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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的神话学

薛巍 楞个想 2022-09-24

大众文化中的神话

罗兰·巴特的著作中最可靠、最好读、最有韵味的一本是他的早期作品《神话学》,该书首版于1957年。在书中,罗兰·巴特开创了文化批评,他是第一个告诉我们日常的流行文化的含义的知识分子。但1970年出版的《神话学》的英译本并不完整,只翻译了53篇中的28篇,最近终于出版了新的全译本。中译本完整却不够准确。

美国批评家萨姆·安德森说:“在20世纪中期的法国理论家中,罗兰·巴特是有趣的一个(福柯强悍、德里达模糊、拉康神秘)。”巴特没有构建宏大的思想体系,而是写了由碎片组成的小书。他更感兴趣的是快乐、惊喜、冒险、快感,从碎片滚动到碎片的批判性洞察,而非传统的融贯的体系。他声称作者已死,提倡一种书写式阅读,读者在阅读时是文本的积极创作者。他的评论更新得非常快:从一个话题迅速转移到另一个话题,定义了新的兴趣领域(符号学、叙事论)之后就放弃掉它们,让别人去耕耘。他对法国经典作品的非正统态度令保守的教授发狂。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他宣告,他希望遗忘、忘却,提出他的目标:“不是权力,而是一点点知识、一点点智慧,尽可能地有韵味。”

《神话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53篇短文组成的文集,这些文章是罗兰·巴特给一家文学月刊写的“本月神话”专栏。罗兰·巴特在这个专栏里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大众文化的大爆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媒体普及,它们像一种新型心理引力一样,在最深层次上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罗兰·巴特就像大众文化领域的牛顿:找出大众文化的行为规律,检测其压力,揭示其影响力看不见的边界。

罗兰·巴特

罗兰·巴特并非50年代唯一一个写这种文化短评的人。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任职期间,就写过关于鸽子和行人的面孔的戏仿人类学论文的文章,他写这些文章的时间几乎跟罗兰·巴特的专栏同时。但罗兰·巴特的文风很特别:它们是格言形式的超然、严谨的理论著作,让人好像是第一次去理解那些很熟悉的事物(肥皂粉的奢侈、作家度假的特别之处)。

美国影评人理查德·布罗迪说,罗兰·巴特的《神话学》这个书名是用词不当。书中53篇对法国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体的研究中完全没有西西弗斯或俄狄浦斯,他说的完全不是经典神话的概念。该书的主题是被媒体传播和强化的信息,一个更加准确和轰动的表达应该是:“你正在被洗脑!”

罗兰·巴特的基本观点是,大众文化的运作跟神话非常类似。他说,以前由神和史诗来做的文化工作——教会公民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提供共同语言——现在成了电影明星和广告人的工作。在《神话学》中,他的计划是破解这些神话。他讨论了职业摔跤、明星的婚礼、肥皂剧广告、演员的照片、儿童玩具的趋势、法国总统让公民喝更多牛奶的倡议。他还写了一篇讨论嘉宝的脸蛋的文章——“嘉宝的脸蛋是一个理念,赫本的脸蛋是一个事件。”还写到塑料——“它是第一种神奇的甘愿平淡的物质。”

《神话学》最基本的观点是,任何事物都有某种含义,尤其是那些努力想显得没有含义的事物。罗兰·巴特在书的结尾说:“在一天里,我们到底能遇到多少没有象征的地方?很少,有时没有。我在这里,坐在大海边,这确实没包含什么信息。但在海滩上,多么丰富的符号学材料——旗子、标语、信号、广告牌、衣服、晒黑的皮肤,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多的信息。”

罗兰·巴特的许多洞见在今天跟在战后的法国一样适用。比如他对竞选照片的分析,这样的照片如今仍很流行:“选举照片提供给选民自己的相似性,选民同时被表现出来且被英雄化,他被邀请选举自己。”一张大头照是在强调候选人的写实外形,每个部位都表达出洞见、庄重、坦白。照片上候选人看向远方,“眼光高贵地迷失在未来,几乎3/4的候选人的大头照都是往上仰视,往超自然的光线中提升,凝聚它,并且将它提升到更高的人性化层次。候选人达到了情感升华的奥林匹斯山高峰,所有的政治矛盾都在那里解决”。

罗兰·巴特关注那些用广告宣传赋予其神话意义的产品。他评论了肥皂粉和洗涤剂的说明文字,欧英牌洗涤效力彻底(直达深处),这是假定衣物是“深”的,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种比喻。他说:“我认为汽车如今几乎相当于哥特大教堂。”

揭示神话的欺骗性

《神话学》一书最惊人的一点是罗兰·巴特对小资产阶级的鄙视。他写道:“最重要的敌人是资产阶级的规范。”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便是“资产阶级”,为了更清楚地看出罗兰·巴特的意思,每看到“资产阶级”时,读者就可以把它换成“糟糕”,每看到“小资产阶级读者”就换成“非常糟糕”。《神话学》是一部愤怒之书,最令罗兰·巴特愤怒的“常识”,他把常识等同于资产阶级的哲学,这种思想模式假装复杂的事物很简单,假装令人困惑的事物很清楚,假装本地的事物是普遍性的,简言之,认为权力、金钱和历史的偶然是宇宙的自然秩序。巴特认为,评论者的工作不是陶醉于这些常识的神话,而是揭露它们的欺骗性。

罗兰·巴特的愤怒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本月神话”专栏写于1954到1956年,那时法国正在经历经济繁荣、社会转变和政治危机。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在上升,购买及其伴随的工业生产和广告也很繁荣。电影很流行,年轻一代期望得到更多休闲和享乐。但在政治上,法国正在通过战争来维持其帝国地位,努力守住它在北非和东南亚的殖民地。1954年,在越南打了8年的仗失败了,后来又开始镇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起义,这场战争也持续了8年并以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而告终。各个党派都希望守住帝国地位。罗兰·巴特坚持不懈地反对法国的帝国主义,他最担心的是那些年反智的、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党也在崛起,巴特从媒体对同义反复的喜好(“生意就是生意”)、对战斗机飞行员的崇拜中探察到了布热德主义(提倡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成分。罗兰·巴特的言辞很激烈,但他的目的主要不是批判,而是去理解法国人的心灵习性。

在分析一幅被称作“人类大家庭”的照片时巴特写道:“照片的目的在于指出世界各国日常生活中人类行为的普遍性”,在于暗示“生、死、工作、知识、游乐永远产生于相同的行为类型”,因此形象地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人类犹如一个大家庭。这幅照片通过呈现人的多样性特征,把具有多种多样容貌和外表的人物颂扬为一个大家庭,于是,这个神话就掩盖了人们在其中生死工作的根本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压制决定性的历史内容,把一种共同的人类天性置于人类外表、制度和环境的表层差异之下。”

文化在产生神话意义时,总试图使它们本身的规范显得像是自然事实一样。“法国深陷在这种匿名性的意识形态之中:报纸、电影、礼仪、司法、外交、谈话、关于天气的闲谈、谋杀案的审判、婚礼、梦想的厨房、衣着,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依赖于这样一种有关人和世界的关系的再现论。这是资产阶级拥有的,也要我们拥有……资产阶级的规范被体验为自然秩序的自明法则。”

其他事物也具有社会习惯加于其上的意义。比如葡萄酒,在法国,它不只是诸种饮料之一,而且是一种图腾饮料,相当于荷兰的牛奶或英国王室在庆典时饮用的茶。“跟所有适应性很强的图腾一样,葡萄酒支撑了多种不在乎矛盾的神话。这种饮料总是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止渴饮料。它是红色的,有血这种浓稠、重要的流体。这是因为其液体形式并不重要:它首先是一种有转换能力的物质,能够扭转情势,从对象中抽取出跟它们相反的东西,如使虚弱的人变得强壮,使一个沉默的人滔滔不绝。因此它有古老的炼金术般的本性,具有无中生有的哲学力量。”它还是集体道德的基础。对法国人来说,信奉葡萄酒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行为,而饮酒是一种社会团结的仪式。“总理拍照时,坐在家中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一瓶啤酒,代替了红酒,全国为之骚动。”

来自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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