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历史评价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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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有个别也就有一般，研究、归纳、总结、讨论历史中这样或那样的带有规律性的或具有一般特质的现象，当然是历史研究者需要做的工作。但是，研究历史，先要求真。求真的唯一捷径，就是要抱定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态度。经过“神游冥想”，设法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尽力体验当事各方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非如此则无法贴近历史的真实，也就谈不上探求规律和讨论一般。

　　无论我们能够对过去的历史还原或重建到什么程度，也无论我们能够发现怎样的规律和一般，研究历史的人都需要对历史抱有一种尊重的态度。基于后见之明来评判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事实上换了我们未必能做得更好。所谓尊重历史，就是不要站在今天的立场上，不要站在今人的价值观的高度，去对当年的历史，无论是人，还是事，做简单武断的是非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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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当今文明社会中很多不文明的现象，如何理解当今文明世界中存在的很多野蛮的行径?这是我们在前面的讲座中反复提到，并深入讨论过的一个问题。我的讨论其实旨在强调一点，即我们需要基于历史进化的尺度来看待这一切，我们应当了解，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过程，在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进化过程中，很多情况不可避免。站在今人价值观的基础上，我们或应拒绝不文明，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只能抱理解的态度。

　　事实上，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文明和野蛮的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情况，即离现代文明社会越远，人类的野蛮性就越强。与此相关连，今人种种不文明的现象，乃至野蛮行径的存在，也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文明社会还只是处在最初的成长期内，许多情况下文明还没有克服野蛮;二是当前社会的进化、发展仍严重不平衡，不同人群或族群在发展程度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说我们才刚刚迈进现代文明社会应该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因为人类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迄今至少已有数千年，而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形成才不过二三百年时间，说它还处在最初的成长期内，容易理解。说当前社会进化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同人群或族群发展程度不同，部分文明，部分野蛮，很难不引来政治不正确的批评。但如果我们把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明”，限定在对不分种族、性别、党派、民族和国家的人的权利和生命的尊重上，这个问题或许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因为，正像我们已经讲到过的情况那样，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对“人”的理解，始终处于一种进化的却又无法突破的局限之中。古希腊在城邦范围内只有自由民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徒只认同教徒间“人人平等”;十八世纪末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只承认本国纳税的成年白人男性“人人平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几乎一致承认人权平等应当不分种族、性别、阶级、党派、民族和国家时，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迄今为止，这一认同仍旧是有局限、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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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并不就等于进步，也不意味着不存在局部变异或退化的可能。比如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一度出现了相当于古代奴隶制或中世纪奴隶制的情况。同样，我们也谈到过民族国家，即nation-state的问题。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专制制度而言，十七、八世纪英、美、法式以国民权利平等和国民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民)国家的崛起，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其影响之重大，不仅在于它催生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浪潮，而且在于它促成了人民主权意识和公民自由、平等思想的广泛觉醒。但是，只要回顾历史或放眼现实便不难发现，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落后地区开始兴起以血缘文化的同一性为诉求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式的民族主义以来，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事实上离“国民国家”相距甚远。

　　上述情况的存在，固然不能否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方向，但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势不可挡，现代化的潮流直接间接地改变着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每一族群甚或每一个人;一方面现代文明对人权、族权平等的观念及其法律规则普及全球，任何族群都可以基于文化的、血缘的，甚或共同体的理由，自决自立甚至建国。二十世纪全球从50个左右国家，不过半个世纪就发展到210个国家的情况，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人类社会在走向全球化、一体化的同时，也在走向碎片化和利益多元化。这两种趋向同时存在，冲突自不可免。许多人喜欢讨论为什么二十世纪会比十九世纪显得更野蛮，忽视了这一点，只怕会掻不到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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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其社会发展存在阶段性、局限性和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乃至不同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从十六世纪航海大发现开始，就生成了欧洲中心论，甚至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念。然而，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以及西方自由平权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人类社会于二战结束后又逐渐改变了国际政治及其思想的主流观念形态。殖民地独立、黑人平权问题解决、人道主义救助移民问题的通道开放等等，都极大地显示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

　　但是，这一新时代的出现，其实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性、局限性和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乃至不同人们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差异性。在国际社会和各国内部人群间差距依旧明显，甚至悬殊的情况下，以欧美发达国家文明观念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道德标准及其秩序要求，统一规范一切，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亚非国家接连发生的大屠杀，近年来欧美国不断发生的移民暴动、黑人暴动，以及美、英等国与伊斯兰极端组织之间的全面战争，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

　　问题在这里很明显，在亚洲、非洲，包括阿拉伯地区，很多人过的还是部落生活，或仍处在典型的农耕社会中。他们离现代文明非常远，更不知城市文明为何物。在他们那里，通行的是另一套适合于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道德、观念和法则。简单地用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用城市文明的标准来要求、规范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人们或族群，最后的结果就是文明之间发生冲突。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看，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交流，可以共处，甚至可以融合的。文化不同不见得会发生战争。但是，不同文明发展程度之间的人、族群、国家和平共处就麻烦得多。因为它们之间道德、法律以及观念意识的标准大相径庭，强行用一种标准来规范一切，一旦出了问题，一定会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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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三强调我们需要看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性，根本上是因为自古以来这种趋向的一致性，是可以从各种不同族群的进化发展进程中发现的。我们说人类文明思想最早可以在公元前中外思想家的思想言论中找到其源头，其实只是说人类从原始部落阶段进化到部落国家阶段后，几乎所有族群中长于理性思考者都开始意识到族群中个体生命，乃至于个体权利对于整个族群的重要性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与还处于原始状态时的人的观念有很大区别的。但这是否意味着部落国家阶段的人会产生现代人权思想呢?当然不是。

　　观念的发展，比如人类对个体生命的重视，首先是其生存条件，包括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以在今人看来不理想，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当时几乎无视个体的和部分的存在价值。他的全部政治逻辑都是建立在“部分是为整体而存在的”这一基点上的。为什么他不能突破整体主义的局限性?因为那个时代中人，基本上是靠一种蚁群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存续的，每个人不过是维系其所生存的那个蚁群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或零件而已。离开了蚁群，个体就是死路一条。

　　人类社会的进化，包括观念的进化，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进化而进化的。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改变了整体主义的生存方式，给予了结合成集体的个体以更多自主生存的可能时，建立在个人权利意识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生存方式就会产生出来。卢梭建立在人权平等观念上的契约论的形成，以及欧美在国民认同基础上出现的民族国家，都是人类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阶段的产物。

　　整体主义的社会，个体权利及其生命只能依整体利益为转移;集体主义的社会，因为集体建立在个体认同基础上，因而必须承认个体权利并需要重视构成集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个体亦需要为维护集体存在而牺牲，需要为扩张集体利益去对抗甚至仇恨与自己所属有利害冲突的其他集体及其所属的个体。从这个角度看，集体主义社会的缺陷与不足显而易见，但相比整体主义社会，它仍是一种进步。事实上，注意到我们周边许多人不仅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利和生命，而且越来越关心同类的权利和生命，甚至会越来越关心整个人类生存的环境，会重视自然界各种动物的生存状况，这种变化的趋向性无论如何还是值得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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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德国法西斯的历史的时候，我提到过一个情况，确有一些普通的德国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成功了，第三帝国把欧洲都占了，他们的付出也就都值得了，因为他们那时很可能就会成为欧洲某个地方的一个农场主。日耳曼人发动的战争，古来多有，从神圣罗马帝国，到俾斯麦时代，到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一直没有断过。但普通平民会抱此种幻想，却非到二十世纪纳粹德国时代才会有。

　　这件事很典型地反映出二十世纪不同于此前世代的一种重要改变。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一个国家无论实行怎样的制度，或由谁来当权，几乎都不能不努力讨好本国的普通民众，并且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纳粹党纲的内容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它一方面宣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一方面更多方强调自己是德意志最广大的普通民众的代表，宣称自己将基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努力为每位德国普通民众谋求福利。

　　“人民”一词，自美国《独立宣言》高揭以来，在二十世纪已经变成一面最能彰显政治正当性，也是最具新时代色彩的政治旗帜了。诚然，无论是在早期美国，还是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新兴的政治权力人物的观念中，“人民”的内涵始终变动不居，甚至言人人殊，公开主张独裁、暴力的希特勒一类政治人物亦能从中获益。但是，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一家一姓的皇权统治相比，权力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承认，权势者因此必须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仅此就反映出时代的不同和变革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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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达尔文刚刚发现人类的祖先是蒙昧的原始人时，就公开表示过他的感叹：幸亏自己是现代人。人类自身的进化所带来的进步，即使仅隔几代人也往往清晰可见。十九世纪末直言中国人有许多不文明现象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时就承认：自己的前辈也曾经一样不知卫生和文明为何物。历史本身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只要我们不戴有色眼镜，就不难看清我们在历史当中的位置，不至于像孔夫子那样总想开历史的倒车，活在当下，却天天梦着周公，总以为过去比现在好。

　　由此可知，研究历史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可能变得比较明智。不会太过愤世嫉俗，也不至于太过厌世悲观。我这几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希望能够让听众了解，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都很多，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就在倒退中。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历史始终在进化中，只是这种进化通常极其缓慢和曲折，未必是一两代人能够清楚发现的。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了解人类历史进化的方向性，有更多的人自觉努力去推进这一进程，至少能够少犯一些太过愚蠢的错误，少走一些代价太大的弯路。

　　 （本文为杨奎松教授在理想国讲堂的讲座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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