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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真理原本的面目

李玉民 楞个想 2022-09-24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被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吧。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且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决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如果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售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特定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的:“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中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就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

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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