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赞美我们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成为我的“罪证”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

我写了不少赞美我们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们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那么说不定有一天我又会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为此而写作的。

1981年9月我在巴黎和几位汉学家聚谈，有人提到我在浩劫中活下来的事。对我们看作寻常的事情，他们却严肃地对待，我不能不反复思考。我不是白白地经历过那可怕的十年的。我终于感觉到了十年浩劫之后在我的心灵中新生出来的东西。

我渐渐看清楚了，它应该是爱，是火，是希望，是一切积极的东西。许许多多人活下来坚持下去，就是靠了这个。许许多多人没有活到今天，但是他们把爱，把火，把希望留给了我们，而且要通过我们留给后代。我绝不能放下我这枝笔！

选自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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