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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雨果的流亡

程曾厚 楞个想 2022-09-24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参加了共和党人组织的反政变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实行恐怖政策,对反抗者无情镇压。雨果也遭到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一天早上”,亲王总统的流血政变发生了,法国接着果然“胡里胡涂地有了个皇帝!”。这时,离开雨果七月十七日的预言,仅仅三个半月的时间。共和派没有准备,人民没有起来,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三日,雨果写了《告人民书》,雨果的战友博丹在街垒上被打死;四日,大屠杀开始。从二日政变开始,到十一日雨果携带假护照出逃比利时,前后十天,雨果在哪儿,雨果做了什么,雨果写了什么,雨果说了什么。历史留下的记载很少。

 

  二〇〇六年,由热拉尔·普香(Gérard Pouchain)编辑出版《朱丽叶·德鲁埃回忆录》(Juliette Drouet, Souvenirs 1843 - 1854),内有一篇《政变日记》(Journal du coup d’Etat),约合中文近四万字,逐日近乎逐时地记述了雨果在政变后最初几天的日日夜夜。朱丽叶的日记不是为出版写的,也不是为后人写的,所以一个半世纪后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更其可信,更其可贵。雨果夫人抱病在家,和女儿躲在家里。大儿子夏尔和小儿子弗朗索瓦-维克多在狱中坐牢。这时候,是头发灰白的情人朱丽叶,冒着生命危险,像天使一样,时刻护佑着提着脑袋从事秘密活动的雨果。也是朱丽叶在最后关头,设法弄到一张假护照,躲过警察的监视,把雨果护送出国。接着,朱丽叶带着一大箱雨果的手稿,到布鲁塞尔和雨果会合。一八六〇年,雨果在手记里回忆道:“如果我被捕,枪杀我的命令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日子里早已经下达。……我之所以未给抓走,因而免遭枪杀,我之所以此时此刻还活在人间,都应当归功于朱丽叶·德鲁埃夫人。她不惜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使我免遭任何不测。她是怀着何等的智慧,何等的热诚,何等英勇的大无畏气概,不断地照料着我,为我找到了安全的栖身之地,上帝知道,上帝会报答她的!她时刻准备着,黑夜和白天一样,在巴黎的街道上穿过夜幕独自徘徊,蒙骗哨兵,追踪间谍,在枪林弹雨下无畏地经过各条大街,总能猜得到我在的地方,只要是救我的命,她总能找得到我。对她已经签下逮捕证,而她今天对流亡一片忠诚。她不愿意别人说起这些事情,可这应该让大家知道。” 雨果后半生的生命,后半生的作品,没有朱丽叶的奉献,没有朱丽叶的献身,会是一句空话。


  雨果对流亡者,下过一个定义:“一个完全破产、只剩荣誉的人,一个被剥夺干净、只剩良心的人,一个彻底孤立、身边只有公道的人,一个人人摇头、只与真理为伍的人,一个被投入黑夜、只剩太阳的人,这就是一个流亡者。”


  早在《暮歌集》的长诗《拿破仑二世》里,雨果对被英国流放在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的一代天骄拿破仑,充满无限同情:


  不要流放任何人!噢!流放多么肮脏!


  雨果深信:政治流放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二十年后,年近半百的雨果自己也走上了流亡的道路。法国历史的发展,雨果思想的演变,把雨果逼上坚定的共和派立场。雨果住在布鲁塞尔市政厅广场避难。多年的政治理想成为泡影,雨果痛定思痛,于一八五二年四月十五日,在客居的寓所用拉丁文写下血书:“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人民,我相信法兰西”。


  六月十四日,雨果开始撰写抨击性抒情散文《拿破仑小人》,一鼓作气,七月十二日完稿。随着《拿破仑小人》的即将出版,他在比利时的避难生活不得不告一段落,否则会招致法国对比利时政府的报复。八月一日,雨果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起程去英国。雨果在慌乱中离开祖国,而告别欧洲大陆的心情是凄凉的。患难识知己,雨果对特意从法国赶来送行的大仲马感到分外亲切,也分外感激。为此,雨果在《静观集》里,借《致大仲马》一诗,记下了当日的情景:

 

         朋友,我从未忘怀安特卫普的码头,

          勇敢的人群都是立场坚定的朋友,

          一个个主持公道,还有你,还有大家。

          轮船在浪里颠簸,把船上小艇放下,

          开过来接我,于是,彼此长时间拥抱。

          邮船点火,我登上船前的甲板高高,

          叶轮转动,劈风斩浪,我们互道珍重,

          彼此告别,于是浪花翻腾,波涛汹涌,

          码头上站的是你,甲板上站的是我,

          两把诗琴在颤动,彼此在声声应和, 

          我们俩注目对视,仿佛灵魂在交流, 

          一直看到最后还能看得见的时候; 

          大船飞快地离去,大陆在越变越小; 

          你我之间,地平线扩大,而万物烟消; 

          海雾茫茫,把一望无际的波涛盖住…… 


  雨果对伦敦法国流亡者之间的内部纷争感到痛心,也感到厌恶。八月五日,雨果离开英国本土,中午十二点半,由长子夏尔陪同,在英吉利海峡群岛中泽西岛(Jersey)的首府圣赫里尔(Saint-Hélier)上岸,和先期到达的妻子和女儿会合,开始他漫长的流亡生活。第二天,情人朱丽叶到达。八月十七日,次子弗朗索瓦-维克多从巴黎来到泽西岛。全家住在海边一幢叫做“海景台”(Marine-Terrace)的大房子里。是日,在英国伦敦印刷的《拿破仑小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问世。雨果选择泽西岛,是因为小岛居民讲法语,又在法国海边。


  流亡者的生活是一无所有的生活。一切都从零开始,从绝对的零开始。雨果一家五口,自己年已半百,妻子阿黛尔四十九岁,长子夏尔二十六岁,次子弗朗索瓦-维克多二十四岁,小女儿阿黛尔,也二十二岁。好在“海景台”的房租“十分低廉,每年一千五百法郎”。


  雨果自己算过一笔帐:“这位流亡者曾经拥有的全部财产,仅仅剩下七千五百法郎的年收入。过去每年为他带来六万法郎的戏剧收入被取消了。他的家具被匆匆拍卖,所得不足一万三千法郎。他有九个人要他养活。”所谓“九个人”,是指雨果还要负担景况比他更窘迫的流亡者。雨果全家在泽西岛上度过了四年又两个月的时间。


  雨果朝夕和大海相处,时刻和大自然相亲。他发现泽西岛居然是座鲜花烂漫的小岛,心情逐渐恢复平和。他摆脱流亡者之间纠缠不清的理论纷争,埋头创作。继《拿破仑小人》之后,诗人首先写的是讽刺诗集《惩罚集》。《惩罚集》出版后,雨果整理抒情诗旧稿,增加新篇,筹备出版《静观集》。对作家而言,创作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


  在“海景台”的生活期间,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其一,是雨果的两个儿子,夏尔和弗朗索瓦-维克多,对欧洲新时尚的摄影艺术产生兴趣,他们在“海景台”布置一间“暗房”。雨果对摄影很有好感,成为文学史上早期留下大量照片的作家。陪同雨果流亡的朋友奥古斯特·瓦克里也加入他们的队伍。泽西岛“海景台”的摄影棚为后世留下了数以百计老式的达格雷式照片(daguerréotype)。今天,这些底片保存在巴黎奥尔赛美术馆的库房里。一九九八年,奥尔赛美术馆和雨果故居纪念馆联合举办大型“雨果流亡摄影展”,展览名为《和阳光合作》。


  其二,是所谓的“灵桌”(tables parlantes ou tables tournantes)问题。“灵桌”指凡人借助会动的桌子和彼岸世界交流信息。一八五三年九月六日,老朋友吉拉尔丹夫人(Mme de Girardin)从巴黎来泽西岛拜访雨果,带来巴黎的时髦玩意儿“灵桌”,借助桌子和亲人的灵魂对话。雨果先持怀疑态度,随着亡女莱奥波德蒂娜的显灵,全家震惊,深信不疑。前后将近两年时间,灵桌是“海景台”的主要消遣,灵桌的启示对雨果的思想发展和哲理诗创作产生影响。


  雨果和灵桌“对话”的本意,只是和女儿的亡灵交流,但是“对话”的对象很快增加,“对话”的范围很快扩大,成为诗人和冥界有关生死轮回、宇宙起源的宗教哲理大讨论。雨果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九日手记,得出十分惊人的结论:“我仅仅通过沉思,已经掌握今天灵桌在许多方面的启示……今天,我完全看清的事物,灵桌予以证实,我没有完全看清的事物,灵桌予以补充。我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写作的”这主要是指雨果哲理诗和启示录式诗歌的创作。现在,既有当年通灵现场的原始文字记录,又有通灵的神秘绘画,保存在国立法兰西图书馆。


  法国十九世纪的某些作家,如巴尔扎克,都对此类通灵哲学有兴趣。雨果在流亡生活里历时两年多的灵桌活动,留下多方面的见证材料,成为一些严肃的雨果研究家的研究对象。



黑格尔: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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