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代理人》：地缘政治的胜利

著者：[英] 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 Malcolm）

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

1995年以前，曾任政治专栏记者及外交事务编辑，在英美各大报刊发表多篇政论及书评文章。之后转入学术研究，长期关注巴尔干地区历史与基督教–伊斯兰关系，作品包括《波斯尼亚简史》《科索沃简史》《叛军、信徒、幸存者：阿尔巴尼亚人历史研究》等。

1997年，当选英国皇家文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不列颠学院院士。2013年获不列颠学院勋章。2014年，因其在学术、新闻及欧洲史方面的贡献，获封爵士衔。

译者：余福海

简介：

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世界犹如巨大的角斗场，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冲突不断。但就在激烈的对抗之下，双方依然存在着密切往来。

凭借地域和语言优势，布吕尼-布鲁蒂家族以代理人的身份，活跃于大国博弈的台前幕后。他们跨越东地中海及欧洲腹地，游弋在威尼斯、罗马、伊斯坦布尔之间。为实现统治者的意志，也为谋求个人与家族的成功，深入间谍活动、反奥斯曼叛乱、公共与隐秘外交等一系列和平与战时活动。

追踪这一家族的兴衰，本书展示了基督教国家互相矛盾的地缘战略，也描述了奥斯曼帝国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展现出现代早期地中海世界纷繁复杂的面目。

相较于任何形式的文明冲突，无涉道德准则的地缘政治，才是威尼斯-奥斯曼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历史学家十分清楚近代早期世界同现代世界有着很大不同，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却往往对两者的区别感到困惑。但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人们能够由之洞察人类社会将要走向何方。通常认为，近代早期始于文艺复兴，终于工业革命。现代则从这之后开始。近代早期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它产生的身份认同更多样也更有弹性，因此，与现代民族主义者所强求的那种民族桎梏造成的认同相比也要更为良性。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每个人都对这本书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人真正读过——的主要观点是，基于文化和文明的政治认同不是原生的，而是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然而，如果现代本身只是一个阶段，那么，身份认同是否会在不经意间朝着更灵活的方向移动？近代早期是否可以为未来提供与此相关的、更怀希望的指南？

可以说，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最准确、最精细的观察直到最近才得以出版，那就是诺埃尔·马尔科姆的《帝国代理人：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骑士、海盗、耶稣会士与间谍》。马尔科姆是权威历史学家，牛津万灵学院研究教授，掌握惊人的多种语言，既是训练有素的档案侦探，又是令人着迷的作家。他深谙传记的艺术在于照亮整个时代，并巧妙绘制出一幅包含在地缘政治全景中的多彩国家肖像。《帝国代理人》描绘了16世纪后期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东部的霸权之争，是一部嵌在近乎普鲁斯特式的近代早期欧洲百科全书中的家族“微观史”。相较于大众历史读物，马尔科姆笔下的更像是一部学院派著作。字里行间没有四处宣泄的情感，你所读到的，全都来自档案和其他记录所揭示的内容。这是一本干脆利落与极度博学相结合的著作——真正的学院派作品。

马尔科姆从乌尔齐尼开始写起，这个小城位于黑山最南部的亚得里亚海岸，靠近阿尔巴尼亚。最初这里生活着伊利里亚人，罗马人、拜占庭人和斯拉夫人先后控制此地，1405年威尼斯人接管此处，1571年被奥斯曼征服。当然，处在重要边疆地带的乌尔齐尼对16世纪的威尼斯来说非常重要。这里是混乱的威尼斯-奥斯曼帝国边境地区，周期性的暴力频发，在这里，氏族冲突比宗教冲突更加严重，而奥斯曼征服正在迫使基督徒逃亡。不过，奥斯曼征服带来的变化十分微妙，它并没有将原来的社会搅得天翻地覆。马尔科姆写道：

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外来势力接管了所有领域……但这一印象是错误的。除了部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人）外，穆斯林人口并非是从遥远的伊斯兰地区迁来的移民，而是碰巧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当地人。改宗的原因很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更多与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而不是出于任何宗教上的考虑。

换句话说，不同的帝国、不同的宗教的确发生了冲突，但这里的情形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复杂，更不明显。奥斯曼帝国仍然是威尼斯重要的粮食来源。两个帝国之间曾有过很长的和平时期，在对抗意大利的天主教城邦对手时，威尼斯利用奥斯曼人施加压力。马尔科姆小心翼翼地说道：“威尼斯甚至与波斯尼亚的桑贾克贝伊达成协议，招募克罗地亚轻骑兵以补充其自身的骑兵部队。”同时，“威尼斯是唯一以保护贸易路线为海军政策首要关切对象的大国；而这里的贸易是与奥斯曼帝国进行的，威尼斯通常政策是合作，而非冲突”。这里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地缘政治——因其无涉道德——超越了血腥的宗教冲突。例如，天主教波兰可以与受奥斯曼支配的罗马尼亚公国共处，“但不能接受它们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天主教同胞）的附庸或傀儡”。此外，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政策的首要决定因素”是在亚洲与同属穆斯林的波斯的斗争，这与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和埃及的控制一起，进一步助长了苏丹统治东地中海、特别是塞浦路斯的愿望，而这反过来又与天主教的威尼斯形成竞争，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影响了奥斯曼在欧洲的行动。

在本书中，对细节的记述并不会让人错失重点。对于这一时期以及这个特殊地理单元，本书是人们可以合理想象的最完整的描述。作者叙述了威尼斯-奥斯曼竞争中最肮脏的一面，比如巴尔干内陆桑贾克贝伊派遣非正规部队烧毁村庄、抢夺牲畜，以使威尼斯人及其臣民的生活变得极其悲惨，威尼斯在东亚得里亚海岸的帝国领土尤为脆弱，奥斯曼人一旦心血来潮这里就会遭殃。另一方面，由于阿尔巴尼亚地形崎岖，奥斯曼在内陆的管理尝试遭遇严重的暴力抗争，因而，奥斯曼有能力摧毁阿尔巴尼亚及其周边地区的现存权力结构，但却无法建立受他们摆布的新结构。(有时无政府状态来自海边，如以哈布斯堡统治的克罗地亚塞尼港为基地的乌斯科克人常向奥斯曼领土发动劫掠。)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马尔科姆说的是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土耳其帝国，虽然“奥斯曼”和“土耳其”在很多情况下意思相同，但由于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二者不能互换——因为奥斯曼苏丹国是个由不同文化甚至宗教组成的世界性混合体，其内部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自治政体和非土耳其人的小集团（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等）——至少当代学者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马尔科姆在许多启发性的枝节中告诉我们，奥斯曼帝国行政当局的“上层”包括“许多‘叛教者’（皈依伊斯兰教者），他们来自意大利、克罗地亚、匈牙利、奥地利和其他地方，他们的母语和精神结构是西方式的”。这一整套“政府、税收和军事组织体系”使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成为西欧羡慕的对象”。

马尔科姆以针尖般的细节捕捉到了这个世界的内部运作，收录了与故事核心相关的一卷卷外交备忘录以及相关的所有附属主题，囊括了对海盗活动、粮食贸易、船只建造、疾病爆发、奴隶赎买等等话题的详细讨论。他在这些主题上无人可及，读者恐怕只能望洋兴叹，学习和体会什么是真正的专业。

不过在这本书中，马尔科姆的天赋，尤其是在档案搜索方面，并不集中在更大的社会、军事和地缘政治议题上，而是关注威尼斯属阿尔巴尼亚的布吕尼和布鲁蒂家族，他们居住在乌尔齐尼，处在威尼斯和奥斯曼势力的边界地带，那里意大利语和斯拉夫语几乎交替使用，是个受人脉和地位支配的世界。“布吕尼家族和布鲁蒂家族在语言和文化上是真正的两栖动物。这对他们在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取得成功必不可少。”这个大家族包括巴尔干地区的一位天主教大主教，勒班陀战役中教宗旗舰舰长，一位为威尼斯和奥斯曼效力的译员，他还是伊斯坦布尔西班牙间谍网成员，后来又成了摩尔达维亚的首席大臣。（加斯帕罗·布吕尼则同时效忠于威尼斯、罗马教宗以及西班牙国王）。

杜布罗夫尼克（又称拉古萨）也在此时登场。它地处亚得里亚海达尔马提亚海岸，在乌尔齐尼以北，是个传奇的半独立城邦，在16世纪下半叶，杜布罗夫尼克充当了东西方之间的情报枢纽和通讯中心。该城邦的财富最初来自于铅、银和其他商品的出口，这些商品从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其他巴尔干内陆地区汇集于此。由于它几乎被奥斯曼帝国领土包围，杜布罗夫尼克无法在军事上对抗苏丹，同时它还依靠奥斯曼帝国供应粮食。但部分由于它是伊斯坦布尔可靠的情报提供者，杜布罗夫尼克不需要向苏丹提供士兵或以任何实质性方式协助奥斯曼军队。杜布罗夫尼克代表了最终极的暧昧形态：“作为栖身于奥斯曼领土边缘上的基督教城邦，杜布罗夫尼克在事实上自治，但却被苏丹视为帝国的一部分。”

历史学在于用纯粹的研究填补空白，而不是用臆想和小说笔法去修饰。就《帝国代理人》而言，马尔科姆成功复活了一整块大陆，在这片土地上，庞大的穆斯林军队得以深入中欧的匈牙利心脏地带。但同时，这片大陆也深深嵌入近东无涉道德的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尽管不那么笃定，但《帝国代理人》确实战胜了文明冲突论。

（本文刊载于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系政治、外交事务作家，地缘政治分析家，《巴尔干两千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