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的暴力、文学与暴力史

导   读

南希·阿姆斯特朗和伦纳德·特林豪斯两人都执教于布朗大学英语系，都是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阿姆斯特朗任系主任。两人的研究领域都包括十七至十九世纪英美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下文摘录自两人为合编的《表征的暴力、文学与暴力史》（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1989）一书所写的“前言”。此书通过“暴力”来揭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新历史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南希·阿姆斯特朗和伦纳德·特林豪斯两人都执教于布朗大学英语系，都是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阿姆斯特朗任系主任。两人的研究领域都包括十七至十九世纪英美文学和后殖民文学。下文摘录自两人为合编的《表征的暴力、文学与暴力史》（The Violence of Represent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Violence,1989）一书所写的“前言”。此书通过“暴力”来揭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其新历史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朱刚 编著

作为现今这个历史阶段的美国学者，我们觉得，如果把权力和暴力当作属于警察或军队的专利来谈论，看作属于其他地方的某些人且由他们来行使，是不那么诚实的。因为显然，现代文化中那些通常被纳入非政治类的较为微妙的形态，把我们大多数人圈到一起，正如它们把某些特定的“他者”确定为合适的暴力对象一样。除了少数几个显著的例外，理论界对政治权力的某些表现形式仍未给予充分的认可，这些形式在存在于个人生活、身体保健、休闲活动或文学（仅举数例）等等文化形态当中并通过它们发挥作用。所以我们感到有必要把《简·爱》当作一份文献来重新审读，因为它能提供一个较好的机会，让我们不仅得以考察文化规范的权力，而且可以考察它把诸如爱情、想象力、教养和美德的东西重新纳入“非政治”的倾向。

小说中的第一种暴力模式就是小说描述的那一种。它存在于“外部”世界，是简的言语的对立面。她遭遇的暴力表现为多种形式：坏亲戚、坏老师、坏的求婚者、以及在较宽泛意义上指那些操控她生活的坏人。这些人之所以蛮横暴虐，是因为他们的自身能力不如她，因为他们要压制简惊人的成长和发展潜力。也就是说，他们的暴力是在特定文化和特定阶级意义上的暴力。在简与她的姨妈兼继母里德太太对抗的一幕，我们见证了简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发生的数次对抗中的第一次。

里德太太放下手头的活儿，抬起头来，眼神与我的目光相遇，她的手指也同时停止了飞针走线的活动。

“出去，回到保育室去，”她命令道。我的神情或者别的什么想必使她感到讨厌，因为她说话时尽管克制着，却仍然极其恼怒。我立起身来，我走到门边，我又返身转回，我穿过房间，到了窗前，一直走到她面前。

我非讲不可，我被践踏得够了，我必须反抗。可是怎么反抗呢，我有什么力量来回击对手呢？我鼓足勇气，直截了当地爆发出这句话：

“我不骗人，要是我骗，我会说我‘爱’你。但我声明，我不爱你，你是世上我最不喜欢的人……”

我激动得难以抑制，浑身直打哆嗦，继续说了下去：

《简·爱》中的里德太太 “我很庆幸你根本就不是我亲戚，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叫你舅妈了。长大了我也永远不会来看你，要是有人问起我喜欢不喜欢你，你过去怎样待我，我会说，一想起你就使我讨厌，我会说，你对我冷酷得到了可耻的地步。”

“你怎么敢说这话，简·爱？”

“我怎么敢，里德太太，我怎么敢，因为这是事实……”

我还没有回答完，内心便已开始感到舒畅和喜悦了，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的自由感和胜利感，无形的束缚似乎己被冲破，我争得了始料未及的自由。这种情感不是无故泛起的，因为里德太太看来慌了神，活儿从她的膝头滑落，她举起双手，身子前后摇晃着，甚至连脸也扭曲了，她仿佛要哭出来了。（36—37）

尽管这是第一次对抗，但它为构成小说其余部分的对抗提供了一个样板。这部小说的魔力如此强大，它至今仍令读者很快情不自禁地与其相貌平平的女主人公产生认同。这个女主人公是夏洛蒂在经历了痛苦的失望之后创造的。她的第一部小说《教师》被拒绝出版，而她的两个妹妹的小说——安妮的《艾格尼丝·格雷》和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却被竞相争购。夏洛蒂毫不气馁，她开始潜心创作那部令她在三姐妹中声誉最高的小说，并断言（据盖斯凯尔夫人的记述）其女主人公在没有金钱、地位、家庭、美貌、财富，甚至没有招人喜欢的性格的条件下，却能达到妹妹作品中女主人公所成就的一切，从而胜过她们。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或者说夏洛蒂本人这样对盖斯凯尔夫人说：她决心用凭空创造的手法，即用自我本身再造一个自我的手法，来超越她的妹妹们。在这样一个计划中，暴力成了基本要素。每当简被禁闭在房间里、被打入社会等级的底层、被压制、被缄口、被羞辱，或以其他方式被压服，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证据，显示那被禁闭、压制、缄口或羞辱的对象早已存在，它比它的遏制者更高大，比任何社会角色更恢，比那些擅作主张的代言人更雄辩（尽管它非常诚实），境界更高尚。这个对象既不是家庭，也不是财富，不是美貌，不是才智，也不是成就。因为每一次的压迫行为都在阐述那个主体——简本人的本质：“我还没有回答完，内心便已开始感到舒畅和喜悦了，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的自由感和胜利感。”这正是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所说的“压抑假说”的暴力形式。在谈到十九世纪作家从那些看似平凡的人们心中发现的“深层”隐秘时，他这样说：

这个女主人公是夏洛蒂在经历了痛苦的失望之后创造的。她的第一部小说《教师》被拒绝出版，而她的两个妹妹的小说——安妮的《艾格尼丝·格雷》和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却被竞相争购。夏洛蒂毫不气馁，她开始潜心创作那部令她在三姐妹中声誉最高的小说，并断言（据盖斯凯尔夫人的记述）其女主人公在没有金钱、地位、家庭、美貌、财富，甚至没有招人喜欢的性格的条件下，却能达到妹妹作品中女主人公所成就的一切，从而胜过她们。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或者说夏洛蒂本人这样对盖斯凯尔夫人说：她决心用凭空创造的手法，即用自我本身再造一个自我的手法，来超越她的妹妹们。在这样一个计划中，暴力成了基本要素。每当简被禁闭在房间里、被打入社会等级的底层、被压制、被缄口、被羞辱，或以其他方式被压服，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证据，显示那被禁闭、压制、缄口或羞辱的对象早已存在，它比它的遏制者更高大，比任何社会角色更恢，比那些擅作主张的代言人更雄辩（尽管它非常诚实），境界更高尚。这个对象既不是家庭，也不是财富，不是美貌，不是才智，也不是成就。因为每一次的压迫行为都在阐述那个主体——简本人的本质：“我还没有回答完，内心便已开始感到舒畅和喜悦了，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奇怪的自由感和胜利感。”

这正是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所说的“压抑假说”的暴力形式。在谈到十九世纪作家从那些看似平凡的人们心中发现的“深层”隐秘时，他这样说：

因此，福柯颠倒了压抑的逻辑，把压抑假说换成了生产性假说。如果用勃朗特的例子来解释他的观点，我们就须把简反抗压迫势力的斗争视为一种话语策略，其目的是把个体内心深处的东西，即我们所认为的简的真实自我展现出来，社会为了要存在就把这些内心深处的东西压抑了。这段话的要点在于暗示话语的涵义总是要多于它表达的表面内容，即在言语的另一边还有一个自我，它用言语的形式宣泄出来，却发现自己被篡改了、削弱了，因为它已被规范化并约束在构成“社会”总和的诸多范畴之内。

福柯暗示，要理解这样一个女主人公留下的遗产以及她对当今读者所具有的魔力，我们必须识别第二种形态的暴力。简把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描述为绑缚在身上的重压，事实上等于针对个体的暴力行为，而读者的回应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她的解放。我们的情感过于倾注于小说的女主人公，以至于忽略了她的描述能力本身何以变成了一种暴力模式。但实际上的确如此，因为简围绕“自我”与“他者”两极对世界进行了重新建构。例如，时髦的布兰奇·英格拉姆是与她争夺罗切斯特的情敌，在简对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暴力模式在起作用。

英格拉姆小姐不值得妒忌；她太低下了，让我产生不了那种感情。请原谅这种看来似乎矛盾面的评论：我是表里一致的。她好卖弄、但并不真诚。她风度很好，而又多才多艺，但头脑浮浅，心灵天生贫瘠；在那片土地上花朵不会自动开放，没有不需外力而自然结出的果实，散发不出清新的气息。她缺乏教养，没有独创性，重复书本中的大话，从不提出见解，也从来没有自己的见解。她鼓吹高尚的情操，但从没产生过同情和怜悯，身上丝毫没有温柔和真诚。（188）

就这段评价所显示的文雅且精当的特点而论，的确无人可以匹敌勃朗特笔下的这位叙述者。她通过采用一套基于个人天资的另类价值系统（“她太低下了，让我产生不了那种感情”）巧妙地颠倒了布兰奇优于简的社会地位。这个策略把价值观引入深层次(“心灵”和“头脑”) ，而通过采取这样的策略，勃朗特使英格拉姆远远地处于简的下风（“头脑浮浅”以及“心灵天生贫瘠”）。虽然布兰奇·英格拉姆受过优雅的教育，外表靓丽，又“多才多艺”，但是勃朗特以简的感觉能力与之竞争，它实则等同于做人的能力。

本文选自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

规划教材）

作者：朱刚 编著

转自北大博雅教研

回复【0038】获取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