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岁，还学不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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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决定着普通人的命运？

伊险峰，中国媒体界凤毛麟角的人物，怀着媒体人的本能、敏感和理想主义，和同伴杨樱一起，完成了一部前所未有的书写——《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一经出版，便得到了陈嘉映、梁文道、罗新、严飞、李海鹏、班宇等诸多学者作家的高度评价，并迅速登上了豆瓣新书榜。

他们写这本书，源于对中国四十年社会变化的兴趣。这变化快且剧烈，总需要一个来龙去脉——

书的主角，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伊险峰的初中同学，他们如今都是口碑甚佳的专业人士，也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他们所在的1970年代生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他们生活的城市沈阳，在这个过程中处境复杂——从计划经济重镇到一个落伍者，有强大的失落感。

“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残酷真相，而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只是不要成为时代废弃物。

以下为该书第一章的节选内容。

◎◎◎

文/伊险峰 杨樱

张医生和王医生都是我们的主角。

张医生，张晓刚，工人子弟，有一兄一妹。他考上第四军医大学（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最后在三〇一医院（注：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我们跟张医生解释了我们想做的事。大意是，我们想写一本书，事关一代人的阶层跃迁，想找几个专业人士为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你挺合适。

他认真地听，讲他关注的一些大事，比如中年人的翻盘机会。前半生不顺还好办，你看王平——就是王医生——刚工作时不顺，现在顺了；后半生不顺就比较麻烦，没有翻盘机会了。

他这不是拿自己当对照组。在之后一年多的数次谈话里，他从来没有不顺的任何暗示。不过，那天他说，他应该做一些更烧脑的工作。这不属于不顺的范畴。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上的问题。

就像是深思熟虑过，他说，你这事我全力配合。说得很诚恳。

王医生在火锅店里表情严肃。

王平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主任秦浩比他大一岁，成立科室的时候挑中了王平来一起做事。王医生表示对名利很淡泊，但很在意一家名叫“好大夫”的网站上的评价。“全国二十万医生，请三百人到北京去开年会，有我一个”，“机票酒店都不用掏钱，怎么也得四星级，照顾得都很好”，“果断把双人间升级为单人间”。

王医生说现在爱忘事，眼睛花。吃饭时他突然到处找起了手机，想起这会儿应该有人给自己拿一台机器，但手机放在口袋里，振动听不见。

“你看，就是容易忘事。”

联系上了，但是他很不满意，一直埋怨送机器的人为什么不配个手提箱，七十来万的东西，就这么端着。

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些外围采访，没准会有一些说他不好的话。他想了想，很严肃地说，应该不会有他找来的人说他的坏话。他说他在原来的诊室不是一个合群的人——“做我自己的事”。

王医生看上去很板正。有问必答，答得尽心尽力，但是说到他觉得可以结束的时候，便戛然而止。

讲家里的情况时是个例外。他的自我定位是一个大家庭的运转核心。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女儿，正准备考东北育才学校的高中。太太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与他同届，现在在一家有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工作。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妹妹还在二〇四那边住。妹夫在沈海热电厂。妹妹被他参谋着提前退休了，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妈妈。

母亲这年肾上长了个肿瘤，全家人吓得不轻。“做了一夜陪护，想起小时候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张床上的日子，找到了感觉，这是家。”

王医生说，他由此意识到自己生活的重心在哪里、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

《张医生与王医生》内文实拍

从“工人子弟”到“专业人士”

两位阶层跃迁者的故事

王平掏出一个硕大的钱包抢着付账。“请得起，到沈阳了你们得听我的。”

随后他抱着机器坐上出租车。他没有车，也不会开，在数九寒天也骑共享单车上班。“挺大一个公司，就不能给它弄个包。”他又重复了一遍。尽管我们早就想好了要写两个专业人士——医生的成长史，但我们还是准备得太不充分了，好长时间才适应，原来这机器就是手术刀。

一周以后，2018年年底，我们给张医生和王医生分头发了邮件。

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这一代人是值得记录的，也到了应该记录的时候。

总的来说，这是流动性最强、人生积极、机遇完好，并且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完成阶层转换的一代人。

知识、专业性是决定因素，它超过了阶层和出身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相信进步带来的改变，也让这一代人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与此同时，这一代人还经历了旧企业衰落、社会剧烈转型、传统人际和社会关系的瓦解与再造。在这一点上，沈阳和大东区都具有特别意义。

大东区除了经历大工业遗产和计划经济传统工人社区的起落之外，还有传统市民社会的转型（这是与铁西区不大一样的地方）。它包括了市民社会的瓦解和社会结构的解组。

从那天的采访开始，就不断地有人——特别是我的同学们狐疑地看着我们：写晓刚？啥？写王平？为什么写他们？这能行吗？他们不是名人。得写名人啊。马云。罗振宇。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记录有关个人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之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如何把握时机。

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个人的成长提供了什么支持。

希望为这一代人，在个人意义上和代际意义上获得更全面的评价以及赢得更多尊严。

通过个人的成长和变化，也能折射出家、家族、社区、城市的变化。

我猜想这些东西还是迷人的。

作为他们的同学，我在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亲戚一次又一次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了更多一开始我们所忽略的东西。

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事儿与我们的关联度并不大，但它是一个以前未曾出现的现象，而且显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如果在音乐、小说、电影、电视中都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

有的时候，感觉我们正做的工作就像一部精神流浪汉小说一样，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两个人莽撞地闯进这个庞大的题材，试图顺着理清一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们的主人公在这四十余年中也在不断地寻找。

在那封邮件中，我们详细地列出了我们要进行对话的次数、要点和想要见到的人。

半年以后，我们终于接近了现在的想法——呈现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知识、尊严和自我的形成过程。

这令我们变得有野心，而且愈发显得我们莽撞。我们的社会学训练，不论是对社会学的掌握，还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了解，都过于欠缺了。

但是这承平日久的一代，从贫穷中走出，从工人阶级转身为专业人士，在他们经历的这几十年中，中国经历了复杂而且天翻地覆的变化。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名词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完全变为另外的意义，“专业”“知识”“成功”“财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重新定义，“国企”“单位”“福利”“社区”等每一个词仿佛都换了内涵和外延……如果可以有一些机会审视并探讨个中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极为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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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上升的同时

整个锈带地区在下降

在几十年间，张医生和王医生完成了知识获得，赢得了社会尊重，看起来功成名就。

在他们上升的同时，整个锈带地区在下降：东北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的妖魔化、东北人和“东北人”这个词的内涵的转变……这个社会发生的变化，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变化。

过去这些年，沈阳在中国的各项城市排名中不断下降，敏感一点的沈阳人都活在各种失落当中。

这种失落有悲天悯人愁煞人之感，看到“024”这样一个电话区号都会触景生情，感慨起命运无常来——三位区号表示在电信业曾经发达的时段里沈阳作为“中心局”的地位，现在一些新贵城市当年可未必有这样的殊荣。

因为三位区号或者“东北局大军区总部”之类的荣耀，沈阳原来还幻想过成为直辖市，直到现在心里还为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称号暗暗较劲。但是，一些跟增长有关的硬数字不留情面，沈阳还担了“数据打假”“挤水分”的名分，这个以往看上去手到擒来的中心地位现在也没有任何把握。

这时候，连人口都成了个大问题：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前者对张晓刚这样的医生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以及前些年执行计划生育的坚定和听话，让沈阳的育龄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多年的城市化，也有人认为是东欧化，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

虽然沈阳很早就想凑齐一千万人口，成为超大城市，但过了这么多年，人口只能勉强维持着增长，每年只有七八万，离大目标越来越远。

沈阳四十年的发展，前十年似乎是计划经济回光返照，那时感觉硬硬的底子都在，沈阳努力努力还可以争一争中国第四城、第五城的位置。

接下来十年，完全被下岗这事打击懵了，一群掌握不了自身命运的省市领导，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向——让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城市失守而放弃，兵溃如山倒——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就这样任其发生：“你总得给我点解决政策吧？”

结果等着等着，就等成了一直被各种人声称要挽救的对象。

1996年3月，沈阳太原街，道路两旁林立的店铺

后二十年，靠着过紧日子挺过了贫穷，借着一些区位和贸易的优势，再加上全中国如出一辙的房地产拉动了消费，城市里还算得上富裕，但眼看着再也追不上别人，以前讲些“共和国长子”之类的陈年荣耀，现在泯然众人，发自内心地说起了自己的“宜居”——房价不贵，物价便宜，就连夜市小烧烤和鸡架都成了“网红”选题。

这几十年间，始终有两个社会交错进行：

一个是张医生和王医生一点点试图融入的社会；另一个是曾经社会失序，城市景气不再，先是失落，而后负重前行的沈阳城。

一个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立足？

过了好久，我们终于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一个出现在形形色色的对话、探讨、宣传和自我反省里的词有关：社会。

这个词是如此变化多端，你可以说“这个人很社会”，也可以说“社会现在流行什么”，至于小孩，一旦做了什么事需要被说教，就会听到“等你进了社会”这样语重心长的预警。

而我们希望探讨的，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组动态的关系，关系的两端分别是“自我”和“社会”。对于张医生和王医生而言，他们所追逐的、他们背景中各个时间段里鲜明的标签、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都是形形色色社会的变体。

在此过程中，我们本来希望探讨“两位医生如何构建了自我”，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修改成“他们这一代的自我真的完成了建构吗？成为父辈，成为中坚，成为了不起的权威教授，成为有担当的人，但他们在人生的刻度上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专业人士张晓刚和王平都曾经是一流好学生。一个只会学习的好学生是不懂得社会的——让我们换个直接的说法：一个书呆子如何在社会中立足？

在粗粝的工人阶级文化中，他们与社会之间隔着一条又是怀疑又是嘲弄又是羡慕的鸿沟。

“社会险恶”，几乎成为他们从小到大的梦魇。他们要摆脱那些不信任，害怕地、担心地一步一步走过，或者躲过，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

他们到现在也为这事焦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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