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后面的张闻天

在探索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之路上，曾作出独特贡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外，还有站在他们后面的张闻天。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

张闻天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全面地批判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后，主动表示离开中央机关，下决心去农村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他任团长、由九人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农村调查。1942年10月，他在兴县调查时写的《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对抗战期间农村阶级关系变化、土地占有变化、借贷关系变化，都作了分析。在随后写出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并由此得到了关于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比较系统的认识。他提出“中农中的富裕中农是代表农村中较高生产力的一个阶层”，“以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中农经济的继续发展。一部分贫农将上升为中农，中农将变为更加富裕的中农。这种大多数农民的向上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

张闻天在1942年7月9日所作的《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讲话中，根据这一趋势提出：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是封建势力削弱，个体小生产经济发展，中农向富农发展，地主向富农发展，将来发展前途是资本主义经济。他在兴县十四村调查报告中提出以后发展农村经济的任务应是“切实掌握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三分封建主义，七分资本主义）”。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这样说的：“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但同时，它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张闻天依据调查、统计、分析，得出了“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经济”。“农村经济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我们党要“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和主张在思想认识层面上的一个充实和提升，他是以极高的热情去积极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的。他的这一思想在毛泽东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得到体现。“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

在土改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争夺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中共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于是主动请缨去东北。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底，他经历了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全过程。尤其是任合江省委书记的两年，他在第一线指导全面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主张，提高到又一个新的层次。

1945年11月，东北局决定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从牡丹江去佳木斯上任。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有土匪骚扰，从牡丹江到佳木斯的火车不通，走到林口又折回牡丹江。张闻天不愿留在城里，于是到离牡丹江二三十公里的宁安去开辟工作。在宁安短短四五个月，他和富振声等一起搞社会调查，了解了日伪统治14年之久的城乡政治、经济情况和各阶级的动向。在此基础上，他广泛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领导反奸清算和清剿土匪，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工作，将宁安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刘英说：“闻天从宁安的实际出发，将开辟根据地的各种工作初步做了一遍，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符合东北实际的一套办法。”从而为指导合江省的根据地建设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

在合江土改工作中，张闻天在抵制“左”和右两方面倾向的过程中，进一步对自己的工作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他在1946年11月7日《五个月群众工作总结》中指出：“我们在执行阶级政策上还有‘左’的偏差，这主要的表现在团结中农（包括佃中农）的不够及对富农（佃富农在内）与小地主的照顾不够。”如果土改中侵犯了中农，那就不仅会打击这些中农的积极性，而且会使贫雇农害怕劳动致富。这“实际上是破坏农村生产力”。他那时已明确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政策的重要标准。半个多世纪后，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的思路正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1946年7月24日，张闻天针对合江桦川县土改“最穷的人分最好的地，富人分坏地，即人分几等，地分几等，然后一等人分一等地的原则”，在给工作团陈勉的信中指出：“这个方法是否会影响大多数农民内部的团结？是否会使佃富农积极反对我们？”他强调，我们今天的农村政策，“还是在团结大多数农民”，“还必须紧紧抓住中农”。这与他一贯认为中农、富农是代表农村中生产力的积极因素的观点是一致的。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耕者有其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与全国一样，东北也掀起了平分土地的高潮。在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说了算”的口号从关内传到关外。

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极左口号传到合江时，张闻天在会上非常生气地说：“那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工农联盟？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嘛！”许多地方刮起了“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这股风愈刮愈猛，打击面也越来越大。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也被当作地主、富农斗了，财产分了。当时《东北日报》和有的省报大量报道“扫堂子”经验，号召仿效。合江有些干部沉不住气，责问省委，甚至怀疑、埋怨省委右倾。对此，张闻天毫不含糊地表态：“‘扫堂子’的做法是‘左’的东西，不能搞。”张闻天明确指出，“扫堂子”严重地破坏我党的土地政策，极大地扰乱了农村阶级阵线，人为地造成了人民群众的分裂和对立。他指示《合江日报》对《东北日报》和别省省报刊登的“扫堂子”经验和社论一律不予转载，使全国土地会议后“左”的倾向没有对合江地区土改产生大的影响，从而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在1948年1月18日《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全国土地会议后，尤其是晋绥土改中“左”的偏向，土改中“左”的偏向才得到纠正。

我的父亲陈伯村（时任合江省委副书记）在回忆与张闻天在合江省委一起工作的日子时，还讲了一件事：当平分土地运动搞得有些过火的时候，合江一部分干部还不罢休，提出要反对所谓“差不多”的思想，以“把地主的浮财挖净”和“将来地主不会翻把”作为衡量彻底与否的标准，可见当时一些干部思想的混乱。张闻天果断地召开全省群众工作会议，就怎样估计合江土改工作和要不要“扫堂子”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会上各种意见交锋十分激烈，经过充分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的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肯定合江的土改比较健康而且彻底。省委又下发了《检查土地改革中左倾偏向的通知》，张闻天提出了具体的纠偏意见：“对被斗错的富裕中农与中农，其浮财未分的，坚决退回其原物；已分的，由农会设法补偿，去掉政治帽子，让他们加入农会。”会上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佳木斯市一个区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贫雇农翻身坐天下”。张闻天得知后，不许把它挂到会场上。他还不止一次在会上会下讲自己20世纪30年代在苏区犯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谆谆告诫大家，使大家深受教育。最后，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合江农村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作出“合江全省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的估计，及时地坚决地把工作重心从土地斗争转为生产斗争，将生产、支前作为两大中心环节来抓。从此，在农村广泛组织互助组，开展大生产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果断地宣布不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中有一根脉络十分清晰：调整生产关系是为了有利于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正确对待工商业者

在如何对待城市工商业问题上，也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解放战争初期，合江是东北地区的战略后方，拥有较多的城镇、工矿林区和工商业。在“扫堂子”风影响下，在农民平分地主土地和浮财的同时，一些干部和农民还要求去城镇挖浮财和平分地富兼营的工商业，甚至发生了把农牧林业的资本家、小地主也当作地主弄到农村去斗争的情况。合江省几个县的农民派了几百辆大车来到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浮财。是支持，还是制止，佳木斯市负责同志十分为难。让农民进城，则私人工商业会被一扫而光；不让进城，又怕被说成包庇地主、资本家。情况紧急，矛盾尖锐。

张闻天召集有关干部开会，统一大家的认识。他说：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农民随便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同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如不及时制止，合江各城市的私人工商业在短期内将有全部被打垮之危险。他果断地坚决制止这一行动，明确指出：对城镇私人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政策，不能只顾农民眼前利益而损害城乡人民长远利益。随后，他起草了《在平分土地中保护工商业》报告，于1948年1月12日报东北局并转中央。合江这一正确做法，立即得到党中央的肯定。

1948年1月31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合江省保护工商业的文件，“须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中央并批转了合江省委的报告，指出：合江省委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马列主义的政策。就在张闻天起草的报告上报后不久，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再次向全党重申，“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1948年3月，东北局在总结整个东北的土改时，充分肯定了合江省委的上述做法。东北局在《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中指出，各地在运动中发生了若干错误偏向，但“有些地区掌握政策较稳，如合江省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东北局认为合江省土地改革是健康发展的，特别是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方面做得比较好。

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对待资本主义剥削，张闻天在1946年为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等文件中明确指出：“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应“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繁荣工商业方面去。沉溺于城市的清算运动，模糊我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对于封建主义的政策的根本原则区别之偏向，是应该纠正的。我们应该劝告与鼓励纯正的工商业者恢复与继续他们的工商业活动，同时在一切可能方面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与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与安全。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禁止”。

在《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等文件中，张闻天从理论上强调：“我们对待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对待封建地主阶级的政策，应有原则的区别。”他的这些思想都在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杨家沟所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话中得到体现。“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当时东北的工业资本占到全国工业资本的70%～80%。正确地对待工商业者，是城市经济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由于合江省委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工商业者对党的发展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了认识，经营积极性普遍高涨，佳木斯市工商业出现了初步繁荣局面。这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不仅得到了党中央和东北局的肯定，而且被解放后东北工业的快速发展印证。

“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剥削有功还是有罪？”这些问题，张闻天不仅早在1946年11月已经回答，而且他的回答更全面。张闻天在1948年8月东北城工会议上回答一些同志疑问时说：“有些人甚至说，‘工人养活资本家，资本家也养活工人；究竟是穷人养活富人，还是富人养活穷人，还要研究’。劳动创造世界，工人的剩余价值养活资本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难道这还要研究，还能改变吗？”可以说，张闻天是党内坚持反对“左”右偏向，制定与执行私人资本主义正确政策的主要代表之一。

刘英在《为了建设巩固的战略后方———忆闻天在合江》中说：“在合江的两年工作，虽然艰苦，但很有成效。闻天执行了党中央与东北局的方针、政策，又对自己的工作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在某些方面充实和丰富了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方针、政策。闻天同志同合江军民干群一起，完成了把合江建设成为巩固的战略后方的任务。他的心情是舒畅的。此后，每当回顾这一历程，我们都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1990年《张闻天在合江》出版时，陈伯村在序言中写道：“张闻天同志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勤奋好学，敢于独立思考，善于发扬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受到大家的敬重和爱戴。我们在合江工作过的同志，都感到在闻天同志领导下，能够得到很好锻炼与培养，思想政策水平提高明显。工作条件艰苦而心情舒畅……至今仍然使我们不胜怀念。”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

1948年5月，张闻天离开合江去哈尔滨担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时正是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变，即将进行战略决战之时，他思考的重点已经开始放到了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党的战略重点的转移，确立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上面。东北解放区的各项经验，特别是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的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为他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实践基础。

张闻天在《城市的地位和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城市领导农村”的战略思想。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并指出这种重心转移的必要性，从根本上是由城市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城市代表更高的生产力，代表工业技术、科学与文化”，“城市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他还说“城市领导农村”的实质就是“工业领导农业”，“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

张闻天在合江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东北的经济构成，思考经济建设的方针。为了稳健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到东北局工作后，他坚持继续探索。1948年7月18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报告。1948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具体分析城市阶级关系和经济结构，提出党在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在此基础上，他为东北局写了意义深远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简称《经济提纲》）。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张闻天起草，经东北局会议通过的决议《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及时指出，东北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进行经济建设的新的时代”，“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1948年12月，张闻天改任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继续调查研究，完善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认识。可以说，上述这些报告、发言、文件、决议，集中反映了张闻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经济思想，相当系统、全面地从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政策方面设计了一幅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勾画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规定为五种

张闻天明确地把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形式规定为五种：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合作经济（还有外国在东北经营的工商业，称为“秋林经济”）。补充了毛泽东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提出的“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提纲》报告中央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形态的意见。《经济提纲》遵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这是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补充。

提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

“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允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按照这个经济建设方针，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可以把整个社会经济组织起来，按照经济的客观规律协调发展。后来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九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都是与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一脉相承的。

依据农民小商品经济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发展供销合作和生产合作是发展农业，引导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途径

张闻天明确指出，“农民小商品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无产阶级“必须采用经济上的办法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而不能用行政手段（那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遗憾的是，我们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等行政手段，曾对农村经济加以干涉与破坏，一度造成了百姓贫困、饥饿的局面。

张闻天还特别在城乡经济如何联系，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这一重要问题上，提出发展供销合作社。这是一条把农民小生产者与国家经济联系、结合起来的“桥梁”和“纽带”。主张在农村中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组织农村生产与消费的中心环节。1948年12月，他起草了《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进一步揭示了从供销到生产的规律，提出一整套工作流程和赢利“按股分红”等办法。这个草案得到东北局一致同意。

从私人资本主义的二重性出发，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

私人资本主义具有二重性，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控的本质”，带有破坏性，所以今后经济战线上的经常性任务，是正确掌握好“鼓励与限制”“联合与斗争”。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需要认真对待、正确处理的新课题。

张闻天在中国首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概念，又在《经济提纲》中明确提出出租制、加工制、订货制、代卖制等四种具体形式，是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最好形式，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关系，指明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刘少奇在1949年4月的天津讲话中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工人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有许多是与张闻天的“鼓励与限制”方针一致的。但是，张闻天的“鼓励”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四种形式下的发展，而“限制”主要是指其投机性和操纵性、破坏性。他的意见使刘少奇“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的说法更清晰，更具可操作性。

提出解决劳资矛盾的“按股分红”“职工入股”的意见，提倡企业管理要符合经济工作规律

怎么具体做到“劳资两利”呢？1946年11月，张闻天在为中共合江省委起草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决议中，在工资政策方面，肯定了酌量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指出：片面地、不顾一切而提高工资，必然会造成工商业的衰落，增加工人失业，这是错误的。决议还肯定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劳资两利”的分红制。如何掌握好“劳资两利”的分红制？曾有佳木斯市的理发工会，因改变分红比例，使资方实际所得比不上一个工人。资方无利可图，就关门不干了，结果造成1947年春节伤病员找不到店理发的事件。佳木斯市在祥德、义大、大东三家铁工厂进行分红制试点。在保质保量完成军工任务后，从所取得的加工利润中，按资八劳二比例分红，调动了劳资双方积极性。资方精打细算搞好管理，工人劳动纪律良好，营业额上升，利润增加，工厂面貌改观。在张闻天肯定下，分红制在大部分铁工厂和国家委托加工的木材厂、面粉厂逐步推开，佳木斯市的工商企业得到稳步的发展。

对于供销社是否要实行赢利分红的问题，当时东北局以至中央，存在较大分歧。反对者认为，这样做会把供销社变成钱多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合股商店”，赢利分红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张闻天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张闻天的正确领导下，辽东供销社得到积极而稳步发展，供销社在满足群众供、销需要方面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有力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同时，社员又从分红中得到实惠，生活有所改善，供销社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用赢利共享的方式使职工社员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与今天发展资本市场，用股票等形式让人民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后来，张闻天发现供销社促进农副业生产与分工的变化，他又指出“农民生活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副业生产”。他还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从整个社会分工的发展高度指出它的发展方向。“副业，对于一部分人可以变成专业，副业是农村分工分业的开始，将来会有专门养鸡、养猪、养蜂、淘金、运输等新的行业出现。这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作用很大。”

对“小公家”经济提出种种限制与禁止措施，及时防止了党政机关特权与腐败

所谓“小公家”，是指由党政机关所有并经营的经济。张闻天发现城市中兴起了“小公家”经营的问题。他分析了“小公家”资本固有的矛盾与弊端：“‘小公家’的资本一般都是为了解决本单位供给上财政上的需要，往往只照顾本单位的局部，不照顾全局，容易与民争利，破坏政策。”他提出，“‘小公家’资本的活动范围应该受到限制”，“它们使用各种特权与私人资本争利的一切举动是应该禁止的”。他说：“‘小公家’依靠军政特权经商，不但破坏了工商业政策，而且也损害了自己，实在是利小害大。”张闻天及时发现并采取断然禁止的措施，防止了党政机关的特权和干部队伍的腐败，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来源：《党史博览》2020年06期，作者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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