知也并不是培养这一品质的必要条件。正如鲍勃•迪伦所言，你不需要一位德育教授来教你如何明辨是非，正如没有天气预报员，你也能知道风向。我们真正最需要做的是热情地拥抱思想—即便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太无趣、太抽象。这时，寓言故事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我们的知识储备足以应对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比如，如何成为一个正直而有信仰的人。培养刚正不阿的品质绝非易事，而获得新知也并不是培养这一品质的必要条件。

克尔凯郭尔认为，宗教式的说教是有关道德和精神生活的对话，其目的不是传播思想，而是唤醒良知，鼓励人们多关注正确的东西。克尔凯郭尔最为深刻的日记之一是他21岁度假时写的。当时，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只信奉发人深省之真理。”人们对真理的渴求不应仅限于求知，而应凭借真理塑造自己，就算不能让自己更幸福，也至少要让自己更优秀。虽然我会因此被冠以说教的高帽，但我们应当对这样的真理诚心以求，并将其运用到生活中。

人们对真理的渴求不应仅限于求知，而应凭借真理塑造自己，就算不能让自己更幸福，也至少要让自己更优秀。

与自视为哲学家的人交流，不出片刻，你便会直面这个问题：“你的论点是什么？”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认为，几何证明是论证的典范。然而，存在主义的论述往往采用讲故事或者描写刻画的形式。凡有共鸣者都可以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哲学问题，自他逝世后，哲学家们就一直试图揭开这些谜团。然而，休谟临终前却欣然地把这些问题丢到一边，走出书房打起了台球，仿佛他并未因这些谜团而寝食难安。相比之下，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斯多葛派）通常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他们会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看待和思考。

比如，加缪在其唯一一本哲学专著《西西弗的神话》的开篇，写了如下几句金玉良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评判人生值不值得一活，本身就是在回答这个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精神有九种还是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都只是小把戏而已，人们必须先给出这个最基本问题的答案。

给出什么答案呢—“人生值不值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生存还是毁灭？”29岁的加缪写下了这句话，仿佛用手指戳着读者的胸膛，决绝地说着，若“人生不值得”，那我们不如自杀算了。在加缪看来，人对意义的渴求与生俱来，而宇宙却冷若磐石、意义寡然。所谓人生，便是人和宇宙的冲突。加缪建议我们还是把了结自己的念头收回去。荒诞的意识值得拥有，正如加缪所说：“蔑视能战胜一切命运。”若不蔑视，付之一笑亦可。

分析学派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反对加缪的荒诞哲学，认为加缪就是个疯疯癫癫的可怜虫，而他则沉着冷静地将这种荒诞经历的起因解释为人类从两种不同视角看待人生的独特能力：一种是在工作中保持活在当下的视角，另一种是从永恒中看生命的客观超然的视角。若从后一种视角出发，世上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琐碎繁杂的，纷纷扰扰皆是徒劳。或许内格尔教授彼时正穿着蹭了粉笔灰的灯芯绒裤子，为荒诞之人开了这剂带有讽刺成分的解忧药。在这一点上，存在主义哲学家又和休谟、内格尔不同—饮酒作乐、下棋消遣不足以使其放弃思考自己的问题。在《两个时代：一篇文学评论》（Two Ages: A Literary Review）一书中，克尔凯郭尔断定，客观超然地看待人生等同于自杀，因为人是有活力的，若一直试图以事不关己的超脱态度看待生命，就扼杀了利己之心，掩去了活力的熠熠光芒。

如前文所述，关乎“意义”的问题举足轻重，无论是像“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还是其他具体问题。例如，在本书后文，我们将会发现克尔凯郭尔以“约翰内斯•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的笔名，连篇累牍地描述了死亡的客观事实，旋即又激动地仿佛拽住读者的衣领提醒—即使洞悉世间所有事实，仍不足以一窥“我将死去”这句话的意义。这些头戴贝雷帽、身穿黑衣的作者强调“我”的重要性，强调从第一人称出发、由内向外地思考，这些便是存在主义观点的特征。

正如本书所要讨论的，真实是一个通用主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表象似乎比真相更重要—某种程度上，这要归咎于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和大众对社交媒体的极端依赖。如今，人们不再重视真实。比如，朋友向我发了一份邮件通知我，他生病了，不得不取消和我的午餐。邮件页面的底端显示了三个自动回复选项：“不会吧！早点好起来”“感谢告知，我理解”“祝您早日康复”。我犹豫再三，最后向下滑动鼠标，点击了第一个选项。然而，这样冰冷虚伪的回复令我备感窘迫。

克尔凯郭尔几乎不曾使用“真实”（authenticity）这个术语，尼采也从不认为真实是种美德。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真实”和“存在主义”开始成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术语。这也并不奇怪，毕竟，当时各领域的存在主义者都力求真诚待己，言出必行，活出真我。当时的美国人深感被一种隐蔽却强大的力量监控着，这力量要求他们循规蹈矩，《麦田里的守望者》 《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推销员之死》等小说无不体现了这一点。面对社会所宣称的“个体主义”，人们一直心怀忧虑，担心自己变得虚伪，为了追名逐利而出卖灵魂。

1946年，关于这一主题，流传最广的文章便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萨特认为，对人类而言，“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萨特是这样解释的：人工制品是带有目的性的创造，其目的即是其本质。萨特拿剪刀举例：剪刀的用途就是裁剪，这就是它的本质。但人类的本质则截然相反。萨特坚信人类并不是由上帝计划周详地、目的明确地创造出来的。对于萨特来说，“我”的本质是由我自己选择的。我们用选择界定自己，而这些选择连同自由一起，构成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共同探究的另一个主题。其他哲学家谴责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他们只是在搞心理学而已。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与美国哲学协会的大多数哲学家相比，存在主义哲学家更重视人的情绪和情感。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说明了万事万物处在运动之中。西方哲学中的智慧沉淀大都在着力寻找心灵的罗盘，探寻在内心和外界的不断变化下，人们该如何保持沉着稳健。

苏格拉底、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等哲学家的心灵罗盘是理性，感性则是可能扰乱心灵罗盘的指针—快乐、抑郁、焦虑等情绪会破坏我们内心的平衡稳定。但是，还有一群哲学家支持感性。在中世纪晚期被奉为“哲学家”代名词的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认为，想要成为一个品德端正的人，就必须在适宜的时机下，适度地流露出恰当的情感。头脑敏锐的休谟则认为，促使我们成为更善良的人的是同情心而非理性。

存在主义哲学家不仅了解人的感知，而且还研究人的情感。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都认为，焦虑之类的情绪体现了人的自我认知。克尔凯郭尔更是认为抑郁可以指引孤立无援的我们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存在主义哲学家没有否认人的焦虑、抑郁、嫉妒、负罪感，而是直击这些令人不安的情绪。萨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安情绪会造成生命形态的扭曲，存在主义哲学家在研究这些情绪上用力颇深，因此招致批评家的指责，认为存在主义过分悲观消极。

当然，如果人生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恶念，可惜人生并非如此。曾经，我和一名年轻的运动员聊天，当时她十分沮丧，因为她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这名运动员曾为了练出六块腹肌而刻苦训练，这本是她运动员身份赖以为继、焦虑情绪得以排解的方式。无法一如既往地拼尽全力训练谈不上是什么世界末日，但是如今，她没法再把体能训练当作宣泄愤怒、失望、焦虑的出口，只能靠自己努力维持良好的心态。

圣保罗（Saint Paul）曾提及“存在的呻吟”。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识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至关重要。

这里，我再强调一次，支撑我活下去的存在主义是从第一人称思考问题的。所以，我似乎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个人经历，或者说，那段克尔凯郭尔等人陪伴我走过的人生之路。

圣保罗曾提及“存在的呻吟”。而存在主义哲学家认识到，如何承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打击，于我们的生命而言，至关重要。

自小我的家里就不太平，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完便借酒浇愁。某天晚上，父亲喝得醉醺醺的，当母亲正要拿刀刺向他的胸口时，哥哥拦住了她。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经历了比这更糟糕的事。至于我的那对冤家父母，他们无疑是爱我们的，也必然会愿意为我们牺牲，然而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硝烟四起的家庭，对我是绝对没什么好处的。

我在学校经常惹是生非，有时还会进警察局。20世纪70年代初，我正值年少，当时，由于我皮制的球类运动都玩得不错，被博灵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录取，进了甲级橄榄球队。能让我那位郁郁寡欢的父亲开心的事不多，我在棒球场和橄榄球场上的突出表现算得上一件。只要是我做投手完封，或者抱球达阵，都会让我感觉得到了父亲的认可。毋庸置疑，生活中若没有认可，就如同没有阳光，是很难成长的。

瑟奇•卡普勒（Serge Kappler）是一位似乎有魔力的教授。大一的时候，托他的福，我迷上了哲学，尤其喜欢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当属他的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但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似乎还认为检验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当务之急。于当时的我而言，苏格拉底在质问、提问、回答、再提问这一系列环节中运用的辩证手段就像是一个新奇的玩具。当时的我很幼稚，无论去哪儿都要带上这本书，哪怕去训练也会把书带到场边。某个周二的下午，我们比赛输了，新生教练打算痛骂我们一顿，他怒斥道：“我是想要你们上场教训对方。”他是个好人，因此我现在知道了他仅仅是想让我们上场去“撞人”。但当时我有些较真，于是，我想象自己是戴着橄榄球头盔的苏格拉底，问道：“教练，你为什么要我们去教训人？”教练翻了个白眼，敲了敲腿上的笔记板，转身走了。

第二学期，卡普勒教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觉得我不仅天资聪颖，而且有创造力和哲学天赋，但是在锻炼头脑方面，得要拿出训练时的那股认真劲儿才行。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卡普勒教授当时约25岁，他发现我正在偏离正道。在哲学课堂上，我表现得像个在酒吧里的小混混，和校园警察起冲突也成了家常便饭。很多教授在我面前都十分小心谨慎，故意冷落我，认为我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货。相反，瑟奇（他让我这样称呼他）是个例外：他大老远跑到行政楼，调查我高中的在校记录和学习成绩；他经常邀请我去他家；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大一学生，但他还是让我参加关于柏拉图的研究生研讨会。虽然颇费了一番周折，不过瑟奇最终成功帮我转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

我曾是个易怒、自卑、恶习缠身的泽西海岸少年，压根儿没在纽约待过。当时我19岁，一个稚嫩而失衡的年龄。我在城市里飞扬跋扈，沉溺于酒精、药物甚至暴力。我几年前在新泽西学过拳击，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也没有把握机会好好锻炼心智，而且常春藤名校的学霸们让我备感压力。最终，我退缩了，一头钻进了痛苦与汗水交织的纽约拳击馆。

拳击馆老板让我和曾获得纽约拳击比赛金腰带的拳王试着较量了几个回合，见我并没有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便跟我签了职业拳手的合同。那时正值四月，当天晚上，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在百老汇大街上横着走，就像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在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里那样。

这时，一个女大学生迎面朝我走来，一头红褐色长发，步履轻盈，摇曳生姿，眼神似乎能将我刺穿。借用一句蓝调歌词形容：“她走路的样子，仿佛后院井里冒石油。”我像卡通片里那样接连看了她两眼，只见她转身进了一家芭斯罗缤冰激凌店，我紧随其后。在她等餐的时候，我悄悄靠上去，学着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无比深沉地说道：“我要娶你。”我不记得她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但意思大概是“滚你×的”。

上面的故事就像一篇悲情童话，但正如你们所料，数年后我俩结婚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妮基（Nikki）心里则有一群小恶魔到处搞破坏。妮基可以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她会用刀割伤自己。这还没完，某天晚上，她恰巧听到了前女友打给我的电话，暴跳如雷，尽管她只有不到45千克，但她却在数秒内喝光了一大杯波旁威士忌。过了没多久，妮基又和一群瘾君子厮混在一起。我决心让她远离那群狐朋狗友。有时凌晨三四点，她醉倒在不知哪家的地下室，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躺在那儿，她就会大声喊我：“吉姆•丹迪（Jim Dandy），救救我。”不管可能会惹上什么麻烦，我都会去接她回来，其中一次，我撞的是当地一个混混的门，要不是他以为我是便衣警察，我敢肯定我英雄救美的大戏就要在此画上句号了。

还有一个晚上，妮基和一群亡命之徒去泡吧，他们坐在一张大玻璃桌旁。其中一人口不择言，当时我怒火中烧，把桌子往他们身上一掀，砸碎玻璃直接干架，要不是酒保掏出一把点45口径的手枪对着我，我才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就和《兔子洞》（Rabbit Hole）中的某个情节如出一辙：漆黑光亮的枪管顶着我的脑袋，我只好悻悻收手。

平时，除了几门自主学习课外，我基本不去哥大上课。即便去上课也心不在焉。尽管我在学习上一窍不通，但至少当时我身材不错，我幼稚地对这唯一的优点沾沾自喜。我会穿着无袖T恤，脖子上挂着花哨的银链子出现在研讨会上。有时，哪怕因为和重量级或轻重量级选手过招而被打成熊猫眼，我也毫不避讳地带伤上课。虽然这些瘀青从某种程度上让我颇有优越感，但也只不过是一个怪咖的闹剧。在研讨会上，只要我的发言多少有点知识含量，同学们便会吃惊不已。课间休息，毕业生们闲聊的话题要么是选择去哈佛大学还是普林斯顿大学读研，要么就是以后读哪所法学院。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如同身处荒原般迷失了。我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也不清楚我想要做什么。我和妮基混迹于灯红酒绿之间。当时，我沾上了致幻剂，脑子里各种声音嗡嗡作响。为了让这些声音平息，我尝遍了各种办法，比较常见的办法就是嗑处方药，这些处方药大都是我从心理诊所偷来的。

五年过去了，我即将大学毕业。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当时的我迷失在汪洋大海中，不知所措。我像梦游一样，稀里糊涂地申请研究生学校。结果，没有一所学校联系我，我只好手写申请书，申请哲学专业的一级博士项目，最后，我只收到了寥寥几封拒绝信。

当时，我的生活支离破碎，若要把这些零碎的记忆拼凑成连贯的故事实在是太费劲了。我的谋生之路举步维艰，我做过各种奇葩工作，比如搬运工、助理牧师、保镖等。其中，最值得炫耀的一份工作就是我代替杰克•拉莫塔（Jake LaMotta）出席时代广场某黑道酒吧的活动。拉莫塔当时正好去好莱坞帮助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 Niro），指导他如何在电影《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不明白自己对哲学到底是真心热爱还只是熟门熟路，很可能二者兼而有之，我又一次申请了读博，最终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我的生活充满了欣喜和希望。妮基也在康复机构戒断成功，还拿到了教育学硕士学位。我们制订了人生规划。按计划，妮基将在纽约完成学业，而我则在宾夕法尼亚州攻读博士，每周末，我们都会相聚。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美好生活正向我们招手，我们的未来也将前程似锦，生活似乎终于要步入正轨了。

我们贷款租下了一间坐落在西费城林荫道旁的舒适公寓，屋内有壁炉和白色蕾丝窗帘。妮基已过世的祖父是著名的心脏科医生，他那张玻璃面的大桃木桌（和我在酒吧打碎的那张玻璃桌样式差不多）被妮基的祖母拿来当作礼物送给我们了，被安置在我们那个有壁炉的房间里。和大桃木桌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把供我看书用的蓝色软椅，这把椅子是我亲爱的意大利奶奶传给我的。我就只差一个烟斗和一双拖鞋了。然而，事业起步多艰难，我惹上麻烦了。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的第一天，我像个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紧张不安。上课那天，我的脖子上没有戴那条招摇过市的银项链，也没有穿T恤，而是换上了牛津衬衫和卡其裤。我还在衬衫的口袋上别了一支钢笔。第一堂课主要讲知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班上，新入学的同学似乎都踌躇满志。为时十五分钟的讨论开始了，同学们一个个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时间之神拨动着钟表上的指针，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一无所能，和研究生院格格不入。长达两个小时的研讨会结束后，头晕目眩的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校园游荡，恍惚间，我头脑一热，跑到学籍登记处要求退学。当时，我向自己保证，等有一天我准备充分了，就立刻回来念书。后来，我确实这样做了。

我打电话给妮基，告诉她我退学的事。我打开公寓大门，听到开门“嘎吱”声的妮基立刻神经紧张了起来。我用哀求的口吻对她说道：“妮基，好了，没事了，一切都搞定了。”她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我抓着她的手，试图向她解释。可她目光呆滞，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突然，她猛地站起来，就像一个在酒吧撒泼、体重100千克的闹事者那样，一把掀翻了餐桌，桌上的古董花瓶碎了。一个小时后，她摔门而去。临走前，她向我摊牌，说再也不会和我多说一句话，也不会和我复合了。她有时很温柔，有时又那么铁石心肠。她的确说到做到，再也没和我联系过。而我只能在内心里与自己这次所失去的东西讨价还价。

整整两年，我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我已经因为酗酒和戒断问题进出好几回医院了。我不知道应该吃哪些药，于是抓起一把药片就往嘴里塞。如果周围有人，我有时会伺机炫耀一番，把蓝色的每片10毫克的安定药片一片片向上抛起，然后像海狮一样用嘴接住。就算碰到某天晚上药店不开门，手头的药也吃完了，我也无所谓。

克尔凯郭尔认为，从世俗意义上说，绝望表面上是针对某事，如丧偶、理想落空等，但这只是表象而已。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绝望从来都是针对自己的，比如，我不想做自己，或者我不想做现在的自己（我会在下文解释这句话）。妮基消失后，我觉得被一个讨厌的自己缠上了，就像在公交车上碰到酒鬼，烂醉如泥，在我肩上趴了一路，怎么甩都甩不开。在曼哈顿的圣路加医院，我接受了抑郁症治疗。出院那天，医生给我开了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并郑重叮嘱我：“吃药时不能喝红酒。”朋友到上西区接我，车子驶向另一个街区前，我坚持要朋友在酒吧停车，在那儿，我买了一瓶红酒，一股脑儿把药灌了下去。我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怀藏着恶意。

那时，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于是我回到新泽西和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又去缅因州和哥哥一起生活。在缅因州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开车去一个地方，那里到处张贴着悬梁和其他预示着自毁的图片，我常常对着这些图片发呆，就那样过好几小时。某个冬日的下午，天色阴沉，寒风呼啸，我坐在哥哥家地下室的地板上，差点儿就自我了断了。温柔善良的哥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流着泪问我，如果我自杀了，他该如何处理我的遗物。几天后，我像一具悲伤的僵尸，住回了父母家。

一天早晨，父亲开车载我去纽约和心理治疗医生比阿特丽斯•毕比（Dr. Beatrice Beebe）见面，过去五年，我一直在接受毕比医生的心理治疗。要不是这个菩萨般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我很可能就不在了，之后也不会去教书。毕比医生除了自身带着深邃的思想之光外，还教会了我人际关系中无与伦比的治愈力，这种力量在药物至上的年代很容易被人遗忘。

那天，父亲和我提前到了纽约，我在一家咖啡馆下了车。这家咖啡馆同时也是家旧书店。我麻木地扫了一眼书架，仿佛想起了当年的读书时光，想起当年我也曾人模人样地活过。我瞥见一本蓝灰色封皮的书，上面沾满了灰尘，那是克尔凯郭尔的《爱的作为》。我翻开书，读了起来：

若有人觉得自己无比精明，因从不受骗而自豪，坚称唯有肉眼所见的才可信，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再相信爱。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骗而不再相信爱，就不会被骗吗？无疑，我们还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所欺骗。我们可能因为相信虚假而受骗，自然，我们也会因为不相信真实而受骗。

不知为什么，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很自然地把书藏进外套，走出咖啡馆，接受心理治疗去了。深夜，我打开这本偷来的哲学著作，读了下去。

《爱的作为》论述鞭辟入里，读起来让人如沐春风，使我深深地痴迷其中。书中的主人公戴恩（Dane）焦虑不安，悲伤抑郁。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克尔凯郭尔表达了对内心痛苦的看法，即：内心的痛苦不是一种被动忍受的疾病，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行为。从克尔凯郭尔或者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维克多•弗兰克（1905—1997）的著作中，可以提炼出一句福音般的话语：痛苦能搞垮一个人，让他变得铁石心肠，但同时也能激起他的精神动力。

书中的主人公戴恩焦虑不安，悲伤抑郁。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克尔凯郭尔表达了对内心痛苦的看法，即：内心的痛苦不是一种被动忍受的疾病，而是可以自我调节的行为。

在圣路加医院住院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女性。她多次割腕，尽管万分痛苦，每天早晨她还是会带一杯咖啡给我，和我说些鼓励、安慰的话。她能够超越痛苦，或许这就是我在克尔凯郭尔的书中找到的：祈求超越苦痛、焦虑，祈求超越无端的悲伤，而非去寻求麻痹和无所谓的捷径。

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起飞前，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了点小纠纷。一个面容和善的平头男子，年纪在30岁左右，堵在过道上不肯让开，除非某位乘客愿意和他换他妻子旁边的座位。登机的乘客在过道里堵成一排，不能往前挪动，手上还拎着行李，而他则站在过道中间，露出令人厌恶的笑容，对我们说：“总有解决办法的。”这时，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是一张飓风“哈维”侵袭下的休斯敦及其周边地区被洪水淹没的图片。当时已有五人死亡，但暴雨丝毫未减。不，朋友，解决办法并非每次都有。

本书中出现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有好的结果，生活也是如此。20世纪60—70年代，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罗洛•梅（Rollo May）、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等作家都是克尔凯郭尔的粉丝，他们坚信自省有助于个人进步。现在，人们则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太天真了。这些曾经著名的哲学家兼心理学家深信一种个人进步，这种个人进步可以超越机能改良与兴趣激励。然而，随着如今的冥想课、瑜伽课越来越多，我们却更加怀疑这种个人进步。于是，我们把抑郁、焦虑、悲痛等不安情绪归作心理疾病，以为只要吃上几片药，调整一下生活方式，就能彻底治好这些疾病。存在主义哲学家既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处理挫败感，或列出我们需要规避的行为清单，也不会提供缓解抑郁的具体策略。不过，他们会指导我们如何在情绪低落时保持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