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讲真话、讨厌电子产品、对严肃文学无比热爱——乔纳森·弗兰岑的性格标签如此鲜明，以至于常被人认为太过“老派”。但简单地用这一个词来概括他，似乎太过粗鲁。
2010年8月，《时代》杂志让一位作家登上了封面，并将其评为美国当代的伟大小说家，这个人就是乔纳森·弗兰岑。许多人一提起他，应该就会想起他的那几个大部头：2001年，他的长篇小说《纠正》出版，赢得了评论家与读者的双重美誉，并且不负众望地得到了普利策奖提名以及美国国家图书奖。2010年，《自由》的出版更是引发热潮，单是中文简体版的销量就已超过20万册。
如果说《纠正》与《自由》是乔纳森·弗兰岑生命中的大事件，让他纯熟的写作技巧在广大文学爱好者心中生了根，那《如何独处》的出现，就是让读者反过来走向这个“老派”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在他对各种现实问题的分析中，核实我们对他的一个个疑问。
2021年7月，新经典文化全新推出乔纳森·弗兰岑的著名随笔集《如何独处》的精装典藏版，试图让我们重拾这个经典文本的当下意义。
这本书收录了14篇内容充实、见解独到的文化评论与自我思考。矛盾的自我、伪善的媒体、失落的文学……从一个个机智而又犀利的命题中，乔纳森·弗兰岑一再突破既有的思维模式，一次次冲击着陈旧事物的暗礁。
社交孤立、抑郁、悲观……在这个喧嚣世界的背后，涌动着无数暗流。逃不出人际的网，躲不掉窥私的眼，避不开邻居的纷扰，骨肉亲情是我们柔软的羁绊。我们在声色娱乐、光怪陆离的城市孤岛漂浮不定。
我们渴望逃离，渴望建造并居住于想象的世界。我们渴望独处。然而，没有对真实世界的归属感，就不可能在想象的世界茁壮成长。
从流亡的读者到孤独的作者，从帝国卧室到天下第一市，从捡破烂到筛烟灰，从监狱系统到性爱书籍……每一篇文章都闪耀着智慧和文字的光辉，记录了一位不轻易随俗、不断自我诘问的社会小说家、一个知识分子，历经挣扎与成长，挥别忧郁恐惧，臻至温暖的过程。
《纽约时报》曾这样评价此书：与书名“如何独处”相反，读这本书完全不会感到孤独。这部文集凸显了弗兰岑的优雅、敏锐，以及作为随笔作家的胆识，充满富于才智的自我意识。《时代》杂志同样给出了高度评价：弗兰岑是日益衰落的文字国度里最微妙的头脑之一。好书不再重要了吗？不，这本书很重要。
一个读者看完这本书后更是深情写下了如下评语：真是一次绝妙的阅读体验。我有种圣洁的感觉，仿佛已经跳了一场舞，喝了绿豆汤，看了牙医，领了工资，还吻了一个婴儿的额头。我想把这本书的每个字掰扯下来，珍藏在大脑皮层的回沟里。
信息爆炸、个人空间挤压、隐私剥削，弗兰岑用独到的眼光告知我们在今天保持清醒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是否要为适应真实世界而接受治疗？我不需要，这个世界也不需要。这是保持思想独立的高傲宣言，也是他应对世界的良方。
也许，我们只是需要像弗兰岑一样在信息的汪洋中暂时抽出身来，全身心地投入一本好书。学会独处，学会保持思想的独立，也在更为广阔的生活实践中，看到自己的丰富性。
《如何独处》文摘去年冬天有一阵子，在我的第三本小说出版后，我收到许多封陌生人寄来的怒不可遏的信。让他们恼火的不是小说——那是一部喜剧，讲述一个深陷危机的家庭——而是我通过媒体说的几句欠考虑的话；我明知大可用一句温和平淡的解释回复他们就好，多说多错，但还是忍不住稍加反击。我效法我的一位老文学偶像，一直对读书界分不清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私下的自我深感遗憾的威廉· 加迪斯，请写信的读者看我的小说，而不是听新闻里对小说作者的歪曲报道。几个月后，一位曾写过信给我的M女士——住马里兰州——回信，并附上她已读完小说的证据。她洋洋洒洒地列出从我的小说中选取的三十个花俏词语，例如“昼行性”“对跖点”这种词和“电子点彩画派的圣诞老人脸”这样的说法，然后提出一个可怕的问题：“你写这些是要给谁看的？显然不是只想享受一本好读物的一般读者。”她还给出以下描述讽刺我和我预设的读者：纽约精英阶层，漂亮、苗条、有厌食症、神经质、世故、不抽烟、三年堕胎一次、喷抗菌剂、住豪华阁楼或顶楼，读《哈泼氏》和《纽约客》的高等人类。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是，小说的难度是社会特权阶层读者和作家的工具，这些人瞧不起读一本“好读物”的天然乐趣，而属意那种惹人厌的、感觉高人一等的人工乐趣。对M 女士来说，我是个“爱炫耀的自大狂，一个十足的浑蛋”。我父亲向来钦佩学者的非凡才智和庞大的词汇量，他本人也称得上是个学者，而我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点，这部分的我很想回敬M 女士几句。但我的另一比重相当的部分，却因为得知M 女士觉得被我的语言排拒而深受打击。M 女士的语气有点像我母亲—她一辈子都是个反精英主义者，把神话般的“普通人”的修辞发挥得淋漓尽致。母亲可能会问我真的非得用“昼行性”这样的词不可吗，还是只是为了炫耀。在M 女士的敌视面前，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原来，就小说与读者的关系，我同时认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第一种受福楼拜拥护的模式中，最好的小说是出色的艺术品，成功写出它们的人应该得到不凡的荣誉，而如果一般读者排斥这部作品，那是因为一般读者缺乏素养；任何小说，甚至是平庸之作，都独立存在，与人们是否有能力欣赏它无关。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地位”模式。这种模式会引发关于天赋和艺术史上的重要性的论述。与之相反的模式是，一本小说代表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份契约，由作家提供文字，读者利用它们创造愉快的体验。因此，写作需要平衡自我表达和团体交流，不论那个团体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迷还是芭芭拉· 卡德兰的粉丝。每一位作家最早都是某个读者群的成员，而阅读和撰写小说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系一种联结感，为了抵抗关乎存在的孤独；因此，一本小说唯有在其作者能维持读者的信任时，才会获得读者的青睐。这叫“契约”模式。这里讲的是愉悦和心领神会。我母亲一定会喜欢。在“契约”模式的追随者眼中，“地位”那群人是傲慢自大、把鉴赏力挂在嘴边的精英。相反地，对由衷信仰“地位”模式的人来说，“契约”是媚俗、在美学上妥协的秘方，是彼此竞争的文学亚群的标签。当然，就某些小说而言，两者的差异没那么重要。《战争与和平》《欢乐之家》：你说它们是艺术，我说它们是娱乐，我们都会翻开来读。但当读者发觉一本书难读的时候，这两种模式就会产生显著的分歧。根据“契约”模式，困难是麻烦的征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宣判作家违反了社群契约：将自我表达的需要、个人虚荣或文学俱乐部会员身份摆在大众读者对心领神会的合法向往之前—换句话说，浑蛋一个。若拿自由市场最极端的观念来理解，“契约”模式规定，如果某件产品不合你的意，错一定在产品。如果你被一本小说中某个冷硬的用词崩断牙齿，你可以去告作家。如果你的教授将德莱塞放进你的书单，你就写出措辞严厉的学生评价。如果本地交响乐团演奏太多二十世纪的音乐，你就取消订位。你是消费者——你来裁定。从“地位”模式的角度来看，困难往往象征卓越：它暗示小说作者鄙弃廉价的妥协，忠于艺术眼光。这种模式主张简单的小说没什么价值。少数读者经过辛苦付出，慢慢穿透神秘，发挥耐力而获得的愉悦，才是最值得拥有的愉悦；如果你像M女士那样读不来，那就见你的鬼去吧。无可否认，“地位”模式奉承了作家的“重要感”，但我骨子里却是“契约”类的人。我生长在一个平易近人、崇尚平等、为消遣而阅读的郊区。即便成年后，我也自认是个懒散的读者。我曾开始读（很多情况下，不止一次）《白鲸》《没有个性的人》《梅森和迪克森》《堂吉诃德》《追忆似水年华》《浮士德博士》《裸体午餐》《金碗》《金色笔记》，但距离读完都很遥远。事实上，在我这里稳稳领先、被我主动全部读完的最难读的一本书，就是加迪斯九百五十六页的小说处女作：《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