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遛鸡、用锤子砸出一封情书……何弃疗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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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裂點》厉槟源个展现场，仁庐，上海
本文展览和作品图由画廊及艺术家本人提供
我没想到，厉槟源（可能）最为人所知的那些作品，都是几年前做的了。
比如在北京的早高峰时间，坐在地铁1号线车厢里旁若无人地刷牙洗脸刮胡子；
夜里骑在摩托车上，脚穿垫有菜刀的鞋子在地面摩擦出火花；
用一把锤子砸烂另一把，继而再用一把砸烂上一把，直到剩下最后一把锤子；
最具有“出圈”效果的，当属“望京裸奔”无疑——在两个月时间里，他在凌晨裸奔了10次，其中有抱着十字架的，有抱着充气娃娃的，还有一次是把十字架扛在肩上，骑着摩托车裸“驾”。
“裸奔”被网友拍到，厉槟源因而短暂“被成名”——虽然这名气如同其他网络事件激起的水花一样转瞬即逝；他的其他作品，也大抵逃不过被遗忘的命运，正如在这个健忘的时代里，所有东西都将烟消云散。
唯一留下来的是录像/影像。总有一部摄像机/相机记录下他的所作所为，一个“客观”的视角，将他的“行为”与“表演”区分开来。
“其实我也在借摄像机观察我自己，”厉槟源说，“行为做完之后，我就像是在看另一个人——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个人，这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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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槟源是谁？
我们可以说，厉槟源是湖南永州人。
1985年，他出生在湖南永州蓝山县下辖的一个村子。1200多年前柳宗元写下《捕蛇者说》，永州之蛇的故事至今仍在流传。厉槟源小时候也听过好多，比如“有些餐厅做蛇肉，厨子把蛇头都砍下来了，结果一拿蛇头就被咬到，死了”；还有一些人是拿蛇去泡酒，“一年后打开瓶子要喝酒，结果被瓶里的蛇咬到，死了”。
小时候他们也打蛇。有一次在上学途中，他看到一条蛇在水沟里游，就想搬起石头砸蛇，结果石头下有玻璃碎片，他的手被尖锐的碎片扎到，“就哭着自己去学校”，因而从此怕蛇。
直到高中毕业前，厉槟源还需要下农地干活儿。秋收，晒谷，在菜地和果园里帮忙。家里还养过鱼，他四五点就得去割鱼草，光脚被秋天清晨冰冷的露水打湿。
他贪玩，闹腾，农活儿能偷懒则偷懒，犯了错就要挨父亲打，“从这个村打到那个村，”他自嘲道，“我就像逃命一样——我觉得他会把我杀了。”
但他理解父亲的暴烈。“他结婚的时候才18岁。在农村，跟你越亲密，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
12岁，转折点到来了——读初一时厉槟源发现，自己学校里居然有一个美术班，有些高年级的孩子每天最后一节课可以在画室里度过。“我就趴在窗户上看，看着他们用一支笔就能把一个东西画到纸上，感觉太神奇了”。
他也许是有艺术“天赋”的。在更小的某天，他用河泥捏了一个他想象中的佛像。父亲问他：“你在哪里捡的？”厉槟源说是自己捏的。虽然不相信这是儿子的杰作，惊讶的父亲还是把泥塑烧成了一个陶器，“但他还是很好奇这个东西是啥玩意，于是他就拿锤子一敲，把它敲碎了。”
后来，毕业于郴州师专的美术老师留意到窗外的这个孩子，就对他说：你也进来一起画吧——就这样，厉槟源开始正式学画。
到了高三，他想到一个有海的地方去读大学，比如厦门大学，或者中国美院，虽然专业成绩好，但文化课差，两次都落榜。第三年，他考上中央美院。大一上完基础部的课程，他感觉自己再也“不想在画室里泡四年”，因此选择雕塑专业。工作室里四个老师，指导包括他在内的七个学生。央美本科五年，他只回过老家两次——
在他13岁那年，父亲在广州打工，然后某天，莫名地，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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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槟源成了一个艺术家。
2010年，地铁1号线列车正穿过北京的心脏地带，他在车厢里洗漱剃须。旁人或错愕，或尴尬，厉槟源内心却暗自激动——那是他第一次将行为艺术插入公共空间，就像“偷吃了禁果了，从此尝到甜头了”。
在他看来，行为艺术是一种“感性的劳动”，即时输出，立刻体会。在此之前，他已经藉一次课堂作业体会过此类“劳动”：基于“用5分钟完成一件作品，不限题材和形式”的要求，他在教学楼墙角里捡了两块鹅卵石，手持一块把另一块砸碎。
砸（碎）某样东西，在他的创作中并不少见。
把一颗螺钉砸进水泥地里，名字叫《一封情书》，落款是“I miss you”；
在35分钟内砸烂160把锤子的那件作品，名字叫《死了都要爱》；
最近的一次，是一件叫《分解》的作品：身穿白色工装的厉槟源站在一个由红砖砌高的立方柱上，用锤子不断砸脚下的砖，直到四个小时后把柱子砸到与平地一样的高度。
这些行为也许会让观众产生一个联想：厉槟源就像韩国导演朴赞郁的《老男孩》里的崔岷植，暴虐而无望。
这样的联想当然失之武断，但厉槟源的确实施过一系列颇具破坏性/戏剧张力的行为作品：
《正义》：把“轰天雷”绑在两块砖头上，手举砖头点燃烟花，仿佛一只英雄主义式的正义之臂；
《空房间》：像手提重型机关枪一般，点燃烟花轰向一间即将被拆掉的空房子；
《臭水沟的春天》：轰炸的对象不再是虚无的夜空或无声的废墟，而是北京黑桥村里的一条臭水沟。
那时，郊区村人、外地农民工、无社保的艺术家们混居杂处在黑桥，艺术工作室们还没有遭遇强拆，厉槟源乐意待在那个肮脏而荒诞的城乡结合部，正如《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报道中所描述的理由：“他喜欢这儿，觉得超现实——超级现实又超越现实”。
策展人顾振清曾写到，厉槟源“不择手段地做艺术，有一种发自草根的狂热、激烈、戏谑和自黑表征”。在他看来，《臭水沟的春天》所折射的是，“一向被用来粉饰繁华盛世的烟花不断射向脏乱差的现代性负面现实，极具一种‘恶之花’式的讽喻色彩”。
讽喻与自嘲等诸般特征，在2014年的《何弃疗》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头戴荧光粉假发、身着白色毛衣和黑白条纹紧身裤的厉槟源在黄昏时分开始“表演”——他手提一台便携式广场舞音响，把Disco舞曲开到最大分贝，然后在黑桥村疯狂摇摆、甩头、大叫大笑，爬树倒挂，或者冲向野外把枯枝点成火堆……最后他跪在地上，“吐得翻江倒海”。
没人把他的行为太当一回事，毕竟，这里是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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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槟源算得上是一个高产的艺术家，因其狡黠而多变，或者说，如其自己解释的：“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作品——就是我到哪儿，我的作品就做到哪儿；活到哪儿，就做到哪儿。”
因此，他可以拿着麦克风，对着群山嚎叫：
背对一列经过的火车，随其震动的节奏而跳起：
手撑长杆，企图躲过每一次海浪的冲击：
头戴眼罩，坐在阳台上看风景：
坐在红色的脚盆里，在沙漠中徒劳地划船：
他的作品当然意有所指，有嘲讽，有抨击，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幽默感与之共存。
比如“遛鸡”——彼时禽流感肆虐，“整个北京都找不到活鸡了”，厉槟源就跑到河北农村去买了一只，然后在望京的一条步行街上，嚣张地遛鸡。
我问他：后来鸡怎么样了？
“遛完后，我还养了一段时间，但它三四点就开始叫，把邻居吵得不行，后来我说，要不就宰了吧？”
杀的时候是邻居动的手，厉槟源躲开了。
后来找了五六个朋友一起吃，“我只吃了一小块，”他说，“肉倒是不老，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住它。”
某种程度上，厉槟源所行之事，皆为徒劳——在重庆的一座环状立交桥下做倒立；在黑桥三岔路口的中央，坐在一把转椅上向四周持续扔鞭炮；手持一块画板，试图堵住决堤的河水……这些，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然而这就是厉槟源的选择；如策展人崔灿灿撰文评论的，“在乏味而又平庸的现实中，这种片段的、破碎的，有别于传统和大众经验的存在方式，构成了厉槟源在今天的独特性价值”。
不同于美术馆里的行为艺术表演（Performance Art），厉槟源的行动无需展厅，不求观众，随时随地展开，“这种持续的表达既是和他者进行交流的渴望，对自我存在感的确认，也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进而言之，厉槟源采用了一种无聊的黑色幽默乃至低级趣味，去抵抗平庸而乏味的生活。而“在绝大多人所追求的高尚的知识与道德面前，在所谓的客观、中立、理性的自我神圣化之外，欲望的冲动与低级趣味显得如此真实与生动”（崔灿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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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裂 點 | 厉槟源个展
仁庐
时间 ：2019年9月19日 - 10月26日
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尚文路133弄10号仁庐
展览还有半个月结束，在上海的读者快去看
仁庐展览现场，分别是作品《谣言》和《自然史》
2013年后，从上海到柏林，从北京到纽约，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到荷兰的埃因霍温，厉槟源的作品在国内外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频频亮相。在国外评论家的眼里，厉槟源“是一位具有雕塑意识的行为艺术家，他征用身体——有时候还有烟火、刀具和其他义肢一般的身体延伸——作为探索不同场域的临时干预装置”（Murray Mckenzie语），但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行为艺术家，不如说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
高中时喜欢西方文学，大学时还做过中央美院诗社的社长，虽然毕业后不再写诗，实则厉槟源是找到了另一种诗的语言：身体。
身体成为词汇，天地时空成为诗的舞台，他的书写，因此可以千变万化，无穷无尽。当然，那不意味着他“笔下”的每一首都是好诗，但至少每一首行动之诗都是活生生的，其中有一些，或动人，或浪漫，或充满难得一见的形式美学——
《拍卖一次拥抱》：一个女孩以335块钱拍下厉槟源曾经发过的一个拥抱的emoji表情，并在2013年12月21日下午到达与艺术家约定的广场——两个陌生人见面后没说一句话，彼此拥抱了半个小时。在他们身后，就是高耸的国旗。
厉槟源 | 拍卖一次拥抱 | 行为，影像 | 2013
“一个人愿意放下怀疑，信任一个陌生的人，我挺感动的。”厉槟源后来对我说。
还有一次，是陪一个醉汉直到醒来——我没问他醉汉的反应如何，是否会觉得坐在他旁边，跟他保持一样姿势的年轻人是一个神经病。
他在北京和台北先后现场写生，画下两个月亮，起名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他在江西一个烂尾的房子里用蘸上汽油的一根麻绳，在房间内摆出一个直愣愣的U字型，叉腿站在麻绳中间并点火。
厉槟源 |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 绘画, 行为 | 布面油画 | 2015
厉槟源 | 房间 | 行为, 影像 | 行为纪录，单频录像 | 2019
但在厉槟源所有的作品中，最令我动容的莫过于那件《自由耕种》。
2014年8月，他回到永州老家，跳入原属父亲、后由自己继承的0.1亩责任田，用力腾空跃起，又重重摔下泥潭，肉身激起的泥水，间或堵住他的口鼻。
在一个半小时的“自由耕种”中，这一行为循环往复，如同巫师舞傩不知倦怠，而田埂上站着的，则是他熟悉或不熟悉的乡亲，或新奇或心疼地旁观着。
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在那之前，他对家乡/故乡爱恨交加，“明知道自己属于那里，却又不想面对那里”；在那之后，“终于和这片土地达成了和解，从此自由了”。
《自由耕种》的后果是当场呕吐，并导致体内淤血，“两个月后身体才恢复过来”。“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它通过暴力甚至疼痛，化解了一些难以释怀的东西。”
我问他如何看待“正常人”的生活，他回答：“我挺向往的，但是我觉得挺难——如果我能有一天好好地待着，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或关系，那我就是成功的。”
“但你内心会不会有一种忍不住要搞点破坏的冲动？”
“甚至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他接着说，“我会倾向于打破安定的现状，或者打破我既定的习惯和固有的思维，但是那样代价也挺大的，别人会一直有误会，包括媒体都觉得你这样搞，是不是又要做秀了……”
“说你又要炒作了？”
“对，类似这种恶心的说法，都是没有想象力的。但这就是普通人的理解，以前我还挺在乎的，现在就觉得无所谓了，感觉生活都是自己的——”
那时候我们坐在上海仁庐所处的一栋老洋房里，半个小时后，他的个展即将开幕，户外风和日丽，已是秋日的通透亮泽。说完上面这段话，厉槟源忽然“跳戏”似的自嘲起来：
“我在说啥？！”
仁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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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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