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的一张新式征婚启事
蔡元培于1902年新年与黄世振在杭州结婚。
此前，因媒人纷集，蔡乃提出择偶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而“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条为可骇” 。
其中第一条，亦见于《夫妇公约》：“保身之术，第一禁缠足。” 第三条《公约》虽未明论，但“夫妇”对举，已包含一夫一妻之意。征婚时特别标举男子不娶妾，以与对女子不缠足的规定相应，更突出了男女平等意识。至于最可骇怪的四、五两条，不过是前引《公约》之五、六则的嗣响。蔡元培作为男子一方既可再娶，女子当然也可再嫁；离婚不同于男子单方面的休妻，也可以是女子的“自去”。这种体现男女平权的婚姻观，与礼教中的女子“从一而终”及男子的“七出”特权完全相左，难怪不见容于流俗。
在蔡元培征婚的当年，这般条件已是悬的极高，故“久不得当” 。幸好有黄炽昌这样一位“官僚中不可多得之人物”，使“其子女皆受相当教育，女子不缠足” ，而蔡氏又有幸于余杭叶祖芗家中观赏到黄世振颇有功力的字画，始由叶作媒，喜结良缘。结婚之日，也改行新礼，“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以拜孔为大礼。最新潮的还是“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而演说的中心话题，又是男女平权：“来宾陈介石引经据典，畅说男女平权理论；宋平子更主张男女应以学行相较。蔡则于答词中，表示学行固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 其中关于宋恕的演讲，详述内容则为：宋与陈相反对，“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平等之说，因戏曰：‘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由此才引出蔡氏关于人格平等的答言 。
从选择西历元旦为结婚日，到整个婚礼的进行，无不现出刻意营造的新意，与蔡元培的新人物身份正相称。无怪乎其“独摈绝俗礼”的做法，在“风气尚塞”的当时，会引起“人以为异”的反响 。
而无论征婚还是结婚，蔡元培所要标举的新风尚，都以男女平权为宗旨。不过，从其悬挂孔子之名，以及“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 的自述，不难看出蔡氏的出新并非完全不顾及传统伦理。尽管他择偶一定要列出男女双方有离婚的权利，然而实际上，蔡元培自己从未将其付诸实行；并且，在征婚同年写作的《家道论》中，他还发表了“与齐不改、从一而终为男女应守之公义”的截然不同的议论。但既有“尤不可不慎之于始，当视为极正大极紧要之事” 诸语在，蔡氏的苛求于前，正保证了婚后“与齐不改、从一而终”的实现。甚至十年后，当他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之时，提倡在“新教育”中加入“公民道德”一项，以法国大革命所标揭的“自由”、“平等”、“亲爱”为基本要义，也仍袭用儒家术语一一作解。如谓：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
这使我们明了，起码在蔡元培与黄世振结婚时，男女平等仍然归属于道德修养范畴，作为一种个人美德而被肯定。陈独秀所说“其实男子如果实行男女平权，是需要强毅的自制力之道德的” ，正可提供有力的证明。
在当日，能够接受蔡元培征婚条件的人，也算得上新女性了。不过，如同新人物蔡氏的仍尊奉孔子，新女性黄世振也曾有割肌疗父之举。蔡元培1919年自述生平时，讲到与黄氏结合一段，除谓其“天足，工书画”，还特意道及“孝于亲（曾因父病刲臂）” ，表明蔡对此点其实极看重。蔡元培所要寻找的，并非是反抗“三纲”的女革命家，而是在家为孝女、出嫁为贤妻、生子为良母的才媛淑女。尽管在与黄结婚同年开办的爱国女学校中，他“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是因为激于革命思想，欲借女校“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 ，如家庭观念重，显然会妨碍暗杀计划的实施；但更好的办法还是二者合一，并且也存在可能性。蔡氏后来表彰赵声之妹赵芬夫人“出则为革命党，处则为良妻贤母，尤与寻常女子不同” ，可视为其理想的女性典范。因此，1913年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讲中，蔡元培才会表示养成“贤母良妻”，亦是女子教育的紧要内容：“有良妻则可令丈夫成好丈夫，有贤母可令子女成贤子女，是贤母良妻亦大有益于世界。” 直到1927年发表的文章仍然认为，“良妻贤母，不得不认为对于现代女子最主要（手稿作“最正当”）的要求” 。实际上，在家庭范围内，蔡元培从未放弃过贤妻良母的主张。
蔡元培“慎之于始”选中的黄世振与周峻，确都是完全合格的意中人。黄去世后，蔡撰《祭亡妻黄仲玉》文，情词并茂，对黄氏的品德多有表彰。既谓“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又云：“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以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 在一个开明家庭长大的黄世振，照样自觉恪守传统妇德对女子的基本要求，直至贞烈观念。
而如果说蔡元培的第一次征婚尚属悬格以求，颇具浪漫色彩，第二次的择偶条件——（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先生之助者 ——便更为现实，乃因人而设。蔡氏先已属意于爱国女学校时期的学生周峻（养浩），因请关系人介绍，于1923年7月在苏州成婚。周氏的家庭与黄家不无相似处，周母甚或比黄父更开通。她“自少喜读书，明大义，不屑屑注意于女工、烹饪等事”。在一般人尚不信任新式教育之时，她不顾家庭的经济困难，毅然迁居上海，分送子女入爱国学社与爱国女学校读书。儿女婚嫁，周母也“一听其自由，不加以强迫也”，故周峻到三十三岁始与蔡元培结婚，这在当时极为少见 。周峻同意与蔡结合，自然是接受了做工作助手的条件。不过，从结婚之日始，蔡便以朋友待周。婚后十日，蔡元培即携周峻及子女出国赴欧洲。在结婚照上，蔡氏题诗一首曰：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秋。
以后文中也每称其为“养友” ，得其助力不少。
从王昭到黄世振再到周峻，蔡元培的身份不断改变，先为导师，继为夫君，终为朋友，家庭中双方的地位确乎越来越平等。这与蔡氏晚年对男女平权的认识加深不无关系。平等不再只是男性对夫权意识的自我克制，显示了个人品德的完善，而已与更深层的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在前一种状况下，“平权”充其量只能做到如蔡元培对于王昭的“使君一切申其意”，在家庭问题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却无法改变“夫为一家之主，而妻其辅佐也”、男主外女主内的旧格局。蔡氏先前就夫妻关系所作的论述之所以仅限于人格平等，而为事实上的不能平等留下诸多空隙，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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