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追求
图为阿诺德•汤因比
我生于1889年，1964年仍然在世，因而我得以活着看到世界历史看起来是在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我成长在始于1871年的欧洲四十三年和平岁月的后期，直到1914年8月战争把我从幻境中唤醒过来，我做梦也从未想到这种和平状态不会久远；在1918年的停战日，我也万万没有料到在我的有生之年竟会又目睹一次的世界大战。我是在对于英国的中产阶级来说，是在一个稳定、和平的年代里长大成人的。在这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家庭或许一贫如洗；然而，如果这个人比较能干，努力工作，品行端正，他就可望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中产阶级的职业。1914年以前，在我就读的牛津大学贝力奥学院里，所有对自己离开学校后要做什么并无明确理想的新生，都被学监仍按照惯例编入印度文官(the Indian Cirive Serrise)班，故而任何不能比这更有作为的贝力奥学院的学生都能得到一个印度文职人员(I．C．S．)的职业。这条不成文法给了新招收的学生以终身安全感，因为一个成功的印度文职人员候选人最终是进入印度国家政府[部门]的。
我被培育成人的精神世界同样安全。它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精神世界。希腊和拉丁经典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无论从何种程度上来说，这都给了我一种奇妙的影响：把我从自己生长于其中的现代西方世界中部分地分离开来或视而不见。我渐渐地以疏远的、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现代西方世界。在我看来，历史就是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世纪和现代西方的历史则是一个没有关联而又颇不吻合的完全由北欧蛮族强加之于历史的尾声。[这一尾声甚至不在成系列的主线之中]，它只是一根副线。其主线是从罗马帝国经由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延续到今日之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存活着的当今世界的宗教。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使我成为《时代》周刊的长期读者，直到今天依然如是。
正如后来得到证实的那样，希腊一罗马世界的精神家园对我有巨大的实际帮助。它一直是我身处动荡之中的一个安定的避风港。在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中，一个平静的历史阶段被平生所经历的那次动荡阶段一扫而尽。然而，我在古典世界中的安身之处却替我减轻了这次剧烈过度的冲击。那些蛮族所附加于历史的东西，一段过去了，另一段又接踵而至。但历史本身——即希腊一罗马历史——却依然保持着它一以贯之的面目。
古典教育在现在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对希腊和拉丁经典习以为常的全力专注妨碍了我，使得我不能在神奇的有形宇宙里自由驰骋，而这个神奇的宇宙早在我上学之前的三个世纪中就由物理学的进步开辟出来了。科学以及掌握科学的钥匙(即高等数学)，对我来说仍然是一本尚未打开的书。这一损失在我从拉丁文和希腊文写作训练里所获得的能力中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我的能力乃在于，当某件事情感动自己的时候，就写作希腊文或拉丁文诗歌来表达情感。我从来未能用本国母语写过诗；这一认真接受古典教育的后果倒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
然而，另一方面，我所受的古典教育却给了我两点惠益，对我的精神世界而言，在我心中这种惠益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首先，这种教育给了我一块在我碰巧降生其中的时空之外的精神栖息之地，这就使得我得以避免于过高地估计现代西方文明的重复性。一方面，我确实关注一而且是非常关注一当今世界的未来，但同时，“我”的世界——在那种意义的世界里我拥有最大的智力和感情投资——却并非今日西方风格的世界。它是两干多年前的爱琴海和地中海世界——即波里比阿(他大约生活于公元前208年至公元前128年之间)时期的世界，我从这种古典教育中得到的第二大益处乃是我认定人类事务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这样一种终生不渝的信念，以及与此俱来的力求得出一个关于人类事务的整体观点的终身不懈的努力。到我上学接受教育的时候为止，西方学者业已在将原本无缝的人类事务的织品割成碎片，这种碎片的数目之多，以致可以用分秒作单位，他们把其中的每一片都放在显微镜下细细查看，仿佛每一块碎片都是一个自我包容的宇宙，而非如它本来的情形那样，是一个较大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我感到庆幸的是，我所受的旧式古典教育使我没有被导入以这种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方式来处理人类事务的路径。对我来说，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方法似乎强得多。因为它似乎给了我一种远为接近生活本来面目的对于人类事务的印象。受[古希腊一罗马]经典熏陶的人文主义研究者被教导去将希腊一罗马的生活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在人文主义者眼里，语言、文学、视觉艺术、宗教、政治、经济及其古典世界的历史，并不是许多处于密封舱内彼此分离、相互孤立的“事物”，而是一整体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若不将这些部分简约地视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则既不能正确地认识整体，也不能恰当地认识各部分本身。
二十世纪的科学一如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那样，能够给人以这种“整体的”观点。正当我着手撰写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第一部分的时候，亦即通过人文主义的方法在通向“整体论”的路径上摸索的时候，斯穆茨(Smuts)将军的《整体主义》出版了；我为之激动并深受鼓舞，发现我所瞄准的目标已沿着一条迥然不同的、我自己未曾成功探索的精神之路抵达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我为斯穆茨将军做了一些工作，在我当时看来，他好像是某个从“我的”古典世界直接跨入当今世界的人。对他来说，古典的东西无非就是他多方面的才能。农场主、律师、士兵、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而斯穆茨就像是普鲁塔克《名人传》一书中的人物之一。有“通才”是斯穆茨之伟大的关键所在。爱因斯坦之伟大，关键亦在于此。爱因斯坦把为狭窄的智能拆散了的东西合为一体，从而做出了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温斯顿·丘吉尔是又一位具有非现代气质的伟大人物。这三位伟人身上所具有的整体综合性乃是他们之间超越了个性、职业差异的一种黏合物。假如生于波里比阿、执政官加图和阿基米德所在的世界，这三个人物是同样会感到舒适自在的。
我心目中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英雄并非仅此三人。在那些现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中，我大大获益于克拉伦登(Clarendon)，吉本、弗里曼(Freeman)、伯里(Bury)、T．蒙森和爱德沃德·迈耶尔(Eduard Meyer)诸人。他们全都触动、激发了我，因为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身上体现出丘吉尔和斯穆茨那种非现代的纵观整体的气质。政治家、历史学家克拉伦登是十七世纪的斯穆茨和丘吉尔。正如爱因斯坦启发了二十世纪科学家们那样，吉本通过从十七世纪学者的零碎研究中推导出的一种整体观念，启发了历史研究工作。弗里曼具有整体的眼光和对历史普遍性的洞察力；而且，有如十四世纪的伊斯兰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eldum)和十八世纪的西方历史哲学家维柯那样，他具有那种“透过一颗沙粒看世界”的天才。他生活于其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了他对于这个人类所居世界西端的视野，不过，从狭窄的观察领域里，他预言到了人类事务是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真理。他对这一真理看得十分清楚，就像我们时代的历史学家那样，埃及、亚细亚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的全部文明史，对于他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爱德沃德·迈耶尔将对希腊、拉丁语言原始材料的掌握与一些关于苏美尔语、阿卡底语以及埃及语言和手稿的第一手知识结合起来，以追溯探讨人类所居世界的史前史。他就像波克底亚城邦的希腊人将武功推至印度那样，将其思想上的眼界推到了很远的东边。
《人类与大地母亲》
对于蒙森和伯里，我所羡慕的是他们关于十八世纪的实践，而不是其十九世纪的一些原则，——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的这些原则并没有得以实现。我[钦佩]的蒙森是那个写《罗马史》是那个写《罗马史》的早期蒙森，而不是编纂《拉丁铭文大全》和《全集》的晚期蒙森。他的《罗马史》是一部富有文学技巧的著作，在我看来，堪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媲美。据说，蒙森晚年回顾《罗马史》的写作时，以撰著此书为年轻时的失察之举，并希望通过编纂《铭文大全》来加以补救。如果这真是蒙森对其著作的最终定论的话，我倒不敢苟同；与此同时，我仍然视他为心目中理智的英雄之一。我尤其要强调，我不同意伯里关于“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宣言。伯里在其著作中极力想达到与其理论上的宣称相一致。但他没有成功。而在我看来，正是他的失败给了他那些著作以很高的价值。虽然在理论上有他的原则，伯里在实践上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
在这方面我一直较蒙森和伯里幸运，我逃脱了他们每人都曾遭遇过的那种精神上的冲突。得力于所受的古典教育对我的影响，十九世纪对专业化的崇拜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甚至从未受到诱惑——为求得与人一致而牺牲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我从来没有要在做个政治史家，经济史家，宗教史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或是技术史专家之问做出抉择；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目标一直是要做一个把人类事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研究者。我反对将人类事务析离成那些所谓的“原则”。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我希望从十八世纪一下子跳入二十一世纪，不让自己的双脚为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所束缚。我坚信，过去的传统也就是“未来的视波图”。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篇章，在这一篇章中我们的选择将不在整体世界与分割开来的世界之间，而是在一个世界与无世界之间。我相信人类将选择生和善，而不选择死和恶。因而我相信一个世界的迫近，相信在二十世纪里人类生活在所有方面和所有活动中都将再次变成大一统的。我还相信，在宗教领域里，宗派主义将从属于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在政治领域里，民族主义将从属于世界政府；与此同时，在人类事务的研究领域，专一化将从属于一种纵观整体的观点。
这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工作的目标。我所受的教育教我将希腊一罗马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我努力系统地扩大自己的历史眼界。我的目标是，把所有其他产生和消亡了的类似希腊一罗马社会的同类社会引入我的视野，带到我工作的范围之内。我既试图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芝诺等人的哲学中，还想从佛教哲学和儒家哲学获得一个立足点。我既试图探索犹太教，又想涉足于伊斯兰教；既试图探索基督教，又想涉足于印度教和大乘佛教。而且，尽管我对已经遍及全球乃至整个大气层的现代西方文明不无厌憎，我还是在坚守历史的立足点而外，力图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取得一个立足点。
阿诺德·汤因比，G.R.厄本著，胡益民，单坤琴译
选自《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厄本对话录》，商务印书馆，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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