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玛·伯恩：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骂 娘”
——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
文丨埃玛·伯恩
译丨吉永劭
脏话脱口而出——信手拈来各式关于宗教、生殖、愚蠢、排泄物以及国籍背景的敏感词汇，以求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爆粗口”是发狠，也是取乐；惹人讨厌，也荒谬可笑；是口头禅，也是无事生非。
——杰弗里·休斯
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傻屄”（twat）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只不过当它是“挖苦、嘲笑”（twit）的一个学名。我在那个耳光过后明白了两点：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
当然您看，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步入职业女性道路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脏话跟男同事们打成一片。要知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着仪器大喊“该死的狗屎”（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可以算作某种入团仪式。
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真他妈的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实验里有67名勇敢的志愿者，一桶冰水，一句脏话，还有一块秒表。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但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脏话，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本书在出版阶段也曾在书名上面临过痛苦的抉择），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再拿先前的例子来说，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纽带的功效。不论是在工厂车间，还是在戏剧排练场，科学家们都通过对照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全凭酣畅淋漓的一句——“我日！”
脏话研究也帮助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脏话用于情感测评、量化，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由此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的事实，包括大脑分为左、右半球，以及特定脑内结构如杏仁体在情绪发生、控制之中的作用。
脏话也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比如说，人在用非母语说脏话的时候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这一点指引我们去探寻人在早期教育阶段如何逐步了解情绪和禁忌。又比如，说脏话会使人心率加快并给予大脑暴力的暗示，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实际使用暴力的概率——真是应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俗语。
在集体的语言储备之中，脏话还是异常灵活易变的一环。社会禁忌不断变迁，脏话的面貌也得以代代变异。曾经的指天咒骂能够演化为喜悦之情的流露——足球球迷满口不堪的字眼，众所周知是不限于发泄愤懑与诅咒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是我个人的发现。在一次和伦敦大学同事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数千名足球球迷在比赛期间的脏话行为。对于脏话出现的频率，尤其是像“日”（fuck）、“屎、狗屁”（shit）这样的字词泛滥成灾的情况，我们早有准备。但是两者之间（“日”“屎”）呈现出某种比例关系且能与胜负形势高度吻合，倒是令人始料未及。是这样的：几乎毫无例外，“屎”等粗口对应的是球队失球或其他赛场上不利的状况，而“日”则不区分形势利与不利。另外，脏话连篇的球迷尽管看似鲁莽，其脏话的攻击性却远不及我们想象中的程度——在网络媒体上观测到的球迷骂脏话，几乎全部指向自己支持的球队或球员，而非赛事对方。
这项研究一经发表，着实让我品尝到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最先上门的是英国某著名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我不点名，但对于它雷厉风行的道德急先锋姿态，以及一面披露大幅女星长焦裸照，一面煞有其事地批评其“出位”，可谓老少皆知。两个质问劈头盖脸扔过来：一、浪费了多少钱在这项研究上面；二、可不可以从事一些有用的研究（比如癌症治疗）。我的回答是：第一，统共6.99英镑——研究小组自费的一瓶超市红酒，是我们在制定研究假设的时候喝的；第二，我与另外一位此次项目的负责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在医治肿瘤方面没有丝毫的专长，不得已只能把癌症患者托付给相应的专业人士。之后那家报社便再没回音，舆论风波不久也平息了。虽说如此，脏话研究仍为公共舆论所不齿，确实通过这次事件得到了验证。
尽管您可能对脏话也抱有“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成见，但要知道在科学界，脏话研究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其抱有长久的兴趣，实在是有极好的缘由的：脏话现象看似不值一提，却恰恰能告诉我们人脑、思维以及社会是怎样运转的。
在这本书中，我不把脏话作为单独的现象来剖析。我认为脏话非常“屌”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触类旁通、无孔不入，所以写着写着，必然会岔得远一点，甚至在有些章节中不提任何脏字。但是从日语拐弯抹角的语式，到黑猩猩的坐便训练，不管乍看之下再怎么不可思议地离题，我保证“我们是如何骂脏话的”这一点将会贯彻始终。
有人会问：我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宣扬不和谐、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非也。我绝对不希望看到脏话泛滥成灾。况且，脏话之所以还能有脏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上的震慑效果。反观过去一百年间主流脏话的变迁，可以轻易发现早先的脏话或消减于社会上的过度使用，或没落于普遍价值观的变革，而新的禁忌又不断被制造出来以填补空缺。与过去以不敬神、没有信仰为根基的脏话咒骂不同，当今社会视种族、性别歧视为大忌，也就因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咒骂。到底这是象征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霸权，还是代表了抗击恶毒偏见势力的可喜进步，这点就要留给读者您自己来判断了。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要想得到更为确切的脏话定义，我们还得诉诸语言学的研究。首屈一指的脏话语言学专家得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芒努斯·荣（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发布的《跨文化的脏话语言学研究》（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据数千份调查样本，总结出脏话具有以下共性：
包括“日”“屎”等禁忌词；
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大体遵循一定的语式；
情感性强，具有表现即时情绪的作用。
本杰明·K.伯根（Benjamin K. Bergen）则在他的著作《我肏，什么玩意儿》（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 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词来说，大致可以译为“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くたばれ！”（译为“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论到“脏话女王”一点上，日语倒是与其他语言不约而同，要把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形象一并封杀（见2014年行为艺术家五十岚惠在东京的个展）。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伯根在他的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老天／日／屎／黑鬼分类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据各语言中最常见的脏话指代对象，将其归入一类。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三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daft cow）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old pig）的话，则罚2 500欧元。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谐音错意”，是早自莎士比亚时代文学就常用的笑料，在莎剧《亨利五世》中“学语”一折即可见一例——嫁给英吉利王的法兰西公主凯瑟琳不耻下问，向婢女艾丽斯讨教英语词句“脚”（pied）和“长衫”（robe），方才学会了“臂弯儿”（elbow）、“脖颈儿”（neck）和“下巴尖儿”（chin）三个词。
凯瑟琳：刚刚可不是讲与你听了——“鼻环日”，“脖刚日”，“哈爸斤日”（d’elbow，de nick，et de sin）！再来——“手脚”的脚还有罩身的长衫，你们英语里该怎样念？
艾丽斯：“脚丫子”（le foot）——您也一道念，夫人——“长衫”（le count）。
凯瑟琳顿时仪态尽失，连笑不止。艾丽斯将两词照着法语习惯一念，口无遮拦，竟然像极了街头闾巷的鄙人土语：“搞阿姐”“大胯日”，我的老天哟！这样不上台面的污言秽语，下等人私下互相说说也罢了，恁地教我讲给我那无上尊荣的夫君听？嚯！“搞阿姐”“大胯日”！
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Language,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
我们要脏话确切的定义，何不拿本词典翻翻？可惜，古往今来的词典极少对脏话做直白的注解。1538年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另觅他处。”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听闻两名上流女士对其词典省略“滑稽之言”的赞誉，反倒质问：“汝等岂非遍寻未得乎？”到了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纪，渎神以及种族歧视的咒骂已然步入各大词典的庙堂，像“肏”（fuck）、“屄”（cunt）和“撞了邪”（the curse）这样的字眼却仍被拒之门外。说到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的文化关于月经发明了大量的隐晦用语，就比如“撞了邪”，还有“涨红潮”（the crimson tide）、“家里闹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请人刷墙”（having the decorators in），但从没人想过拿它造出些骂人的词来。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买加土话中讲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话再说回来——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之中依礼数之需，擅自脱漏现实生活中脏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76年美国《韦氏词典》再版时，刻意简略了“dago”（拉丁大哥）、“kike”（犹太狗）、“wop”（意大利歪泼）、“wog”（瘟鬼，指非白种人族群），并在前言中声明：“切实有害于人种以及民族和谐的恶语语汇，考虑其使用频率在当下确实已呈越发降低的趋势，本词典决定不加以收录及注解。”
《韦氏词典》编辑的做法虽说出于善意，却也天真得有点过分。词典中不再收录的用法，不能说在现实中也就一笔勾销了。也许当年的编辑确实看到了种族纠纷就此晏清的希望吧！但是一晃40年过去了，这样的乐观不免令人唏嘘。
那么究竟哪些词句为“脏”、为“俗”，由谁来做判别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内，我们每个人都有判定语言禁忌的权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却可以作为陈情达意的工具。一国之内，往往社会阶层也能纳入某些词句是不是脏话的考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尔斯·波尔塞纳，或：脏话何去何从》（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当时“私生子”❶一词在“被统治阶层”之间一旦出口，足以导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恋”（bugger）则在他本人所处的阶层中更具威力，以至于几乎通篇皆作为“对反自然恶习的贪恋行为”或“保加利亚的异教陋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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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bastard，特指非正室所出，即北京话所说的“丫挺”。——译者注
他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以下说法：“统治阶层对于庶出的子女是宽容得多了的，毕竟再低贱往往也有皇亲贵族的血统；而‘同性恋’则较少冒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本身就不避讳同性间的性行为。”此处解说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着写道：“（然而）30余年前，此词一旦跃上高门会馆的布告，赫然指控某位交游甚广的名流时（指作家王尔德），人群间霎时爆发出一场骇人的躁动，时至今日依然尘埃未定。”
虽然脏话因为人群不同而相异，其语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线上模具造出来的一般。光拿英语来讲，不知多少的脏句都可归于数得上来的几个构造法。杰弗里·休斯的作品《英语脏话，咒骂和亵语的社会历史》（Swearing: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里面就举了个例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怜）和shit这几个词没有别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 ’s sake（“看在某某的分上”）这个词组中间，达成类似的语意。
我自己又想了想，印象中许多脏话词组虽然合乎语法，却极少在现实中使用——反而像“屌你个头”（cock it）或者“给我屌一边去”（oh do cock off）这样不合逻辑的结构，倒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拿英语里的“shit”来说吧，既可做名词亦可做动词（“屎”或“拉屎”），却没见过谁把“shit it！”或者“shit you”当成完整的句子来骂。看来在当下的用法里，“shit”用在谓语位置上时有一个特殊的语义，也就是恼人或诓人的意思。“You’re shitting me！”（“你在骗我！”）即为一例。习惯上的作答则颇具古风：“I shit younot.”（“非骗也。”）换作“肏”和“鸡奸”（bugger），则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用到任意的什么词组里都行。
英式英语中的常用脏话构词
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广播节目中各式脏话的看法。我将调查结果汇总，绘制成了以下的柱状分布图。单看英语中的脏话“四巨头”（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宗教类的脏话，一般人认为情节较轻；污蔑歧视特定人群的脏话则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再细分下来，又以针对种族或性取向的最为犯忌。还有一条尚不足为凭据的消息——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里，有科学家专门从376名志愿者口中搜集了统共1 000多万单词长度的会话录音，发现不少排斥同性恋和异族的污蔑语已经不再用于日常对话了。
各类型脏话中，
不同程度（强烈—轻微）词语所占百分比
说到“遗臭万年”的经典骂词，诸如“肏你妈”（fuck you）、“滚鸡巴蛋”（bugger off）这样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么深远，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机勃勃，不乏俗众的追捧。话虽如此，要是几代人后这两句话变得跟“我主洒血！”（sblood，或God’s blood，莎士比亚时代的咒骂）和“弄瞎你的眼！”（blast your eyes，19世纪的流氓咒骂）一样地不入流，我想也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当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脏话也就该尾随而至了。
脏话的演变
在了解社会现行的忌讳方面，脏话就好比我们的信使、报信鸟——攀不上涵养，信息却总是准的。放在150年前一句“我主基督！”，其重量级约同于今天的“我日”和“狗屁”。而反过来，有些字眼虽配得上以往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马克·吐温的文采，甚至也能唱进昔日的童谣、摇篮曲中去，拿到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没法在体面场合说出口了。
总体上社会对脏话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或有增减。莎士比亚在世时，伦敦戏院有个宫廷游艺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衔，乍听不像严肃的职位，实际上是奉英国皇室之命监督演出风纪、杜绝言语猥亵的。后来《奥赛罗》和《哈姆雷特》传世的折本未见原本中的“我主洒血！”和“扎伤灵体！”（zounds，即“God’s wounds”，同为当时俗用的咒骂话）。热火朝天地清剿了几代人之后，“zounds”一词仅存于纸上的零星遗迹，现实中却讹读为“zaunds”，早先的渊源也就这样在民间失落了。
社会上不容许哪些语言，我们知道标准都是一变再变，删改莎剧的例子还仅仅是沧海一粟。宏观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来看，文艺复兴应当算作欧洲骂史上的一大转型时期。在此前的中世纪，关于个人隐私和贞节方面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当时的人把身体器官或功能挂在口头也不甚感到羞耻。然而历经文艺复兴时代，身体发肤的字眼渐渐取代了宗教式的咒骂，最终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语脏话至今仍在演进着，只不过擎着“可耻”旗帜的“带头大哥”已经换作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蔑语——紧随其后的是抹黑残障者的词语。促成这样变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们集体上已经认识到“排他”之思维定式的恶果。所谓“排他”，这里是指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自觉地发掘彼此的异处，以此将人群划分为“类己”与“异己”（或“他者”）。往往我们亲善并较为厚待类己，于是类聚群分，不同族群之间恃强凌弱，任意倾轧——过去数百年间尤其不乏惨痛的案例。而且既已占优的一方，又总忍不住对弱者继续采取言语上的碾轧。相互间的仇视和隔离，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就像史蒂文·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场在《新共和报》中所写的：“听到‘黑鬼’一词，仿佛片刻间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当真地思忖起非洲裔美国人的可鄙来。”
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么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定。这就好比拿天神赌咒发誓到底属不属于亵渎，也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说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四十出头、出身中产的《卫报》读者，但对我而言，拿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号骂人就是比“肏你妈屄”和“狗屎”听来刺耳得多。我倒真心希望脏话的源泉能够重归于我们的身体——没有性生活人类就不得繁衍，茅房运动中也蕴藏有世界文明的大同。正如绘本大师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
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骂的大意是：有鸡巴堵你自个儿屁眼去，你个婊子养的（go fuck himself in the arse，the son of a whore）。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骂的大意是：有鸡巴堵你自个儿屁眼去，你个婊子养的（go fuck himself in the arse，the son of a whore）。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我这个人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确实有极少数的脑卒中患者不具备爆脏字的能力——他们的案例可供我们做有关情绪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
进入正题，有时您会看到我把骂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propositional swearing）。这是科学和语言学上都喜欢用的分类法。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语义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绪区域，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流露和爆发。有些人会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左半球，非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右半球——这是不恰当的。脑内结构协作开展与脏话相关的行为，其过程相当复杂难测，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毛皮而已。
我们许多人平日志向高洁，有意地规避脏话，然而时不时地仍能被激出一两个不中听的字眼。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环境，往往研究的是指向型的脏话。不是我们心系职业道德，不忍心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激到狗急跳墙，口吐污秽——仅仅是使人有意地骂脏话，更易取得配合罢了。
跨洋脏话研究案例：不见屌和尻
写这本书时我还碰到一个难题，即“同文异俗”。脏话研究的结果多出自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虽说语言相通，但是各地的骂人习俗却大相径庭。
纵观英语世界，大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可算关系密切。这些地区颇以诙谐和调侃权势的打诨为自豪，脏话的传统十分悠久。美国和加拿大则不一样。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阶层是极度忌讳脏话的，对言语上稍微多一点荤腥都难以忍受。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老处女，其实这样的时尚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将不胜荣幸。”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老处女，其实这样的时尚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将不胜荣幸。”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英国就未曾在脏话上束手束脚过了，只是英美文化的分野注定了大洋两岸的脏词常常无法对应。一个英国人如果说“can I bum a fag”❶，无非是想摁灭手上的一根香烟，而不是像一名美国恶汉要“拿个娘娘腔耍耍”；而反过来，在英国要是说“fanny pack”❷，就是直言不讳地在做妇科的讨论了。英国的cockerel❸渡过大洋，摇身一变成了“rooster”；英国人若不清楚底细，就该认为美国人所说的“roach”是去了势的“小强”了❹。然而您的ass（屁股）要是在英国遭受了不测，好心的路人定会建议去牲口保护基地，而非就近的急诊室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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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g在英式俚语中是“烟蒂”的意思，而在美国则解为对男同性恋的恶意称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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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ny在美式英语中是“腰包”的意思，而在英国则指女性生殖器。——译者注
➌
“雄鸡”，简称为cock时亦解作雄性生殖器。——译者注
➍
“蟑螂”在英式英语中作cockroach，其实并非cock和roach的复合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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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俚语中“屁股，尻”一词应作arse，而非美式ass，ass在英国指驴。——译者注
美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英国人得知美国脏话怎么骂法也就一点不稀奇了。反过来讲，让美国人了解英式的脏话，则不见得那么容易。美国人熟悉的英国广播剧《唐顿庄园》和《神秘博士》，在英国人看来都是阳春白雪，哪里能反映平常的交流习惯。我和北美地区的同事谈天的时候，要几次三番地大费口舌才能将某些“乡曲所好”解释清楚。我发现有三个词最生僻难解释：“打鸟的”（tosser），“撸鸡巴的”（wanker）和“傻屄”（twat），此处容我为广大读者们指点迷津。
首先讲讲在英国下酒馆，需要遵循哪样的礼仪风俗。朋友之间习惯“轮酒”，也就是一人破费为全体买单，斟满一轮酒；干完一轮，再由下一人继续买单。如此轮请完毕，每一轮都要一齐饮酒，这就是为何英国人往往成群结队地喝成醉泥鳅——都是看在朋友间的礼数嘛！不愿意和人一道混酒场的嘛，说不合群算是轻的。反正想要礼貌地回绝与人轮酒，是压根没有的事情（要回绝也要待到喝吐了之后）。规矩讲明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姑且叫他们亚当、巴里和克里斯吧。
亚当晚上参加酒局，忘了带钱包。他问人借钱才请了大家一轮酒。这人就是个打鸟的货。
巴里同样忘了带钱包，但他索性没有买单，光顾着蹭酒喝了。这人是撸鸡巴撸残废了。
克里斯赶巧把钱包落在了家里。他不光蹭酒，还想要额外借几张票子好在回家的路上买烤串。这货便是天生的傻屄。
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他妈的放尊重点！
此为《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写在前面《“骂娘”——你他妈是个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