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谎言简史》：反思“平庸之恶”
《法西斯谎言简史》
作者：芬切尔斯坦
代表性著作有《法西斯谎言简史》《从法西斯主义到民粹主义》《肮脏战争的意识形态起源》等。
历史学家芬切尔斯坦的精悍之作，反思和深化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为何法西斯主义者会将简单的、往往可憎的谎言视为真理，有的甚至不惜为之而死？
简介：
法西斯主义历史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种族主义的谎言会导致极端的政治暴力。如今，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波新的右翼民粹领袖。就像过去的法西斯领袖，这些民粹领袖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现实的质疑，对神话、愤怒和偏执的支持，以及对谎言的宣扬。
如果想了解我们棘手的当下，就需要关注法西斯意识形态家的历史，关注他们的修辞是如何，以及为何导致了大屠杀、战争和毁灭。
本书旨在提出一个历史学框架，考察法西斯分子如何不仅接受谎言，而且将其整合为独特的、非理性的“真理”，以服务于其政治目的。法西斯主义所理解的真理不需要经验证据的证实，而是来自对超历史神话，尤其是种族主义神话的直觉确认。法西斯领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进而作为人民和民族的化身，依靠独裁式民主进行统治，操纵或发明事实。当有组织地撒谎成为生产神话的手段，法西斯主义必然是反对民主的，并且要求对历史发动战争。
■只有理解了法西斯与谎言的关系，才真正知道法西斯是怎么回事
撒谎和政治一样古老。以更大的善为名掩盖真相，是大多数政治史的标志。君主、自由党和保守党也说谎，但谎言在他们那里是附带的，不像法西斯主义者，“我撒谎故我存在”，并且不知道自己在有组织地撒谎。法西斯得势的历史也即谎言掌权的历史。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只说了一点，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阿伦特让我们了解了谎言在极权体制中的作用，但是她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何法西斯主义者会将简单的、往往可憎的谎言视为真理，有的甚至不惜为之而死。本书表明，艾希曼不仅是平庸的，更是狂热的。这种狂热绝非只是病态的激情，背后有它自身的一套逻辑。
■不只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破在谈论法西斯主义时的欧洲中心主义
一般讲法西斯主义，几乎等同于纳粹，偶尔延伸到意大利，过于欧洲中心主义，忽视了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跨国现象，尤其拉美是重灾区。而本书填补了这一块，并且主要以博尔赫斯为批评资源，让我们明白这位失明的大师绝非中国作家想象的，活在书本中。
■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更是民粹主义的照妖镜
民粹主义是根据民主时代的要求改头换面的法西斯主义，因此本书不仅分析了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谎言，还剖析了特朗普、博索纳罗等当权的右翼民粹领袖言行背后的实质，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导 论 / 001
第一章 论法西斯主义的谎言 / 015
第二章 法西斯主义历史中的真理与神话 / 029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的化身 / 043
第四章 真理的敌人？ / 053
第五章 真理与权力 / 065
第六章 启示 / 079
第七章 法西斯主义的无意识 / 093
第八章 反对精神分析的法西斯主义 / 105
第九章 民主与独裁 / 121
第十章 毁灭的力量 / 135
结 语 民粹主义对历史的战争 / 147
致 谢 / 169
注 释 / 171
法西斯分子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真相的收买和对谎言的广泛宣传。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波新的右翼民粹领袖。而就像过去的法西斯领袖一样，他们的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现实的质疑，对神话、愤怒和偏执的支持，以及对谎言的宣扬。
当然，撒谎和政治一样古老。在政治权力斗争的历史中，宣传、伪善和矫饰无处不在。以更大的善为名掩盖真相，是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政治史的标志。
法西斯分子在政治活动中的那种撒谎绝非典型。差异并不是程度上的，即使程度上的差异很明显。说谎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征，而其他那些政治传统则不然。比如，撒谎在自由主义那里只是附带的。事实上，就法西斯主义的欺骗而言，它们与历史上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几无共同之处。它们超越了政治两面派的更为传统的形式。法西斯分子认为他们的谎言是为朴素而绝对的真理服务，而这些真理实际上是更大的谎言。
20世纪著名的法西斯主义领袖——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都视谎言为真理，视自己为真理的化身。这是他们理解权力、人民主权和历史的核心。他们用一个建立在神话逻辑之上的世界来替换这个世界，让真与假无法区分。在法西斯主义中，神话真理取代了事实真理。
对于戈培尔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知识是一个关乎信仰的问题，尤其是对法西斯主义领袖神话的深信。正如操纵或发明事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关键维度，对超越事实的真理的信仰也是其关键维度。法西斯主义者并不认为真理与宣传之间存在矛盾。
戈培尔将宣传定义为“一种艺术，不是怎样去说谎或歪曲，而是如何去倾听‘人民的灵魂’和‘用一个人能听懂的语言跟他讲话’”。
法西斯主义者将人民、国家和领袖这三者隐喻性的统一，建立在将神话视为真理的终极形式之上。但他们这样的做法不乏先例。真理与谎言在法西斯主义中的异乎寻常的地位，不过是真理与政治漫长的关系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方面。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看来，政治史总是呈现出与真理的紧张，而法西斯主义对这种紧张的解决，意味着对政治的破坏。要界定法西斯主义，其中一点便是有组织地撒谎。只有领袖规定的事实（和谎言）才可以被接受为真相。
同样，纳粹党人也没有区分可观察的事实与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真相”。当“群众领袖攫取了让现实来配合其谎言的权力”时，极权主义独裁最激进的结果便出现了。几年后，在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引发争议的研究中，阿伦特对这位大屠杀策划者的推理过程进行了重要的探究。艾希曼可谓“对事实本身极其蔑视”这一现象的缩影。
法西斯主义捍卫的是一种神圣的、弥赛亚式的和卡里斯玛型的领导，这种领导将领袖、人民和国家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民主权被完全委托给了独裁者，独裁者以人民共同体的名义行事，他比人民更清楚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法西斯主义者用政治神话取代了历史和基于经验的真理观念。他们对敌人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敌人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种生存威胁，必须先对其进行迫害，后将其驱逐或消灭。
这不是一种源自书本的理性的伦理教育，而是从形象和情感中汲取伦理。简而言之，是迷信的回归。因此，博尔赫斯认为法西斯主义与阅读是正相对立的。他在1944年警告道，法西斯主义最终将导致知识的毁灭。它将为“地球上所有书籍的死亡”开辟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缺乏1944年博尔赫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灭绝犹太人的那种了解，弗洛伊德还以讽刺的口吻， 认为焚书比焚尸好。对弗洛伊德来说，纳粹党人的焚书代表了法西斯主义对学术文化的排斥：“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啊。要是放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活活烧死；而如今，他们满足于烧掉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