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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贫民窟三年半,她让我们看见城市另一半人的生活

楞个想 2022-09-24

在这里,人像垃圾一样被严格分类,正义像垃圾一样彼此交易,生命更像垃圾一样不值一文。

在这里,所谓体面的生活,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曾在《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担任编辑和调查记者,2003年成为《纽约客》专职作者。

从业三十年来,始终关注在社会边缘挣扎求生的弱势群体,是美国报道当代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曾获普利策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国家杂志奖等重要奖项。其报道以调查广泛、行文优美、同理心丰沛见长,并促发了一系列改善举措。

《美好时代的背后》为其代表作,出版之后受到众多媒体好评,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笔会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奖等奖项。


★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书写大城市里小人物的生、死和希望


★ 在这里所谓体面的生活,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 普利策奖得主、“乔治·奥威尔最出色的追随者”深入孟买贫民窟,揭开印度美好新时代的丑陋真相


★ “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印度的佳报道”,比尔·盖茨、奥巴马、阿马蒂亚·森一致推荐


书名:美好时代的背后

原书名: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Life, Death and Hope in a Mumbai Undercity 

著者:[美] 凯瑟琳·布

译者:何佩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6


深入贫民窟三年半,她让我们看见城市另一半人的生活

在孟买国际机场——象征孟买国际化大都市身份的“新门户”——西装革履的商人迈着匆忙的步子,准备前往下一个国家,开展一分钟几百万上下的生意;兴奋的游客走出航站楼,嗅着浓郁的花香,涌入四周玻璃闪耀的豪华酒店。

距离机场直线距离仅两百米,又是另一个世界:

三百三十五间歪歪斜斜的铁皮棚屋里挤住着三千人;

屋子旁的污水湖堆满垃圾和动物尸体;

四处逃窜的老鼠在人们身上留下咬伤;

无人打扫的公厕秽物横流;

连自来水都是限时供应。

这里是一座名为安纳瓦迪的贫民窟——拾荒者、零工、小偷、无家可归者的家。

机场管理局生怕这幅景象毁了国际友人对孟买的第一印象,在道路一侧竖起贴满意大利瓷砖广告的护墙,广告语“永远美丽”重复着跨过整面墙,似乎在竭力维护这座城市的尊严。

看到贫民窟景象的人,往往只会报以同情或心生嫌恶,极少靠近半步。

而一个女记者走了进去,还一待就是三年。



快看那个白人女疯子

初到安纳瓦迪,金头发、白皮肤的凯瑟琳·布便立刻吸引了贫民窟居民的注意。

人们以为她是附近酒店迷路的游客,指着她喊:“快看那个白人女疯子。”

他们不知道,此前十多年,这个“白人女疯子”一直都在美国做这样的事:深入底层社区,记录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

她曾爆出华盛顿智障人士救助之家的虐待丑闻,挖出福利项目资助下穷人生活的困窘,进入安纳瓦迪,只是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小人物的关注。

把凯瑟琳带到印度的是她的丈夫。多年前,她爱上了这个印度男人,多了一个新的祖国。

当时,印度在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新兴经济引擎。凯瑟琳在报道中看到的印度总是充满希望:普通人在IT行业摸爬滚打后改变命运;慈善机构向身陷贫困的人伸出援手……

但这些“成功故事”真的代表全部吗?

在孟买,超过一半人生活在贫民窟,与价值千万的豪宅仅一街之隔。

凯瑟琳好奇,这些生活在高楼大厦阴影之下、占据城市多数,却鲜少被主流媒体报道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经济腾飞是否为他们带来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如果没有,又是什么让他们身陷贫困?

毗邻国际机场和豪华酒店、规模不大的安纳瓦迪成了她能挨家挨户细致调查的微观样本。

带着疑问,请好翻译,拿着录像机、录音笔和笔记本,凯瑟琳开启了“贫民窟生活”。



“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

而是源于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一九九一年,一群来自印度南部的民工在维修完机场跑道后,决定留在孟买。

他们看中了国际航站楼对面的一片灌木林地,于是动手改造,一个月后安纳瓦迪建成了。

十几年后,住在这里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大多还是从农村来孟买找工作的异乡人。

凯瑟琳发现,这里的人并不像外界想的那么可悲。

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落地孟买,高楼大厦在起重机的轰鸣中建成,他们也在积极找寻赚钱的机会。

比如侯赛因一家。自从大规模建设抬高废金属价格以来,这家人的生活靠回收废品有了起色。他们攒钱付清了一块地的订金,憧憬着离开安纳瓦迪。

贫民窟居民满怀希望来到大城市打拼,机会和好运却不见得待见他们。

安纳瓦迪的三千居民中,只有六人有固定工作。侯赛因家做起废品生意,也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营生。

有活儿干也不等于能过上好日子。

成天和垃圾打交道让侯赛因家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长子阿卜杜勒六岁起就不得不辍学接替父亲,扛起养活全家十一口人的重担。

每年雨季是他们最焦虑的时候。连续不断的大雨让他们无法外出干活儿,而一旦发生洪灾,基础设施极不完善的贫民窟便首当其冲。几年前,一场洪灾卷走了侯赛因家储藏的大米和全部积蓄。

警察的威胁比洪灾来得更频繁。只要听说哪家人赚了钱,他们就会上门来收保护费。“像狗一样舔我们,吸干我们剩下的血。”阿卜杜勒的母亲私下里抱怨。

疾病、天灾、腐败……面对这些,只是从早到晚埋头苦干,就能保证生活的安稳吗?

阿卜杜勒告诉凯瑟琳:“在安纳瓦迪,财富不是来自人们做了什么事或做得多好,而是源于他们避开了多少意外和灾难。”

他没料到,有一天,朝夕相处、一起过着苦日子的邻居也会让他陷入绝境。



“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当“呼”的一声、小小的轰隆声和“我妈着火啦”的尖叫声一同响起时,阿卜杜勒刚安好母亲梦寐以求的厨房置物架。

完工的喜悦很快变成惊慌。随着邻居们赶来救人,阿卜杜勒的姐姐冲着弟弟喊:“快跑!她说过要让我们自投罗网!”

那天下午,阿卜杜勒安装架子时敲坏了隔开自家和邻居“独腿婆子”法蒂玛家的劣质砖墙,砖里的沙子掉进了法蒂玛的碗里。双方吵了起来。

为了陷害侯赛因一家,法蒂玛把煤油浇在头上,点燃火柴,然后准备用水浇灭。她没想到自己会因伤口感染死在医院。

但她还是如愿以偿。警察不在乎一个残疾女人为何被烧,他们只想从中获利。被关押后,阿卜杜勒和父亲遭受毒打,要想避免更多刑罚只能交钱了事。

不只是警察,负责搜集证词的特别执行官、为罪犯开具未成年证明的医生,甚至连邻居都以帮忙调解之名暗示给钱。

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阿卜杜勒的母亲不得不花光积蓄、卖掉屋后的棚子,拿钱给索贿的警察、出钱请律师。原本要买的那块地只好放弃,连订金也被扣了下来。

一家人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起点。

“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阿卜杜勒对自己所处的肮脏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没人关心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法蒂玛的复仇源于内心的嫉妒,嫉妒邻居的生活蒸蒸日上;而嫉妒的根源或许也只是希望,希望他人的好运能落在自己头上。

“无能为力的个人会把自己缺失的东西怪罪在无能为力的其他人身上。”凯瑟琳观察到。生活在底层的人并没有团结起来,斗争从未发生在不同阶层之间。或许这就是贫民窟和豪华大楼仅相隔一街却也相安无事的原因。


“对穷人而言,贪腐可能是仍未消失的一个机会”

有人深受贪腐和底层互害之苦,也有人在其中看见了机会。

侯赛因一家面临牢狱之灾时,主动提出帮忙调解的那位邻居是阿莎·瓦根卡。

这不是阿莎第一次帮助邻人解决问题。有老妇人找不到活儿干,她动用关系替她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有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顾,她拉着孩子送到孤儿院;有妇女卖身养家引发家人不满,她来出谋划策。

做这些只是出于好心吗?当然不是,再穷的人她也能从他们身上捞上一笔,即便一时拿不出钱,日后也会记着她的好处。

关键在于,这么做有助于竖立威望,而任命贫民窟管事的市政代表看重这份威望。

阿莎是安纳瓦迪最有野心的女人。她瞧不上侯赛因家的废品生意,更不愿像其他女人那样靠穿金盏花花环或给工厂做计件零工赚钱。她要成为贫民窟第一位女管事,通过政治踏入印度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

为了实现目标,她不惜敲诈邻人,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得来的好处也很实在。

在贪腐的底层城市,机会分配往往是内线交易。和政客攀上关系,让她有机会和他们联手,在政府及非营利组织的扶贫项目中分得赃款。

这些赃款让她家拥有了安纳瓦迪的第一台电视机,铺上了瓷砖地板,也让她一路把女儿送进大学,成为贫民窟第一个女大学生。

尽管贪腐对多数人而言全然只有负面意义,但凯瑟琳在阿莎身上看到:在一个被贪腐窃取了许多机会的地方,对穷人而言,贪腐反倒是所剩不多的真正机会。

二十岁时,阿莎是个贫穷的、没受过教育的农民;

而四十岁的她,虽然还只能住在底层贫民窟的公厕边,却已经有半只脚踏进了上流城市。


看见的意义

2021年5月,疫情肆虐下的印度。

一位孟买贫民窟居民在采访中说道:“这里从来没有过定期清洁,这个贫民窟也从未进行过消毒,人们对冠状病毒一无所知,就好像这里的人被遗忘了一样。”

他身处的被遗忘的角落早就被凯瑟琳·布记录在处女作《美好时代的背后》中。如今看来,也毫不过时。

在这个发展迅速的美好时代,有一群人从未被时代眷顾,被抛在一边。

他们寻得的机会无法帮他们抵御生活中不断来犯的各路风险,他们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彼此激烈竞争,甚至连他们的生存空间也要为城市的发展让路。

书的末尾,一辆推土机推倒了那面“永远美丽”的遮羞墙,接下来,三百三十五间铁皮棚屋会被更多的酒店、办公大楼和主题公园代替。安纳瓦迪居民的生活,就像被填平的污水湖,在官方统计数据中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尽管安纳瓦迪只是孟买的一个小小贫民窟,曾经深入多个底层社区的凯瑟琳,还是对它和其他贫穷社区之间具备的共同点感到震惊。

安纳瓦迪居民的生活又岂止仅存在于印度。

文字之外,生活还在继续。未来像一辆怎么追也追不上的公交车,但没人放弃追逐:出狱后的阿卜杜勒开着拉货的板车重新上路了;精明强干的阿莎还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阿莎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做了老师,为了让更多贫民窟孩子拥有选择的机会……

这些记录有什么意义?用凯瑟琳的话来说:“很少有报道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改变发生,也是因为有人能更好地了解到一无所有的人们正在经历什么。”

看到是改变的前提,这或许就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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