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历史人物中，龚自珍既幸又不幸

龚自珍（1792—1841年）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他早年受乾嘉朴学影响，后来则走上学以救世的道路。他的经世思想首先集中反映《明良论》和《乙丙之际著议》的撰写。他撰的《明良论》4篇，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对封建末世的黑暗与腐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希望通过改革,改变社会贫富不齐的现象。在诗歌创作上,他倡一代新风。在史学领域,他关心西北史地,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主张加强对新疆的管理。这一阶段,许多人在治学上都表现出了经世致用的特点,把研究学问和社会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

龚自珍，是一个忧时之士。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说出“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他已然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在《上大学士书》说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如果不改变，“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定庵全集类编》，68页，世界书局，1937年。）龚自珍说“积百年之力”，强调的是时间之漫长；又独创“戮心”一词来概括其手段之恶辣：“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注：《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嘉道之际，诗坛革新之风起，黎简、舒位、王昙首倡于前，龚自珍、魏源继起而张大其帜。1839年（己亥年），龚自珍在接连遭受打击后弃官南归，期间奔波流离，写下315首《己亥杂诗》，为近代诗风开启先路。

315首诗，是龚自珍的内心世界的写照，也是当时社会改革的先声。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己亥年的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夜，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道光帝在其登上皇帝宝座的30年里，内政失当、处理外务无能，国家受人侵侮，民间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况，人民起义如火如荼，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高压手段，放宽文网，文字狱大大减少了，知识界不敢议论现实的风气才开始稍有改变。

但即使如此，直到十九世纪初，文字狱的阴影仍笼罩着文坛，知识分子余悸尚存，所以龚自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及“万马齐瘖亦可哀”的叹息，终于从“衰世”径往“乱世”（龚自珍的预言）直闯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那个时代的真切呼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做春泥更护花”是龚自珍的痛心疾首。

正如《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一书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在我们的历史人物中，龚自珍既幸又不幸。说其幸，是因为当时人都感知到他的大才、高才；用现代的话说，贤良们欣赏他，政客们不敢直面他，流行歌手们传唱他，同事同学们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