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困在这里了，哥”
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
各位好，我叫刘子超，是一名作家。
我今天想讲的是中亚。地图上，这里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今天，中亚徘徊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的夹缝间，是我们最陌生的邻居。
我决定踏上中亚的旅程，最初也是出于好奇。2010年夏天，我去了一趟新疆的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着长龙，远处就是冰雪覆盖的天山。
2011年秋天，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我去了中亚的第一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到了首都塔什干，然后立刻就被中亚的“呼愁”吸引。
我住在乌兹别克斯坦大酒店。那是一个宏大的苏联未来主义建筑，但里面的设施非常陈旧。我晚上从酒店出来，天下着鹅毛大雪。雪花在昏黄的路灯下飞舞。酒店门口停着几辆黑车，司机留着小胡子，戴着鸭舌帽，守着他们破旧的拉达或伏尔加。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穿越回了90年代初的北京——那种后苏联时代的、几乎被世界遗忘的感觉。
后来，我在街上发现一家酒吧，牌子上用英文写着“外交官”，我想肯定是个比较正经的地方，没想到进去之后大惊失色。酒吧里到处都是穿得特别少的女孩。中亚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酒吧里既有完全欧化的女孩，也有蒙古脸的女孩，也有突厥或波斯脸的女孩。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穿得都特别少，而且很漂亮。我后来才知道，她们是在酒吧里做皮肉生意的，而客源就是像狼一样徘徊其间的跨国公司的外籍雇员。
我的第一次中亚之旅伴随着震撼。可回到家，我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陌生的世界，有着复杂而悠久的传统。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我之所以用“卫星”这个意象，是因为卫星的轨道很难由自己决定，它总是被周围更大的行星所左右——而中亚也是如此。
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一种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因为不管是否愿意，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
接下来的几年，我开始了在中亚的探索。我一边慢慢地旅行，一边学习俄语、乌兹别克语。作为一个自由人，我几乎去到了中亚所有能去到的地方。
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希望这本书充满人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在一个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中亚的过去和未来，以及它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拜，一位吉尔吉斯青年作家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存在感很弱的国家，但其实它是和我们接壤的邻国。吉尔吉斯1991年独立，之后发生过两场革命，赶走了两任总统。第一任总统倒台后去了莫斯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还是很有文化的；第二任总统则跑到明斯克，被迫过上退休生活。
吉尔吉斯的财政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为美军基地提供后勤；另一个是很多人去俄罗斯打工。吉尔吉斯的经济就是靠美元和卢布支撑起来的。
后来美军基地关了，只剩下打工一条路，于是吉尔吉斯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很多在俄罗斯打工的丈夫突然就消失了。他们可能是打黑工出了事死了。但更有可能的是认识了别的女人，就不再联系国内的妻子了。
这种情况在吉尔吉斯乃至整个中亚都很常见。有的妻子不甘心，去俄罗斯找丈夫，发现丈夫早就不在原先的城市了。俄罗斯那么大，想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太容易了。
我在莫斯科就认识这么一个吉尔吉斯女孩，她是去找丈夫的。但我今天不想讲她，我想讲的是吉尔吉斯的一位青年作家。他没去俄罗斯打工，而是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有这样的野心是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是苏联解体后出生的，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会说俄语、英语和法语。他说他的理想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不只是嘴上说说，而且对怎么获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他说，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想获奖，那你千万不能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能抨击LGBT。他说，吉尔吉斯有个作叫家艾特玛托夫——其实他应该算是苏联作家——原本有机会得诺奖，但他自己搞砸了。有一次，他在某个欧洲国家演讲时讽刺了LGBT，从此西方就不理他了。
那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呢？
高行健！
他跟我谈了很多这种国际文坛的“政治正确”。虽然他住在吉尔吉斯这么一个小地方，但对这类事却摸得很透。我问他有没有发表过作品。他说有一篇小说刚被译成英文，发在了一本美国期刊上。
那篇小说叫《移民的命运》。情节很“戏剧化”。但那种戏剧化是他把所有符合移民题材“政治正确”的东西一股脑塞进去的结果。它也很“国际化”。如果你把里面的吉尔吉斯主人公换成任何一个在美国底层打工的移民——不管是拉美人、非洲人还是中国人——你会发现，这个故事都说得通。
这时我就明白，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吉尔吉斯人看的，也不是他真正想讲的故事，而是为了能在一本美国期刊上发表，按照他所理解的美国读者的喜好制造出来的故事。于是我也就明白了他当作家的困境。
我们往往以为写作是件很私人的事，但其实如果你想靠写作为生，最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有文化和经济条件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有复杂的商业结构，有消费文学的需求，有一个完整的产业，有会去买书和看书的读者。我们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以为这样的社会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不是。
比如在吉尔吉斯，如果你想成为职业作家，你要么移民，要么用外语写作，要么尽量把故事套进别人的框架里。无论哪种方式，最后你都会变成一个“流亡作家”。
来这个节目之前，我上网看了看那位吉尔吉斯作家的近况。他的头像变成了一个大胖小子。我们互相问候，聊了聊疫情。他告诉我，他结婚了，生了个儿子，还找了份工作。我问他有何打算。他说，等疫情缓解了，他可能去俄罗斯做点生意。他没再提写作的事。
当我今天站在这里，讲他的故事时，我其实是那个幸运的人。尽管大家常听人说，当作家很穷，但至少假如你不幸有这个抱负，它还是有实现的条件。我在中亚也遇到过很多有抱负的人，但在那样狭小的社会里，你可以想象，你能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你实现抱负的难度有多大？
于是就引出了第二个故事。
学中文的“幸运”
这个故事发生在塔吉克斯坦。
1991年9月，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杜尚别市中心有座列宁像，成为了中亚第一座被推倒的列宁像。我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当时的照片，马上想到了后来伊拉克人民推倒萨达姆雕像的情景。
接着，塔吉克爆发内战，打了五年，各种宗派势力互相残杀，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让这个国家变得满目疮痍，独立二十年后还没有恢复到独立前的水平。
有天下午，我在杜尚别那个曾经有列宁像的公园晃荡，碰到一个叫“幸运”的大学生。他突然拦住我，用中文说：“哥，我正在学中文！我给你免费当导游吧？”
在国外我很少遇到这种事，就算遇到一般也会礼貌地拒绝，但我发现这次没法拒绝——没法拒绝一个给自己起名叫“幸运”，想练习中文，还管我叫哥的人。
幸运是个97年出生的小孩，很高很瘦，脸上还长着青春痘。他有个大十岁的姐姐。几年前，他的姐夫去俄罗斯打工，从此音讯全无。按照幸运的说法，他的姐夫在俄罗斯重组了家庭。他的姐姐一直没有再婚，甚至没有去俄罗斯找丈夫，她就当这个男人不存在了。她平时接些裁缝活，希望以后开一家裁缝店。
据幸运说，他姐姐的手艺特别好。有一次他路上拦住了一个中国女人，练习中文。最后，那个女人买了他姐姐做的两条裙子。
幸运不喜欢俄罗斯，也不想去那边打工，因为在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人一般只能做很辛苦的修路盖房、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他也不想去美国，大概也没机会。因为他之前有个女友，她的叔叔在美国做生意，她的人生目标就是去美国，但显然没把幸运考虑进去。
幸运很生气，也很受伤。他觉得自己像河床上一艘搁浅的小船无处可去，而女朋友却是大海里神气活现，有固定方向的航行者。于是，他开始自学中文，作为一种对抗。他决定，如果女朋友要去美国，那他就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我对他说，我能理解你这种赌气的心态。
幸运先是自学，然后报了孔子学院。他准备参加汉语能力考试。一旦通过就能申请中国大学的奖学金，每月还有一千多块钱的补助。这就是他在街上转悠，找中国人练口语的原因。
幸运有句口头禅：“我被困在这里了，哥。”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借他两百块钱。
我说，你学中文，应该知道，在中国如果你刚认识一个人就管他借钱，我们会认为这人是骗子。再说，两百块钱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他说，那怎么办？我安慰他说，你现在在学中文，将来去中国留学，你肯定不会困在这里。
我当时在杜尚别是为了研究一个叫维克多·布特的人。他是塔吉克人，在杜尚别的贫民区长大，当过格鲁乌少校。苏联解体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军火贩子，不仅向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提供武器，也给非洲内战国家输送军火。他在阿联酋买了栋海滨别墅，靠自学掌握了六七种语言。后来他风生水起，上了美国的通缉名单，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本·拉登。
到了杜尚别，我很想看看这个人成长的环境。我很好奇在这么一个闭塞的地方，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人。
我意识到，无论多么闭塞的地方，也有可能冒出几个维克多·布特这样的枭雄——因为这种天才人物往往是不受环境影响的。但大部分人只能过着十分卑微的生活。当然，你也会遇见几个像幸运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甘心命运，想要找到一个出口。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他就能飞出去；如果没有机会，他就可能慢慢地沉落。
一年以后，我收到了幸运的邮件，说他通过了汉语考试，拿到了中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我当时很高兴。我知道那个考试很难。现在他的人生有机会改变了。他的三个理想“去中国、赚钱、出人头地”，至少有一条已经实现了。
然而，幸运这时又有了新的烦恼。他现在想的是怎么能留在中国。这就更不是借他两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以及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里，作为一个外来者，能不能找到立足之地。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同样是挑战。不久的将来，我们也将面对这个问题：如何接纳幸运这样的人。是包容？是排斥？ 我们的态度不仅决定了幸运能不能留下来。在更大的层面上，也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
当我最初想写中亚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年的行走和思考让我渐渐感到，如果说中亚像一颗卫星，徘徊在不同文明与势力之间，那么中国或许将改变这里的引力。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作为作家，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流动，抛弃抽象的观念，捕捉其中纷繁的细节。那么，制造这个流动并且居于核心的永远是人。无论是吉尔吉斯青年作家、学中文的幸运、咸海王，还是我在书里写到的其他人——人的生存经验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卵石，从当下向着未来延展，阐明了这个世界演进的曲折。
当你通过旅行和文字打捞起这些卵石，它就慢慢地构筑起你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可能比真实的世界更牢固、更有依靠感。我想，这就是旅行和写作的意义，也是我一直做这件事的原因。
▲《失落的卫星》实拍图
本文转自【一席】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