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教育观 ——钱理群老师访谈
钱理群老师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钱老师是北大讲坛的一面旗帜，他用心灵与学生沟通，传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以自身生命与学术一体化的追求，回应了时代对于中国知识界的呼唤。
一、大学讲坛：与学生心灵的沟通
记者：非常感谢钱老师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您在北大的讲坛上具有崇高的声望。听过您的课或讲座是很多同学引以为荣的事情。我看过一些您的教学录像，感觉您在讲课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提出问题，把文学作品中不合常理、有矛盾的地方提出来，让听众跟着您的思维深入思考，这应该是您教学方面很突出的特点。另外您几乎不看讲稿，是否说明您讲课中有很多即兴发挥？
钱老师：很多人觉得我上课随便讲就可以讲很好，其实大家都误会了，我是精心准备的，有详细的讲稿。讲稿大概分为两类，一种是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列一个详细的提纲。我曾长期担任过中学教师，所以养成了上课前要做充分准备的习惯。不仅讲课内容，包括板书写什么、怎么写、写哪里，哪些需要长期留下来，哪些写完要立刻擦掉，我都预先要设计、规划。
我在中学教了十八年，在北大差不多也教了二十年了。大家看我上课很轻松，其实我几乎每一次上课、每一次演讲都很紧张，尤其是刚开学面对新学生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非常强调和学生交流，不一定就是提问题或讨论，我时刻观察学生的反应，看学生的表情，要求自己跟学生进行心灵的交流。每次学生都是不同的，所以每次上课我都有新鲜感，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一种期待，所以才会紧张。如果课前有时间的话，我一般会去未名湖边上走一走，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到最佳状态。我上课时很兴奋，充满了激情，甚至有时候还手舞足蹈。学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描述，他们曾经开玩笑地说上课就看我出不出汗，我汗出得越多，就说明这课上得越好。作为教师必须把最好的状态呈现在学生面前，也包括衣着，在学生面前至少要做到整洁，不能蓬头垢面。
记者：我理解您的教学达到了一种很高妙的境界。虽然可能是您一个人在讲，但就像指挥一个乐队在演奏。
钱老师：确实有不少同学说过听我的课好像处在一个“气场”中一样，我一坐在那儿就能把学生“罩住”，他们始终能感到一种吸引力甚至“控制力”。孔庆东以前听我课的时候，一开始是坐在第一排，但后来他就坐到教室的角落里去了。他说他要反抗我对阅读和思想的控制力，但又舍不得不听，所以只好离我距离远一点。还有一个学生曾经说：“钱老师，您课上得太好了，听完您的课我们宿舍整整一个星期都在谈论。”因为我的课信息量太大，他们需要用一个星期来消化。这也说明我的课是有局限的，没有给同学留下足够的自由思考空间。
记者：我觉得您有点多虑了。您这是专业教学，不是宗教或政治的说教，学生会通过其他阅读和课程听到不同的说法，他们自己会思考。再者，您也说过“只有进得去才能出得来”，不经过痴迷就难以有真正的认知。再请问您在教学的方法上有什么讲究吗？如何才能调动整个课堂气氛？
钱老师：因为学生的不同，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会有相应的调整。比如像我今天上课，因为面对的是重庆八中的骨干教师，他们本身的水平就比较高，对我的期待也很高，我讲课的时候就得考虑到这些特殊性。我今天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教育在培养“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这样说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吓到了，他们也许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把他们的注意力抓住了，整堂课的气氛也被带动了，这就是一种讲课的技术。一般我讲课会有铺垫，然后逐渐推进，最后到一个高潮，但今天讲课就出奇制胜，没有铺垫，开门见山。对这种讲课策略我是反复考虑过的，觉得对于这些教师们可能是适合的，结果也是这样。
记者：在北大教学的二十年中，您对您的教学有不太满意的时候吗？
钱老师：就课程本身而言，不太满意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事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跟当代大学生交流起来有一点点困难了。我的上课方式和授课内容要求和学生进行完全的交流，可是现在的学生很难进行直接的沟通。虽然听我课的人数依然很多，上课的效果看起来也一样，但其中已有很微妙的变化。我在80年代上课的时候，学生年龄比较大，他们经历过“文革”，可能是因为有着类似的社会经历，所以课堂上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密切和感人。甚至我讲着讲着就会有学生哭，我也可以把情绪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师生之间有一种心灵的融合。到了90年代我再讲鲁迅，学生中就明显分成两派，一派认同我的观点，认同我们需要鲁迅；另一派学生就觉得我们应该把鲁迅送入博物馆，尊敬但不再需要他。学生之间的这种争论其实是跟自身生命的选择连在一起的，有人选择责任与思考，有人选择轻松惬意的生活。这种分歧已经不是你讲课讲得好坏的问题。再后来的学生可能更多地是在看我一个人“表演”，他可能也会欣赏和赞叹，但已经没有真正的心灵相通。这让我感觉很不好，因为我不是纯知识的传授，我追求的是精神的传递和交流。
记者：关于学生的变化，您能举个例子吗？
钱老师：这几年我在北大有两次讲演的经验，都让我很失望。一次在中文系，讲座题目是“民国那些人”，讲民国那一代人的选择，现场的效果也非常好。第二天我就接到两个学生的电话。一个学生说：“钱老师您讲得太好了，我想请教您的演讲技巧是什么？您用什么样的演讲技巧吸引这么多的学生？”他不是和我讨论内容和观点的学术问题，而要求的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东西，这和我的教学就没关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另外一个学生说：“我昨天晚上听了您的课，一夜没睡好，我到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北大’。”能引起学生的感动与思考，这是我教学的目的。我理解的北大传统，北大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学校，就是它有一种很强烈的精神追求。
另一次就更让我啼笑皆非了，也是在北大，一个公司请我去做的演讲，题目是“我们理想中的生活”，我讲得很投入。讲座后有一个男生站起来说：“钱教授，我一到北大，北大的学长们就告诉我，你在北大三年四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很好的人脉关系，这样有利于你将来的工作。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建立这个人脉关系，钱教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然后又有一个女孩子说：“钱教授我现在很苦恼，我的时间不够用，每天总有一些事情要占用时间。我的房间总要花时间打扫吧？我总要去商店去逛街吧？我的同学们开生日派对我总应该参加吧？那么我还有时间读书吗？我不知道怎么安排我的时间，钱教授您对我有什么建议？”坦白地说，我在北大几十年教书，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要求，我真的是不知所措，所以我感觉北大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了。或者像鲁迅说的，我已经成为一个牌位，他们的需要已经不是我的本意了，因此我非常庆幸我退休了。
记者：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人需要您。也像鲁迅说的，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寂寞，您也要不断发出声音。
钱老师：鲁迅曾经讲过“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我可能更适合于那些在想问题的学生，而不太适合于“玩着的”、“睡着的”学生。我不是说“玩着的”、“睡着的”学生就不好，因为人什么活法都可以，人各有志，只要不去妨碍他人，那就没关系了。主要是由于我现在有点名气，也就成了看客被看的对象，这令我非常不舒服。我是需要和别人交流的，而不是被大家看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拒绝了公开大场面的演讲。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社团请我去演讲，我就跟他们说最好能不贴海报，也不张扬，就是请你们社团里的成员，或者你们的朋友来和我座谈。结果就采取了我建议的方式，大家交流得非常愉快。
记者：您很在意学生是否认同您的观点吗？
钱老师：我不需要学生接受我的观点，而是能和我交流，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讲的都是真理。我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自我质疑的人，我希望通过课程让学生们对原来某些定式产生怀疑，继而和我讨论，这才是我希望的。但是我退休之后就有一个自我选择，我讲什么、跟谁讲，都按照我的要求，因此一部分人就不属于我关心的对象了。
在我快退休之前，有个学生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他说：“钱老师您知不知道您在我们学生中的地位？您对我们最大的触动不在于您在课堂上具体讲什么，而在于您讲课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到您还在坚守您的理想主义，坚守您的启蒙主义。这使我们知道人还可以那样活着，尽管我们不一定选择您的道路，但这本身就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其实我觉得后期在北大可能主要起这个作用，也就是描述另外一种可能性。人需要有各种活法，社会需要有各种观念，除了“主流”意见外，还得有一种“非主流”意见，否则学生只知道这一条路，其实也很危险。我曾经开个玩笑，说我自己是北大树林里的一只乌鸦。一个树林里必须有喜鹊也有乌鸦，这才能保持生态平衡。北大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容不同选择、不同理想、不同追求的老师，而且很多老师都很强大，这就使得学生有一个选择和吸收的余地。
记者：您对现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钱老师：我常常和学生说，大学和中学不是一回事，不能用中学的那一套来上大学。大学学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要有独立的选择和思考，不能老是背课本，否则这一辈子就太可怜了。北大的学生都是“身经百战”的，应付考试很容易，所以你得分清楚哪些课是我必须学好的，有的还得更深入地学，哪些课及格就行了——至少在这方面要有独立自主性。
另外，我也一直都跟学生说，大学里面关键要学会自由读书。大学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自由读书的时间，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时间来自由地读书，这门课老师教得好不好其实并不重要。大学和中学不一样，中学老师决定学生命运，大学未必，即使老师不好，你好好自学就是了。
上大学固然是求知识、求技术，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观奠定基础，这是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人生观和信仰的建立不是空想出来的，而必须建立在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所以你必须广泛地读书，而且重点应该是经典著作。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你会找到一两个你自己更接近、更欣赏的经典人物，应该把他的著作读得更多，甚至要有一点研究，这会成为你终身某种精神的源泉。譬如鲁迅对我一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去找鲁迅，但你的精神要靠一两位大家来维持。
还有一些基本的技能与工具也要在大学里掌握。比如语言能力，要在外语和中文上下大功夫，这是日后学习的终身伴侣；通过读经典著作掌握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大学生还应该适当地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志愿者服务，包括到农村去接触一下中国社会的底层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经历会丰富你的思想。
大学里面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时代知识更新很快，但你有了学习与研究的能力，就会发现知识“万变不离其宗”，不用担心落伍。
记者：人文学科很多老师强调阅读原著。但我觉得有些深层次的东西光靠自己理解不出来，看了一些名家的解读后往往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钱老师：我主张先读原本，找到第一感觉，多少有点自己的看法之后，再去读读别的解释。不要一开始不读原著就去读别人的解释，别人的思考代替了你的思考，这样你就很难自己思考了。
二、中学教育：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
记者：我知道您曾长期在中学任教，并一直关注中学教育。退休以后，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中学教育的研究。中学教育可说是人生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一些名家大师未来的兴趣与志向都是这个时期确立的。现在大家对中学教育可说是“怨声载道”。据您的了解，中学老师除了关心自己的学生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之外，还会关心学生未来如何发展这样深层次的问题吗？他们有没有这种自我的反思？
钱老师：我觉得你可能低估了中学老师。我今天也在课堂上讲，中学问题当然非常严重，但是根据我这些年的接触，每个中学都会有这么几个自己独立思考、有独立追求的，并在艰难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好老师。虽然从比例上看这样的中学老师非常少，但因为中国地方大，所以绝对总数还是很多的。我这些年在全国范围内接触他们，这也是我关注中学教育的一个方式。过去我关注教育，只是从理想化的层面提出一些新的教育理念，但这些年我比较关注第一线的老师。我在全国范围内深度接触了十多个一线教师，从大城市到小县城，甚至还有农村的一些教师，我的工作就是总结他们的经验。
这些年我举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所以很多有理想主义的中学教师都会主动找我。一些中学老师爱读书、爱思考，他们把自己写的东西给我看。我有时候还给他们的书写序言，同时也从他们那里丰富自己对语文教育、中学教育的一些思想。中学教师现在处在孤立无援、互相分隔的状况，但是我觉得中学教育的变革需要他们做先锋队。我今天上课的主题是“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就是讲中学教育的努力，它不是由政府主导，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只是由一些普通中学教师在默默地做一些尝试。我帮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帮一个算一个”，就是以一种平常心尽教师的职责。
记者：您曾经说中学教育者要做一个“倾听者”。我觉得中学生其实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表达的愿望，他很希望别人能够了解他的思想。简单地斥之为幼稚或不成熟，其实会伤害学生思考的热情。在我们的中学教育里，除了应试教育的灌输之外有没有考虑到与学生的交流问题？特别是在人生与心灵方面？
钱老师：现在中学老师教学生大多都是应试教育模式，但还是有一些老师跟学生有对话和交流，能倾听学生。倾听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牧师，我就主张要让中学教师扮演牧师的角色。每个人都有倾诉的要求，你在牧师面前，他替你保密，不会伤害你。孩子跟你倾诉完以后，很多时候并不要求你指路，他自己其实已经明白该怎么做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怎么指导。倾听是很重要的教育方法，特别是中小学，但是现在的教育在这一部分是缺失的。倾听者需要爱心，能够尊重他人，保守学生的秘密，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记者：您在南京师大附中曾经亲自尝试讲授中学语文的选修课，后来您说中学校园现在是一个“风雨不透的独立王国”，所以您只能知难而退。您对现在中学教育的这种整体状况有怎样的评价和预期？
钱老师：我曾经对现在的教育或者青年说过一句很沉重的话，我说你们是最不幸的一代。因为你们在中学遇到的是应试教育，大学遇到的是求职教育，这是历史上罕见的。接受应试教育以后，学生别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跟中学生讲鲁迅的课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学生说他宁愿考上北大后再听我的课，因为这跟高考无关。进入大学后又变成求职教育，而且这些学生只会按应试的那一套方法去读书了，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
记者：您觉得中学教育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钱老师：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基本解决了一百多年里大家努力奋斗的三大问题：独立、统一和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只是中学教育，整个中国都面临往何处去的问题。我提出中国要进行制度重建、价值重建、文化重建、生活重建——四大重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是价值重建、文化重建和生活重建。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发展的阶段，而发展的核心就是追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物质的需求是无休止的，这是一种选择；另一种是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条件下开始追求精神的满足。这也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当物质得到满足以后，精神的要求就必然上升，进一步，人的社会责任、社会承担的问题就自然要提出来了。
现在上海、浙江这些东部地区的城市里面，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对现行教育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从私营学校开始变革。今天听上海教育局的一个人讲，上海已经出现私人的学校，私人投资者本人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他们发财之后愿意投资于教育事业，办私立小学和中学。有理想的企业家、有追求的老师、有远见的家长，还有开明的行政部门的领导，这四种人的力量结合起来，可能会逐渐改变一些东西。
记者：这些私立学校实行的是新的教育理念吗？它们跟现在公立中学教育有哪些方面的差别？
钱老师：他们比较强调素质教育，不再被分数所桎梏，他们的最终目的也不是非高考不可，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好，可以考虑到国外去继续深造。我认为个人素质提高以后，高考其实并不难，只要传授应试技巧就可以了。这些家长更注重孩子素质的提高，让他们广泛地读书，这种模式比较接近我们的教育理想。这些私立学校由于不是官方主办的，不采用通常的行政管理流程，教学的环境也就比较宽松。当然这种私立学校目前只在少数的大城市里面出现，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者与学术精神
记者：我发现，您这一代和更老一辈的学者对学术都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您认为这种精神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钱老师：教育、学术本身有自救的能力，它本身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真正献身学术的人，他会发现学术是很迷人的。就我来说，鲁迅就在我的脑海中，我每次读他的作品都会有新鲜的发现。真正懂了以后，学术本身的力量是让人痴迷的，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是痴迷学术的。现在很多读书人功利性很强，他其实是没有真正进入学术。这其中的根源不见得是外在的培养环境，而往往是个体本身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经常责怪外在环境，动不动就把个人的问题归咎于体制，但是我们现在知识分子再糟，有谁比司马迁更惨？如果心中真正有理想与信念，真的被学术所吸引，是可以做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名与利的束缚和诱惑，而成为真正的学者，甚至是伟大的学者。
记者：前几年有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大家也都为中国不能出现世界顶尖的学术人才而痛心疾首。其实人才的成长过程才是最值得关注的，没有合理的学术道路，天才也不可能成为大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什么是大学者，一个大学者究竟应该走一种什么样的路子？
钱老师：大学者和一般好学者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他的思想和学术具有原创性。当今的中国，没有大学者，说严重一点，1949年以后没有大学者，甚至可以说近代就没有大学者。比如朱光潜先生学问很大很深，但是他没有建立起“朱光潜美学体系”，他的长处是讲西方美学史。再如冯友兰先生，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但他的哲学不是很能够经得起考验，他最大的成功也只是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也不是大学者。
我认为大学者首先需要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朱光潜和冯友兰先生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他们是有可能成为大学者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了，其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真正的大学者。而我们现在学贯古今中外的老一辈学者这几年都去世了，活着的基本是50年代以后受教育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一代人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批判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背景下长大的，所以我们的知识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不能够成为大学者。王瑶先生评价我说，“第一，你不懂外文；第二，你的古代文化修养不够”，这就注定了我只能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其实我是有代表性的，虽然现在很受大家的尊敬，但实际上都是虚的，属于“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当今知识分子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要么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现实，要么就关心得太具体，没有超越性的思考。我认为大学者还必须有大境界、大关怀。他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而且关注整个人类世界、宇宙这样的一些大问题。我们国家需要大学者，人类也正期待这样的大学者出现。现在所有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甚至可以说现存的所有文化都出现了危机，这给人类带来全新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说，全球性的文化危机、发展危机，也正是一个转机，现在正需要一个人物，也许是一批大学者，他们深刻地了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模式和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弊病和存在的合理性，并超越其上，提出一种新的综合的理想。
记者：北大这些年一直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要有世界一流学者。
钱老师：提出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强调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下来的一定是一些具体、量化的指标，可是“世界一流大学”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一流的学术精神。现在北大常常讲每年培养了多少人出国留学，但同样是出国，现在的留学生和过去能比吗？我曾经讲过，大学首先是保守性的功能，它负责精神和知识的传递，是精神的堡垒，不能样样都与时俱进，必须守住一些东西。现在北大很多传统精神都没有守住，这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背道而驰的。
记者：除了大的理念、制度方面，您觉得北大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有什么缺陷吗？
钱老师：在课程设置上，北大应该偏向于基本的理论研究。现在北大的培养目标是混乱的。同样是法律系，北大的法律系应该更注重锻炼学生的法律思考能力，而不是教授如何做律师；同样是经济系，北大应该培养出经济学家，而不是具体买卖股票的技术型人才。概括地说，北大应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呢？一是应该培养思想家，二是应该培养专业领域中能够提出新思想、新方向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学术带头人。北大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保存一些绝学，尽管这门学问只有几个人研究。整个社会也许并不太需要这门学科，但在少数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要容纳这样的学科和人才，这也是北大的传统。
记者：您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是在用经济和战争的逻辑来管理大学和学术，您能不能谈一下究竟什么是学术逻辑？
钱老师：其实我刚才讲的两点都是学术逻辑，学术评价体制要容纳一些看起来是“异端”的思想，也就说学术上必须兼容并包，而不是整齐划一，这样才能鼓励学术的发展，并且保护学术的新生力量。现在的年轻学者、年轻教师的新创造是被压制住的，因为新创造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现在的论文答辩制度恰恰不鼓励这种创造性。我当年做教授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常常过不了关，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提出太新的东西，但这通常是不成熟的，很容易被挑刺，在挑刺的过程中常常就把它内在合理的东西给扼杀了。后来我被迫跟学生说，做毕业论文不要是写自己最好的东西，有锋芒的东西必须删掉，要四平八稳，否则过不了关。创造性和缺陷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对缺陷要严格要求，但必须宽容，不然新的东西就冒不出来。
现在研究生的学术环境其实是不如我们当年的。当年我们的老师都是有名的大教授，他们在“文革”中压抑多年，迫切需要有人接他的班，因此恨不得马上把我们推到学术前沿去。但现在一些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学霸，他越发现一个年轻人可能超过他，他就越压制，这是学术界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就鼓励跟我意见不一样的学生，因为我有自信，即使他超过我，我还是有价值的；有些人没自信，他想的是更优秀的年轻人一出来他就完了。真有学问的人是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的，反而会形成良性的学术互动。
记者：条件改善了，政治宽松了，为什么北大的学术环境会“今不如昔”？
钱老师：根本的问题还是利益之争。经济的手段把北大彻底地改造了，而且没有什么痛苦。评职评级评奖评经费的那一大套使你别无选择，只能跟它走。当然话说回来，你也不能说北大精神完全消失了，大家埋怨失去了很多，这本身就意味着那种精神和理想还在。
我并不是主张知识分子必须在体制外做批判者，这也做不到，但是你必须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光靠知识分子本人的修养和自觉性是不够的，所以我主张要靠立法来保证学术自由和民主权利，而学者的独立性其实也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四、为未来写作：“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记者：下面想请教您一些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您曾经说鲁迅的大部分作品是为别人写的，那么您的写作对象主要是谁？
钱老师：我的写作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学术界，另一类就是专业范围之外的普通民众，这也是我自豪的一点。我把自己称为“幸存者”，因为许多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还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人现在没有发言权。而我是北大的教授，虽然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是我还是拥有一定程度的发言权，因此我常常感到背后有一些人在看着我，我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他们写作。
我这些年还形成一个思想，就是为未来写作。我关注的许多问题比如“大跃进”和“文革”，一是研究条件尚不成熟，另外当下的青年人也未必有兴趣。但是我相信未来总有一天，一些人会关注这段历史，我的责任就是记下这段历史中当事人的一些感悟，为后人理解、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方便。我退休后写的很多著作，已经超出了学术、文学的范围了。我实际上更关注民间思想，关注中国历史，这些写作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的青年写的。
记者：鲁迅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悲观的战士，他因为绝望而坚持。那么您觉得您对未来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钱老师：这就是我和鲁迅一个很大的差距。鲁迅的悲观感、黑暗观是生命存在本体论的悲观和荒谬，他的《野草》就是很典型的表现，而我始终没有达到这种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我思考更多的是历史和现实的所在。经常有人说：“钱先生，我看您的著作和亲自见到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看您著作，想象您是非常悲观的、愁眉苦脸的，但是见到您本人，却觉得您是很乐观的。”这可能也是我的特点，我一方面有很深的忧虑，但另一方面我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我在做具体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都是很快活、很兴奋的。
记者：您是理想主义者，追求所有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反对一切人的奴役压迫，您觉得这有实现的可能吗？
钱老师：我很明确地说这是彼岸理想，事实上永远也达不到。因为奴役关系是不断在产生的，甚至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同时带来新的奴役关系。过去的例子是电视，眼前的例子就是网络，对网络的依赖带来了对人新的奴役关系。现实社会是一个奴役关系不断产生的社会，“反对一切奴役”只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精神追求。但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批判的彻底性，我对一切奴役关系的产生都进行批判。我不仅批判中国的奴役关系，我也批判资本主义的奴役关系，而且我还批判未来社会的奴役关系，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鲁迅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因此是永远的批判者，同时也就永远处于边缘地位；第二，真正的知识阶级是同情平民阶层的，或者说就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这也是我的真实写照。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我对社会的要求也就是允许我发出声音来，使得大家做事情的时候想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不能改变社会，也无法改变别人，但我只要能使人稍微清醒一点、节制一点，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往期热文回顾】
后台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
回复【0047】获取《钱理群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